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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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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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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1
幸福的建筑
作者:阿兰?德波顿
作者简介
阿兰?德波顿: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英伦才子型作家,生于196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伦敦。著有小说《爱情笔记》《爱上浪漫》《亲吻与诉说》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哲学的慰藉》《旅行的艺术》。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
出版时间:1970-01-0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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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对建筑的外观根本无所谓的话倒真是省了心,可很不幸,我们事实上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美”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们情绪的变化。当我们称赞一把椅子或是一幢房子“美”时,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喜欢这把椅子或这幢房子向我们暗示出来的那种生活方式。它具有一种吸引我们的“性情”:假如它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人的话,正是个我们喜欢的人。假如我们不论身处何处,是廉价的汽车旅馆还是堂皇的宫殿,都能保持类似情绪的话事情也就好办了(想想如果我们不再需要重新装修我们的住房的话该省下多少钱),可不幸的是我们极易受到从我们周遭的环境中散发出来的那些电码般的隐含信息。这也就能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建筑和家庭装潢会如此热中了:这些东西能帮我们确定我们是何许人也。
自然,建筑只靠一己之力并不总能使我们心满意足。证据就是哪怕身处田园牧歌的环境中我们仍可能心生不满。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建筑只是向我们暗示出某种情绪,我们的内心如果太过纷扰的话就可能对其视而不见。建筑的功效就好比是天气:单是阳光明媚的一个好天就足以改变我们的精神状态——有些人为了距离阳光充足的气候更近一些会宁肯付出巨大的牺牲;可另一方面,如果你正麻烦多多(比如正深受爱情或职业问题的困扰),那么不论天多么蓝,建筑多么伟大,都无法使你展颜一笑。也正因此,你很难将建筑提升为一个需优先考虑的政治问题:它丝毫不具备清洁的饮用水或安全的食品供应那种斩钉截铁的优势地位。可是它仍然至关重要。
那么中国现今的建筑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西方最主流的现代建筑师都认为努力赋予建筑以民族的特性是荒唐可笑的。他们无意创造可以归之为“墨西哥式”、“瑞士式”或“苏格兰式”的建筑作品。他们渴望一种如今称之为“国际风格”的东西,此种风格似乎正适合一个每天都因交通和信息革命而被压缩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他们希望他们的建筑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内罗毕,在悉尼还是里约热内卢都一式一样,因此他们避免采用那些只有极少数地域才能出产的珍贵材料,而是大量应用混凝土、钢铁或是玻璃之类,就连那些相对来说能引发联想和地域色彩的石头或黏土,他们都敬而远之。这些建筑师瞩望的是一个地域特色从他们的职业中完全消失不见的理性时代,就像他们在工业和产品设计领域已经做到的那样。不管怎么说,毕竟不存在民族风格的现代桥梁、电动剃须刀或是雨伞这样的东西。维也纳建筑师阿道夫?洛斯曾打过个比方:要求特别属于奥地利式的建筑就好比要求特别属于奥地利样式的自行车或电话机一样荒唐透顶。假如说科学和艺术是普适性的,那干吗要求建筑具有地域的不同?像亚特兰大和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中的现代商务区就正是这些现代主义者梦想的缩影,你单从这些区域的建筑来判断绝对搞不清自己到了哪个国家。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旅行当中,我们却认识到,别的国家的建筑中最有吸引力的却正是区别于它的邻国的那些东西。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立即就被那些风格上的不同所吸引。在一个高速公路的加油站,我的目光紧紧盯住的是加油站那木质的覆层或是一家商店前立面的一块黑乎乎的粗糙石块。踏入一个全新国家的兴奋正是跟这些细枝末节紧密相连的,它们之于一幢建筑正如鞋子之于一个人:会意外而又强烈地透露出与众不同的性格。我在它们身上发见了民族特性的蛛丝马迹,激发你四处旅行的关键因素正在于此。它们正是与众不同的中国式幸福的许诺。这样的情感并非源于对民俗式异国情调的天真向往,而是来自一种希望:不同国土之间的真正差别应该在建筑层面上得到适当的表达。我期待那些能助我意识到我此刻正在此地而非彼地的路标、屋顶、窗户和整幢建筑。
