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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运亨通的奥秘（1）
官运亨通的奥秘（2）
官运亨通的奥秘（3）
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1）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2）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1）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2）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3）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4）
得来还需费功夫（1）
得来还需费功夫（2）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1）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2）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3）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4）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1）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2）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3）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4）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1）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2）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3）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4）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5）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1）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2）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3）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4）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1）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2）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3）
官运亨通的奥秘（1）
张居正仕途顺遂，官运亨通，在当时的官场，像他这样如此顺遂、成功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张居正是成功者！
人治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一路顺遂，爬上高位，必然有他的诀窍。现在，我要说说张居正这个人是怎样爬上权力高位的。
必需说清楚，张居正的出身是卑微的。换句话说，张居正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可言。考其三代，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如果说有什么身份的话，他祖父的身份是“保安”，父亲的身份是“学生”。
可能需要点解释。“保安”身份其实不难理解。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搞分封，把子孙分封各地，正面说是享受荣华富贵，反面说是形同禁锢。其中，有一个子孙被封辽王，在张居正出生的年代，辽王的封地就在张居正的家乡荆州。张居正的祖父，是辽王府的护卫卒，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保安”啦。
那么“学生”身份是怎么回事呢？这和科举制度有关。明代，进学校是科举的必由之路。 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而取得生员资格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统称童试，被录取的就进入府学或者县学学习，通称生员、童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在学校学习的生员，用现在的称呼，不就是学生吗？
张居正的父亲不甘心做“保安”，更不想当老农民，就想考取个功名，混个官做做。运气不好还是脑子太笨说不清楚，反正他考了二十多年，也只是考中了生员。说他是学生身份，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要说他是农民身份，那他肯定不干！因为生员也算是功名的起点了，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所以，说张居正的父亲身份是“学生”，实事求是，绝对真实准确。
可以说，在张居正的仕途上，家庭除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外，实在没有任何帮助。
排除了这个背景，总体上说，张居正走的是自我奋斗的路子。具体说，张居正之所以能够爬上权力的巅峰，一靠的是制度，二靠的是聪明，三靠的是人脉，四靠的是高超的权术。
我得声明，这四个因素，不是按照重要性排序的。或许，在一定情况下，高超的权术，就是主导性的决定性因素。
先说制度。
前面说过，张居正出身卑微，但是，幸亏他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科举最盛的时代，学而优则仕。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那个时候寒门子弟要做官，非经过考试不可。既不能花钱买文凭，考试也很难作弊。作弊倒是有过，恰恰是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为了保证其子能够及第，花钱要未来的作家汤显祖帮忙，汤显祖拒绝了。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张居正的声望损伤很大。这是后话。不过足以说明当时取得做官资格，是相对公平的，要靠自己的本事，歪门邪道基本上是走不通的。
张居正的运气不错。二十二岁就考上进士，而且排名靠前，二甲第九名。
科举考试，排名和年龄都很重要。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按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
首先，取得做官资格，取决于成绩。科举考试的起点是秀才；考取秀才再参加全省范围的考试，考中的称举人；再通过全国的考试，最后考中的就是进士。这些考试，都是唯成绩论的。考中进士以后，按照成绩排序，分三甲。一甲三名，即我们平时说的状元、榜眼、探花。 二甲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其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
