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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言 (2)
序言 (3)
序言 (4)
第1章 成就帝国需善结盟约
第2章 年轻人应该为战争流血
第3章 海洋比陆地更重要
第4章 不要相信垂涎者的调停
第5章 募兵制的益处和坏处
第6章 罗马人为商业而战
第7章 罗马人的海军力量
第8章 地形对战争的影响
第9章 地形对战争的影响
第10章 战争选择论
后 记
序言 (1)
我没有条件去写一部成功的罗马通史，也没有时间去写一本有关罗马的专门史。即使写了，也不会超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超过阿庇安和蒙森，甚至科瓦略夫 都是不可能的。虽然“上帝在细节中”，但是本书也不会故意铺陈太多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去包裹所谓“真理”，我更倾向于把自己思考的直接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风格。在这方面，笛卡尔、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和培根都是最佳典范，而那种经院主义的写作方法，长篇巨著，只有真正的天才才有可能掌控。在密尔的眼里，整个十八世纪只有爱德华•吉本一个人做到了。更多的作家们只会在里面迷失方向，作品变得冗长无趣，作家成为不幸者。
事实上，我也不可能愿意去写一部罗马史，因为我并非为了写作罗马史而写罗马史，我是为了自己脚下的土地而写，为了祖国而写。从写作素材对作品思想的影响来说，《帝国的命运》并不是一部缺了罗马史就不可能写就的作品，但或许是一部不能令人信服的作品，罗马史只是本书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我对中国的期待，是通过思考罗马史来阐发的。
无论是在地理上和时间上，古罗马距离现在的中国都是遥远的，它们两者虽然偶尔间接的接触过，却无疑彼此都是陌生者。可如果把它们置于大脑的会议室里交谈和握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能够获得有益的内容。不仅如此，一种穿越漫长历史而来的现实联系，也需要我们的研究，这种联系是，共和国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源头在古希腊罗马那里，特别是罗马人的实践那里。
序言 (2)
罗马史是西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反思源泉，它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是众人皆知的，即使在这之后，几乎所有的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学著作都离不开对罗马史的研究，至少它们的作者是熟悉罗马史的。罗马史的重要性，绝不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不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过，而是因为它曾经那样伟大而卓越的存在过。它曾涉及众多的地区和文明，包括了亚洲的近东和中东，是绕不过去的宝贵的历史存在。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政治制度的反思和改革就不能不思考罗马史了。
但就对整个漫长的罗马史而言，我们也不能不选择它最有教益的部分，选择对中国最有补充性的历史。罗马史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王政时期，这段时期，罗马还是个小城邦，由终身制的王来统治；二是共和国时期，罗马人民驱逐了他们的王，建立了共和制度，由两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代替了原来的王，元老院的权力得到了扩大；三是帝政时期，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权力被虚化，奥古斯都成为实际拥有皇帝一样权力的“元首”，这种帝王制度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帝政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我国古代的封建政治制度是类似的，因为就人民的权力而言，状况是一样的。
一般而言，罗马帝国指的是帝政下的罗马帝国，然而就实质而言，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 ，这个时候虽然罗马处于共和制度下，在实力上已经可以称为帝国了。对我而言，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因为在它那里人民不拥有自由，似乎值得炫耀的只有暴力和军事成就。甚至可以说，罗马帝国只是偷窃了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实力而已， 而在具有帝国实力的共和国那里，人民则是自由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和贵族。所以从历史的教益的角度来看，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是最值得研究的，并且我们古代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政治制度，这就使它更具有吸引力了。本书很少涉及罗马帝国的历史，那么“帝国的命运”一词又有何指？