然而,大多数中国当代的建筑却并不倾向于展现当地的地域特性。冷漠的写字楼支配着城市的地平线,它们呆板的外观无声地嘲弄着你为了来到这里所经历的千山万水。即便在相对而言的住宅区里,建筑也完全缺乏任何地域特征。在地产商兴建的新兴开发区内,每一幢房子所采用的材料和外观几乎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部分一般无二。你在中国的建筑中却极少能发见中国的特征。
不过,对地域风格的渴望得到了确认后,马上就有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种地域风格具体应该是什么模样。这个问题在别的国家曾以某些准神秘主义的方式得到过回答,就仿佛是说一个国家的边界线是以某种客观的方式划定的一样,认为建筑应该对某些不辩自明的个性作出解读,并被动地予以反映。
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曾专有过或始终锁定于一种风格。一个国家的建筑特性就像这个国家整体的民族特性一样,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动地由其国土决定的。历史、文化、气候和地理都会提供一个广阔的范围以供建筑选择与之产生回应的可能的主题。因此,争论的焦点就并非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格应该就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够表现为什么。建筑师拥有选择的特权,可自由地选择当地精神中那些他乐于相信的侧面予以表现。一种称得上有所传承的中国建筑或许应该是一种能够体现其所处时代与地域的某些最珍贵的价值观以及最高的雄心壮志的建筑——一幢可视作一种可行之理想体现的建筑。
一切设计与建筑作品,从议会大厦到一把叉子或一个茶杯,都在向我们讲述一种最适合在其内部或围绕其周围展开的特定生活。它们告诉我们某些它们鼓励其所有者具有并坚持下去的特定情绪。在为我们保暖及在机械的意义上帮助我们的同时,它们还提出一种敦请,促使我们成为特别的某种人。它们讲述的是某些特定种类的幸福。因此,将某幢中国的建筑描述为“美”的,其含义也就并非限于纯粹的美学喜好;它还暗示出你受到这幢建筑通过其屋顶、门把手、窗框、楼梯和家具促成的那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吸引。“美”的感受是个标志,它意味着我们邂逅了一种能够体现我们理想中的优质生活的物质表现。
一幢理想的现代中国建筑的品质可以比之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令人倾慕的中国人的品质。斯里兰卡建筑师杰弗里?巴瓦曾表示他希望自己祖国的建筑能够体现他那个时代最开明的斯里兰卡人的见解和态度:它应该既能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殖民地历史的负担和特权,又不被这些东西所压倒;它应该敏于采用现代的科技而又能保持一种跟传统与信仰的关联。确实正是一幅当代理想化的斯里兰卡人的形象,激发巴瓦在科伦坡市郊筑就了议会岛建筑群。这组建筑是当地与国际,历史与现代的综合体,屋顶采用的是前殖民时期佛教圣地康提的寺院与皇宫的宝盖顶形式,而内部则成功地综合了僧伽罗、佛教和西方特色。巴瓦的建筑不但为国家的立法机关提供了一个家,而且向我们这些外国人展示了一个现代斯里兰卡公民可能呈现的迷人形象。
要我来建议中国的新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决无可能的——而且非常冒昧无礼。不过,有一点似乎还是可以肯定的:你只有在弄清楚了中国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她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之后,才有可能来讨论中国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
2006年12月
建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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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林荫道上的一幢联排式房屋。今天早些时候,这幢房子跟孩子哭大人叫的声音一起鸣响,不过自打最后的住户几小时前(背着书包)离开后,就剩它独自细品晨间况味了。阳光已经越过对面建筑的山墙,落地窗眼下正沐浴其中,屋内的墙壁涂上了一层浅黄,粗糙的红色砖墙立面也给晒得暖洋洋的。一粒粒尘埃在光线的照射下似乎正应和着一曲无声华尔兹的节奏起舞。门厅里可以听见几个街区之外繁忙市声的低语。偶尔,信箱会砰地打开,接纳一份可怜的活页广告。
这幢房子像是颇为享受这份空寂。一夜过后,它正在重新调整自己,清空它的管道,活动一下自己的关节。这个威严老迈的造物——钢筋铁骨,木头的腿脚安居在泥土的床上——已经久历风霜:无数个球撞击过它花园的侧翼,各道门都经历过盛怒下的摔打,走廊沿线都是练习倒立的支撑,还要承受电器设备的重量和悲叹,忍受初出茅庐的管子工在它内脏里胡钻乱探。一户四口之家荫庇于其间,外加地基周围的一群蚂蚁,每逢春天,烟囱里还有几窝刚孵化出来的知更鸟。它还借一个肩膀给挨着花园墙生长的脆弱的(也许只是懒惰)香豌豆做倚靠,后者则只顾跟一群来来去去的蜜蜂调情。