官运亨通的奥秘（2）
其次，分配工作也取决于成绩。换言之，进士的分配，是根据他们的排名进行的。每次新科进士出炉后，要分配工作，叫“大选”。 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的进士各分配什么工作，差不多已是惯例，做手脚的余地不大。排名靠前的，你想给他安排差的工作，很难办；排名靠后的，老爹是高官，就想超过前面的，也很不容易。
不过，张居正没有直接参加分配，而是进一步深造了。
按照制度，进士出炉后，还可以参加甄拔庶吉士的考试，年轻而且名次靠前的，有优势。张居正因此而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翰林院是研究机构，在里面工作的人被称为“史官”。如果张居正直接参加分配，那么在中央，可以到监察机关当“言官”，也可以到哪个部去当主事（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到地方可以当知府，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检察长兼法院院长。
有人或许会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在中央当处级干部，到地方当地市级干部，不对等吧？的确不对等。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制度。而且我还要告诉诸位，谁被分到地方当知府，还满肚子不高兴呢？按照“大选”的惯例，二甲里选出若干人，排名最后的只能当知府，不能留首都。
张居正就不关心这些了。他直接到翰林院继续深造。深造完后，也不愁分配工作的事情了，因为制度上早就安排好了，庶吉士毕业后，基本上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或者检讨。
乍看起来，翰林院似乎不是什么好单位，要现在的人去选择，恐怕自愿去的不多，哪如到地市当个“一把手”过瘾啊！但是，明朝有一个政治惯例，具有宪法的功能，任何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敢公然违反的。就像现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一样。
什么惯例呢？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就是说，只能是进士（年轻、名次靠前的）才可以进入翰林院，而只有翰林院出身的人才可以进入内阁。换言之，没有进过翰林院的，将来是没有希望入阁拜相的。而且进入翰林院，是每次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以后，再从进士里考选，大体上不超过二十人。已经参加工作，组织上觉得这个干部有培养前途，再去翰林院进修拿文凭行不行？不行！没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谁这么干，就相当于违宪，想都不敢想！
那么，内阁是个什么机构呢？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似乎不那么准确。这么说吧，如果有人想像为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看是抓住了制度的精髓。
所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这一步很关键啊！
毫无疑问，庶吉士，那绝对算得上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了。而张居正获得这个机会，没有别的因素，只有一条：考试成绩。不过，庶吉士不是官，还算是“学生”，经过三个年头的继续深造，庶吉士毕业（当时叫散馆）后，张居正就留在翰林院做编修，而且一干就是十年。编修属于七品史官。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储相”看待。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后备干部，而且是宰相的后备人选！
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张居正的起步，靠的首先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这样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估计张居正要爬上那么高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
再说张居正的聪明。
这个不难理解。靠老子，不行；花钱，不行；作弊，很难；那就只能由考试成绩说话！
官运亨通的奥秘（3）
而要出成绩，勤奋固然重要，但是聪明还是关键因素。制度是公平的，考上考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全国上下，苦读书者大有人在啊！现在的高考被说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要和科举考试比起来，那才真是小巫见大巫呢！科举考试三年一度，进士录取在三百人左右。竞争何等激烈？！
张居正的老子，后来给张居正惹了不少麻烦的张文明张老爷子，就考了二十多年，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直到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做了官，还考了几次，才不得不放弃了。估计张老爷子没事的时候也会寻思：亲爹和儿子，血缘如此近，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据德国一位很有名气的大学问家研究，说科举考试，主要考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不管怎么说，笨头笨脑的人恐怕很难挤过独木桥。
张居正是个聪明人，脑子很好使。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荆州知府搞了一个征文活动――意思就这个意思，当然当时不这么叫，作品还汇集出版了。其中就有张居正提交的一首小诗。这些征文后来被当时湖广省的“一把手”顾巡抚看到了，很欣赏，就对张居正格外关爱起来。以后张居正能够在北京取得一些人脉，起点应该与此人有关。
该说说张居正的人脉了。
本来，张居正出身卑微，是没有什么人脉可言的。
难道他花钱走了关系？错！不仅他没有花钱，人家当大官的，还给他钱花！
这个和当时的风气有关系。当时官场上读书人掌权，爱才是风尚，是美德，不管怎么说，哪怕是为了博取好名声，对有才华的后生都是看重的。
湖广省的最高长官顾巡抚，是当时有名的文坛领袖人物，曾经在中央做过大官，后来因为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地方做官。这个人尤其爱才，发现了“荆州张秀才”，很器重他，不仅到张居正家里看望，给他银子资助，还有意识栽培他。这个人和在北京主政的严嵩等人都非常熟悉，张居正只身到京，他很可能写信推荐（当时叫荐扬）过的。以顾巡抚对张居正的期许――说他将来必为国相，他不会不帮张居正沟通北京的关系。
有理由相信，张居正最重要的人脉，他官场上的导师、保护人――徐阶，可能就收到过湖广顾巡抚给他的荐扬信。徐阶的政敌严嵩一直对张居正也不错，可能与顾巡抚的荐扬多少也有些关系――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主要因素。
张居正因为有了国家给他提供的制度平台，有了他的聪明，有了这样的风气，结果他还没有进入官场，就获得了些人脉资源。
更重要的是，张居正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后，有一个人是教授庶吉士的，他成为了张居正名副其实的老师。那个时代，同乡、同学（当时称同年，即一同中举人或者进士）、师生，都是相当管用的关系，而师生关系，算得上是最铁的关系了。张居正就遇到了一位不凡的老师。当然，不是张居正一个人的老师。这个人就是徐阶。