序言 (3)
“帝国的命运”在这里所指的并非是帝国具有什么样的命运，而是指罗马共和国的结局，它那庞大力量的最后结果，是走向一个帝国，走向帝政制度下的帝国的命运。所以，区分具有帝国实力的共和国和帝国是必要的，这种区分中，暗示着本书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罗马共和国能够实现帝国实力；二是为什么罗马共和国最后竟然变为人民没有自由的帝国，这场转变是场悲剧，它的人民为什么愿意放弃这种自由，共和派的力量为什么无法阻止这种转变。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时时刻刻不忘这两个问题，其思考也弥漫在字里行间。
我们的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都是共和国制度，它们之间具有很多相同点，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比之为罗马的执政官和元老院，可这种表面的相似并不能掩盖很多重要的差异。罗马的执政官是由元老院选举出来的，而非走形式，对于执政官的权力，有人民选取出的护民官对之制衡。另外，除元老院为权力的合法来源外，还有人民大会和百人团会议，有点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意思。罗马共和国还建立了一个原则，即所有的官职，必须附有被申诉权（复议权和诉权），这实际上就使所有的权力得到限制，官员不能无缘无故的滥用权力。这就是罗马共和国政体的均衡之道，然而这种均衡的形成并非因为他们听命于一种均衡哲学的指导，而是因为他们热爱权利和自由，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的斗争使然。罗马共和国的政体的各项设置，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实践中磨合出来的，是一群人的行为的自然结果。在那样遥远的时代，他们能创造出如此杰出的制度，不能不说古罗马人是政治天才。
可见，制度不是最重要的，其原因在于，首先制度并非万能，迦太基也是共和国，可是他不幸的灭亡了；其次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而不是制度创造了人，制度只有基于一致的信念才是有效的制度。再好的制度套在软弱的民族身上，马上就变形甚至崩塌了，相反勇敢勤劳守信，爱好自由的民族能够自我生发出卓越的制度出来。所以，成就帝国实力的共和国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在于共和国制度下的政治领袖和人民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我把这些因素看作罗马成就的原因。
罗马人成就帝国所具备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是否是他们独有的？不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因素和生理基因、地理和财富等因素是不同的，后者们都可以通过继承而客观的保留下来，而精神却不一样，他是个人和民族的意志所决定的，它不会因为祖先祖辈具备而具备。现在的意大利人已经不是古罗马时期的罗马人，现在的希腊人也不是那创造伟大希腊文明的希腊人了。相反，这种精神后来被不列颠帝国、美国所“继承”。然而它们能否永远“扣留”那种政治道德和精神？这也是不可能的。不列颠帝国已成往事，而美国也在滥用它历史上的那种政治道德所建立的信誉，这是一种危险的迹象，其民主制度能否扭转这个危险的趋势，还有待观察。我希望我们能继承这种精神，并以此为使命。
序言 (4)
正如罗马伟大的军事家马略所说的，道德不会被继承，它不会因为你家中挂上祖先的胸像 ，你就会具有建功立业的祖先同样的道德。也正如亚历山大在东方征战时，曾沉思的那样，那些断碑残垣之处或不毛之地，也许曾在历史上有过卓越的名声或丰功伟绩。亚历山大要表达的是帝国命运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但却在另一个侧面说明，帝国不存在地理上的继承性，它往往崛起于出人意料之地。事实上并不那么偶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那就是需要拥有古罗马人那样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
关于古罗马人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我在书中已经做了说明，比如理性、守信、勤劳、远见、勇敢和守纪律，等等。但是我认为这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行动主义，是他们一系列品德的基础。罗马人敢说敢为，一身蛮力，从农夫到士兵，凡事亲历亲为。撒路斯提乌斯说：“出类拔萃者行重于言。”他们不太善于写，不空谈阔论，用行动赢得荣誉和成就。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战事、贸易、农业等实打实的事务，那些虚无缥渺的问题，诸如一些哲学问题，他们浅尝则止。