这幢房子已然成长为一位颇有见识的见证。它参与过最初的郎情妾意,眼看着家庭作业的完成,它观察过刚刚出院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它曾被深更半夜厨房里的秘密会谈吵醒。它经历过冬日的傍晚,那时它的窗户冷得就像是盛冷冻豆子的袋子,也经受过仲夏的黄昏,那时它的砖墙得承受宛若新出的面包的热度。
它不仅是个物质的而且是个精神上的庇护所。它一直是个身份的卫护士。多少年来,它的主人去了又来,他们在房子里兜过一圈之后就会想起他们原本是谁。底层的石板诉说着安详和岁月的雍容,而厨房的碗橱则提供了沉着淡定的秩序与纪律的样板。餐桌,蒙着印有大棵毛茛图案的光滑桌布,则像是一阵顽皮心态的爆发,不过近旁板着脸的水泥墙面又将其中和了一下。沿着楼梯,那些小小的静物鸡蛋和柠檬又将你的注意力引向日常事物的复杂和优美。窗下的壁架上,一个插着矢车菊的玻璃花瓶能帮你有效地抵制沮丧的压力。楼上的一个狭窄的空房给你留出孵化新希望的空间,透过天窗你可以望见流云迅速地越过起重机和烟囱帽。
虽说这幢房子对住户患的很多疾病束手无策,可它的每个房间却都见证了建筑所能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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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建筑历来不乏一定的疑虑。主要针对的是此一对象的严肃性,其道德价值及其造价。一些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士对装潢和设计毫无兴趣可言,反而孜孜于那些无形和虚幻的事物,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据说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质问一位因房子烧成了白地而伤心欲绝的朋友,“既然你很清楚是什么支配着宇宙,你怎么还这么放不下一堆砖瓦石块呢?”(他们的友谊又持续了多久则不详。)传说基督教隐士亚历山德拉在听到上帝的声音之后卖掉了房屋,将她自己关在一个坟墓里,再也不看外面的世界,而她的同道中人西特的保罗隐士则睡在一个没有窗的泥窝棚地上的一条毯子上,而且每天吟诵300句祷文,只有在听说还有个圣人每天吟诵700句祷文而且睡在棺材里之后他才觉得痛苦不堪。
这类的苦行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1137年春,西多会的修士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一直绕着日内瓦湖旅行,却竟然没有注意到湖的存在。与此类似,四年后在他的修道院里,圣伯纳德讲不清楚餐厅区域是否有个拱顶(事实上有)以及他自己教堂的高坛处有几扇窗户(三扇)。一次造访多菲内的加尔都西会时,这位圣伯纳德令他的主人们大吃一惊,因为他是骑一匹华丽的白马抵达的,这可跟他宣誓秉持的苦修价值观正相抵牾,他却解释说这只动物借自一位富有的叔父,而在穿越法兰西整整四天的旅途中他竟然压根没注意到它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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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了,人类力图将物质世界塑造得优雅完美的坚持一直以来就与这类坚决蔑视视觉经验的努力旗鼓相当。人类为了雕梁画栋不惜扭伤了腰,为了在桌布上刺绣出动物来宁肯累花了眼。他们放弃周末的休息将不雅观的电缆线藏在架子后面。他们不惮其烦地琢磨什么样的厨房操作台才算合适。他们一直想象能住到杂志上登出来的那些贵得离谱的豪宅,然后又自觉感伤,感觉就像在拥挤的大街上跟一个迷人的陌生人擦肩而过。
我们似乎既受制于一种践踏我们的感觉、麻木我们自己以安于我们环境的欲望,又有一种相反的冲动,要认同跟我们的个性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广度,要跟我们所处的位置一起改变。一个丑陋的房间几乎能使任何一种针对生活的不完满而生的散漫疑虑固定成型,而一套光照充足、铺着蜜色石灰石地砖的一居室则能为我们心中的不论何等期望都加增信心。
对建筑之意义的信仰建基于环境的改变会导致我们自身的改变这样一种观念,不论是好是坏——以及建筑就是为了向我们生动地展示出我们理想的状态可以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一种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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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会急于赞美我们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在捷克共和国的一幢房子的起居室里,我们看到一个实例:墙壁、椅子和地板如何能综合到一起产生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们身上最好的侧面都特别容易展现出来。我们遂忙不迭地心怀感激承认一个单间所拥有的魔力。
不过对建筑的敏感也有很成问题的侧面。如果一个单间就能改变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的幸福就仰赖墙壁的颜色或房门的形状,那么当身处那些我们不得不观看和居住的绝大多数地方时,我们身上又会发生什么?当待在一幢窗户像监狱、地毯满是污迹、窗帘是塑料的房子里时,我们会经历怎样的情感?