说到张居正的人脉，徐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了。
徐阶是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所信任的高级领导干部，教授张居正这批庶吉士的时候，他是管文教的礼部侍郎（副部长），不久升转管干部的吏部侍郎，以后又做礼部尚书（部长）、内阁大臣，直到做了内阁首相（当时称首辅、元辅、首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执政者，当时也称为执政、当国）。
按照现在的地域划分，徐阶是上海人，这个人外表温和、敦厚，实际上很会算计，很有手腕儿。不过总体上说，徐阶在官场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
徐阶像那个时候不少高官大僚一样，也很爱才。他的弟弟和张居正同时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人默默无闻，似乎没有受到过乃兄的关照。而张居正没有向徐阶送钱，也没有低三下四当他的“马仔儿”，甚至还对徐阶产生过误解、指责，可是徐阶就是始终如一地栽培张居正、保护张居正、提携张居正。
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张居正每一次的升迁，都是徐阶精心设计的，前一个台阶为后一个台阶铺垫；四十岁出头的张居正，就被徐阶提拔到内阁，实现了入阁拜相的梦想。如果没有徐阶的栽培、提携、保护，有没有叱咤风云的张居正，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应该说，到此为止，张居正的升迁，靠的不是歪门邪道。问题是，制度平台、个人的聪明才智、乃至人脉，并不是张居正独自具备。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当国柄政，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不能不说，是张居正高超的权术，发挥了关键而又独特的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奥秘所在。而这个话题是贯穿全书的，这里就不好具体描述了。相信诸位看完全书，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进而任低、中级官员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被海瑞所痛骂过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这个人不能说昏庸，但是相当有个性，行为举止差不多可以算得上荒诞。他长期住在宫禁之外修身养性，不上朝，不主持会议，基本上不履行作为国家元首所应当履行的礼仪职责。但是，他对国政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牢牢控制着国家权力，只是方式跟别人有所不同，主要靠听取个别人汇报做决策。
办任何一件事、用任何一个人，要想办，都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的；不想办，也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汇报的人想办的，就按照想办的说理由；不想办的，就按照不想办的说理由。那很容易让听取汇报的人顺着汇报人的思路走。所以，法治国家要议会辩论，要自由公开的媒体争论，以免一面之词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就不展开讨论了。
总之，隐身幕后、高高在上的最高领导人，靠汇报决策，那么谁能够接近他、说得上话，谁就占据主动。所以，嘉靖朝的政坛，必然充满阴谋 。
嘉靖皇帝选拔或者信任主要领导干部，还有一个特殊标准，就是会不会写“青词”。当时有一首诗说：“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君王论相只青词，庙堂衮职谁更补！”可见，青词在最高领导人那里，简直就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了。
那么，青词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写在青藤纸上颂扬太上老君的华丽词藻，通过焚烧达于天听。沉溺于修道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需要有人给他提供这样的文字，谁写得好，他就喜欢谁，信任谁。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考验；是不是拥护他修道，对他的忠诚度如何，都可以通过青词来检验。
这种取舍肯定很荒诞啦！这是后来者的观感。就像我们说到某个时期天天跳“忠字舞”，觉得不可理解，而那个时候的人却很虔诚。写青词也如此。因为这样的缘故，嘉靖朝的政治，在充满阴谋的同时，还显得颇为诡异。
政治和权力密不可分。搞政治，不能没有权力。要得到权力，基本上可以说，除了明争，就是暗斗。明争也有不同的争法。比如，像现代不少国家的竞选，就是名副其实的明争。总体上说，我华夏传统政治中的明争，就是靠枪杆子！
这不是常态。而常态，就是暗斗。
其实，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有些国家也已经有了公开选举的制度了。就是我们中国人中，也有人提出，该让有知识的人自由推举国家领导人。现在看来，主张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是有识之士啊！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观点，是异端邪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处境好不了的！
好了，话题还回到张居正身上。
在张居正初入仕途，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内阁的首相夏言和“二把手”严嵩，因为青词写得好，都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担任礼部尚书（以下说到各部尚书，为了方便其见，就直接叫部长）的徐阶，也是青词高手，皇帝也很信任他。
张居正刚刚进入官场，就目睹了首相夏言和他的第一副手严嵩的争斗。
严嵩很有学问，有文才，为人很和蔼。他靠自己的毅力、忍耐，将近七十岁才有了出头之日。这个人开始很有操守，但是操守和名节换来的是在官场原地踏步。总结经验教训，他开始投机钻营，而同乡夏言是他巴结的对象。在夏言的提携下，加上严嵩的青词写得很好，深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所以渐渐地爬上了内阁“二把手”的位置。在表面恭恭敬敬的同时，暗地里，严嵩却不断施展各种阴谋，取得了最高领导人的信任，终于把夏言赶下了台。德高望重的夏言，不仅被罢官，而且被斩首，下场实在可怜！
严嵩这个人，学问应该说不错，也特别勤政，但是安邦治国的能力有些欠缺。他最大的本事是对最高领导人很柔顺，基本上属于在领导面前当哈巴狗类型的干部。因为柔顺、和蔼的严嵩和比较刚强的嘉靖皇帝在性格上具有互补性，可谓珠联璧合，相互利用着，所以他执政的时间相当长。
但是，在儒家的意识形态里，是反对臣子对上司一味柔顺的。尤其是领导如果有毛病，他们认为就应该直言不讳提出来，不能逢迎，即所谓“逢君之恶罪大”。所以，在正人君子看来，严嵩的表现就是小人、奸佞。故其独掌朝纲的基础并不稳固。而此时作为低级干部的张居正，在目睹了夏言的悲惨下场后，又经历了一场更为持久激烈、更为复杂微妙的上层权力之争。
这就是严嵩当国后的次辅徐阶与首相严嵩之间长达十余年的较量。
徐阶经历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