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俄底修斯从战场回到家乡的过程中，不断地和各种力量搏斗，敌人、自然力和神力。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中的埃涅阿斯也是如此，这种和自我外在力量进行斗争的精神，罗马人可以说是最为优秀。他们在不利的地方建起城市，在大地上铺砌公路，在海港建起舰船，用骑兵和刀剑对外征服。在他们眼里值得骄傲的不是做了精彩的演讲，不是写了深刻的著作，而是所能缴获的战利品，金钱、奴隶、武器还有土地。
他们这种行动的力量，有时甚至是粗暴和残忍的，诸如屠杀敌人，抢夺民女的事情并不在少数。但这种行动力很少转变为乖戾和疯狂，这是很难得的一面，因为在他们的行动力中包含了控制力。他们的军队纪律良好，扎营和战斗都颇有章法。在他们某些邪恶的行为下面又隐藏着善，那就是为了祖国的利益。罗马人对祖国的爱超过亲情之爱和对神之爱，因为一旦国家沦亡，家庭就会遭殃，而他们的神也会被亵渎。西塞罗说：“祖国的利益最为重要。”
他们这种爱好行动的性格，也使他们更乐于相信实践，而不至于本本主义，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借西庇阿的口说：“你们是从小便充满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过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训，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得知识的罗马人。” 他们是看不起希腊人那样依靠想象和推理所得出的国家政治原理的，在《论共和国》中，西塞罗毫不谈及亚里斯多德对政体的看法，虽然我们知道亚里斯多德著有《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可西塞罗引用了亚里斯多德对正义的看法，也许在西塞罗眼里，亚里斯多德的优势在于对形而上问题的见解，而不是政治实体问题的见解。在政治实践方面，罗马人更为权威，“我甚至感到，关于从埃及进口小麦的问题的平庸讨论，都使我在国家问题上所学到的多于从柏拉图的整部《共和国篇》中学到的。”
培根说，罗马是一个不受悖论左右的国家。他们不变的就是行动主义，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行动主义，同时我希望对罗马人的这种行动主义的说明能够有利于理解书中的内容。最后，本书不可能完美无缺，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韩满春
2009年2月12日，于北京
第1章 成就帝国需善结盟约
无论是占优势还是处于逆势，要善结盟约，对现代国家来说，这算不上什么，但是对古代部落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理性的进步。当时的人类理智的发育还不健全，十分容易落入滥杀无辜的状态，就这一点来说，罗马人也不能幸免。但是，罗马人比起他周围的部落，更爱定约，他们也热爱法律，法律是贵族和平民间的契约，这是一个民族懂得信任的重要性的表现，实际上也是他们理性的体现，后人说罗马人为整个世界贡献了理性，是非常有道理的。善于定约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罗马人和敌对者之间，使者频繁往来。使者是神圣的，不能侮辱和杀害，罗马人认为若是侵犯使者会受到神的惩罚。有一件事很有代表性，罗马人在和伊达拉利亚人[1]作战的时候，塞诺尼亚人援助伊达利亚人，于是罗马人派遣使者前往塞诺尼亚人的市镇，向他们抱怨，但是塞诺尼亚人把使者碎尸弃野。正因为这件事，罗马人把所有的塞诺尼亚人都杀死了，其中有一支塞诺尼亚人是因为处于疯狂进攻罗马时被灭的。阿庇安说：“这是塞诺尼亚人因为对使节们所犯的罪行而受到的惩罚。”另有一事是他林敦[2]人受鼓动进攻罗马在海边的航船，罗马人知道此事后派出使团去他林敦，但是他林敦人在会议上调戏侮辱这些使者，最后甚至把污秽涂到一位使者的衣服上。这位使者说：“你们这些喜欢恶作剧的人，一定要用很多血来洗掉这些脏污。”罗马人对自己在这方面要求也很高，他们和拉丁人本来是同一支血脉，但是也定盟约，他们和萨宾人[3]之间本是女婿和老丈人的关系，但是也定盟约，这应是理性高度发达后的一种体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罗马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神的惩罚，因为他们很随意的拒绝了萨谟尼安人定约的要求。对于罗马人来说，若是对方要求定约，他们应仔细考虑这些要约的。若是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定约的习惯是很弱的，秦国的远交近攻只是落在策略层面，而非要真的恪守。中国似乎也不太相信这些纸面上的东西，常常是通过进贡或者通婚来保持合作关系，正是定约观念的缺乏，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吃亏不少，像咸丰皇帝就认为那些条约总是可以找个借口否认的，所以常常为求平安随口答应。