我们之所以能对大部分环境视而不见,正是为了避免不断引发的苦恼,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远离潮湿的污迹和开裂的天花板,不可能远离支离破碎的城市和锈迹斑斑的船坞。我们无法不加选择地对那些我们无力加以改善的环境保持敏感——结果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如果响应斯多葛哲学家或日内瓦湖畔的圣伯纳德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会认同,从根本上而言,一幢建筑到底什么尊容,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或者墙壁上刷的是什么漆,实在没什么大不了,——这种超然的表白与其说源自对美的漠然,毋宁说是为了躲避假如我们直面美的太多缺失所必然产生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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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造伟大建筑的雄心的疑虑从来不乏理由。建筑物很少能将建造它们所要求的种种努力体现出来。面对破产、延误、恐惧以及它们扬起的灰尘,它们一概羞答答地默不做声。那副漠不关心的面孔正是它们魅力的一种惯常的特征。只有当我们想在建造中插上一手时,我们才会陷入无尽的折磨:要说服各种材料和别的人手共同为我们的设计服务,要确保两块玻璃天衣无缝地拼合起来,确保一盏灯对称地挂在楼梯顶上,确保锅炉一点就着,确保水泥柱子都能顺利地跟房顶会师。
即便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建筑仍具有一种再度迅速分崩离析的恐怖倾向。走进一幢刚刚装修好的房子你就会感到一种空落落的沮丧——它迫不及待地要走下坡路:谁知道墙壁多快就要出现裂纹,白色碗橱多快就会变黄,地毯多快就会弄脏。对于任何期望建筑工人能完成他们工作的人,古代的废墟都提供了一种充满冷嘲的教训。庞贝古城的住户当初想必自豪得不得了。
弗洛伊德在他一篇题为《论无常》(1916)的论文中曾忆起他跟诗人里尔克一道在白云石山脉散步的情景。那是个优美的夏日;鲜花盛开,颜色亮丽的蝴蝶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很高兴来到了户外(整个星期都阴雨不断),可是他的同伴走起路来却垂着头,眼睛盯着地面,整个远足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并非里尔克对身边的美景视而不见;他只是对世间万物都是多么短暂无常无法释怀。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他无法忘记“这所有的美景注定要湮灭,冬天一到它就荡然无存了,就像所有人类的美以及所有人类所创造或可能创造的美一样。”
弗洛伊德却很不以为然;对他而言,只要具有爱任何美好事物的能力,不论它有多么脆弱,都是一种精神健康的证明。不过里尔克的思维方式,虽说不易达到,却清楚地表明了美的稍纵即逝、短暂无常对于那些完全献身于美的人士而言,是多么心有戚戚、黯然神伤。这种天性抑郁的爱美狂能在窗帘样品下面看到虫蚀的小洞,刚看到计划就预见到破产。他们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跟房地产经纪的约会,因为意识到那幢已经出价的房子,以至于整个城市甚至人类文明本身都将毁灭坍塌,碎砖残瓦上将爬满蟑螂。为了不愿眼睁睁看着他们热爱的对象慢慢分崩离析,他们会宁肯租个房间或住在桶里。
在极端状态下,对建筑的狂热也可能使我们变为爱美狂和偏执狂,以博物馆警卫的警觉看着自己的房子,在每个房间里巡逻找寻污迹,手里拿着块湿抹布或是海绵。这些爱美狂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小儿女的陪伴,而且在跟朋友们聚餐时只能不理会大家的谈话,为的是集中精力注意看是否有人会靠到墙上无意中在上面留个头印。
以一种健旺的精神拒不赋予几个偶然的污点真正的意义是令人愉快的。不过,爱美狂们也迫使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幸福有时候是否并不在于有没有一个指痕,在某些情境下美和丑是否并非只有一线之隔,单单一个痕迹是否并不能毁掉一面墙,一处错笔是否并不能毁了一幅风景画。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敏感的心灵以一种戏剧化的诚实为我们在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中指明真正的对立:比如,对优美建筑的依恋与对多子多福、关爱有加的家庭生活的追求。
古代智者们建议我们不要将我们的期望值建立在任何有朝一日可能被熔岩吞没或被飓风掀翻,可能被巧克力污迹毁掉或是能吸葡萄酒渍的东西之上,实在称得上聪明之至。
我们应建造何种风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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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建筑是美的?现代以来这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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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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