当《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訢对英法军队真的撤到南海感到惊讶，另外，奕訢竟听信“调停者”俄国大使的谎言，害怕俄国人可以让英法军队再调头回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失地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4]没有契约观念的人，常常容易认为别人不守约。罗马人的守约使之能够获得很多盟友，他们愿意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因为他们相信当他们有难的时候罗马人也会帮助他们。最著名的事情就是迦太基[5]的汉尼拔[6]战争，若不是罗马的盟友们让汉尼拔陷入战争的稀泥，罗马早就已不存在了。谨慎的定约和守约的益处是那样的大，只有那些成就帝国的人才能真切的明白。[1] 罗马城邦的周边有很多其他部落，罗马经常和这些部落发生战争，伊达拉利亚人就是其中一支，后面所提到的塞诺尼亚人、萨谟尼安人和萨宾人也都属于这种情况。[2] 他林敦是南意大利的希腊化城市，建城时间和罗马差不多，它曾一度强大，控制了亚得里亚海上的贸易。罗马人曾和他林顿人之间订立过互不干涉的条约。显然，这次他林敦人对罗马舰船的攻击已经严重违反了他们之间的条约。[3] 萨宾人是较早和罗马人发生联系的部落，并在历史上和罗马人发生过多次冲突。罗马人后来抢夺萨宾妇女为妻，并因此差点和萨宾人之间发生大战，被这些被抢夺的妇女阻止，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休战，并订立了条约。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很多西方艺术作品的创作来源。[4] 参见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三联书店2006年版。[5] 迦太基是位于北非（今天的突尼斯）的腓尼基人的城市，他们在历史上曾取得巨大文化、商业和航海成就。但因和罗马之间的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The Punic Wars），后来衰落了。[6] 汉尼拔（Hannibal，公元前247年—前183年），迦太基名将，由他发动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又称汉尼拔战争，在历史上具有盛名。
第2章 年轻人应该为战争流血
在电影《特洛伊》中阿喀琉斯[1]说了一句很经典的台词，“战争就是年轻人流血，老年人谈话。”可在不诚实的民族那里，年轻人虽然流了血，桂冠却是老年人的，因为据说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和非凡的经历。这往往造成不诚实的民族吃败仗，因为所谓的经验在最新的战争中可能没有一点用，相反体力、勇气和智慧是第一位的。
韦格蒂乌斯[2]在《兵法简述》（Epitome of Military Science）中说，罗马的军队的兵种是有年龄限制的，十七岁到二十五岁的当轻装兵，二十五岁到三十岁当剑矛兵，三十岁到四十岁当主力兵，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当后备兵。站在兵阵第一排的是剑矛兵，第二排的是主力兵，第三排是轻装兵和后备兵。这种安排，当然是年轻人流血。我相信，军队对士兵体力的考虑是当然的。那么对勇气和智慧的考虑呢，因为这些都不能从外表看出来，所以重要程度往往被排在经验的后面。罗马人这方面是有法律规定的。
但是罗马人为西庇阿[3]改了两次法律，第一次是为了他能够担任执政官从而对抗汉尼拔，罗马的法律规定只有满四十二岁的才能做执政官，而当时他才三十八岁。次年，四十二岁的限制又重新有效。第二次是七年之后，又需要选他为执政官去进攻纽曼细阿[4]，罗马人已经在那里吃了很多败仗，因为罗马的法律规定每人在十年之内不能两次担任执政官，人民大会又修改了法律，据李维记载这一条后来被苏拉又重新确立。
第二次修改的法律虽不是考虑他的经验资格不够，而是罗马人害怕军队被某一个执政官控制，成为私人的武装。虽然这一情况在后来并未避免。要知道在攻打纽曼细阿的时候，在西庇阿前去统领军队之前，前几位执政官之所以打败仗，是和他们以公谋私分不开的。由于执政官的任期只有一年，那些前去的执政官早就听说西班牙黄金满地，所以就特别想在一年内多打些胜仗，多掠夺些金银财物，这也就造成他们常常背信弃义，不守信用。他们掠夺金银是为了中饱自己的私囊，而打胜仗是为了凯旋，为了能在国内获得好名声。可是一旦情势不利，他们一下子又得过且过起来，常常等到下一位执政官来接受烂摊子。所以公务人员以公谋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即使罗马这样优秀的军队也会变得没有战斗力。
西庇阿和汉尼拔是年轻人的典范，他们分别代表了罗马和迦太基的未来，甚至可以说第二次布匿战争就是这两位年轻人的较量。这是基于他们在勇气和智慧上的贡献来说的。西庇阿做将军出征西班牙时只有二十四岁，非常年轻，他的父亲和叔父都刚刚在西班牙战死，当时罗马人害怕迦太基的军事力量，竟然没有人敢主动要求出征。这个时候，西庇阿主动站出来发表了长篇的演讲，并且说要征服阿非利加和迦太基，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是在说大话吹牛皮，很多年老的人说他太莽撞了，他又召集会议演讲了一遍。后来他真的实现了他的预言。
汉尼拔也是非常优秀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