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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力量
由改革到社会创新
创新——新保守主义吗之创新风险
创新——新保守主义吗之规划还是无规划
专家和管理者
组织中的权力和责任
管理学
组织的原则
中产阶级社会
教育革命
扩展的范围
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资本投资
经济学上的分析
何以支撑教育
教育的对象
社会风险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从实践中学习
教育的社会责任
发展的新领域
希望和风险
经济发展可能吗
“起飞危机”
农业问题
“社会资本”支出
态度问题
建设工业社会
资本的角色
我们面临的问题
变化的东方
西方：胜利还是失败
东方的变化
创新的力量
创新可以增加但不可取代。它不可能也不会代替天才的创造性活动和对“尤里卡”（Eureka，即新发现）的突然洞见。创新也不会提供对知识进行细化和适应的组织性工作。
相反，创新会被适当地用来增强天才灵光一闪的能力和对改良、适应和应用进行持续地去伪存真的能力。可以说，它捕捉到了个人洞见中光芒闪耀的瞬间——闪过地平线的那一刻，并把它变为永恒的光照。同时，它能为改良工作提供方向；在现有知识的扩展中，当细微和乏味的思考踏进新的想象力之门时，它可以进行感知。实际上，创新可以进行组织工作以实现这一飞跃。
抗菌素的故事可以说明这样一种力量，它将天才的灵光一闪转变为系统创新。弗莱明（Fleming）发现青霉菌具有杀菌特性正是天才的灵光一闪。这一创新来自于弗莱明的深刻洞见，得自于对未知领域的条理化组织过程，是生物体有机化学反应的一种全新观点，也是用“抗菌素”治疗疾病的一种全新方法。这花费了10时间。但是一旦成功，几乎在一夜之间，它使得如下方面成为可能：为发现新的抗菌微生物而进行的系统研究；关于这些抗菌微生物的知识的进步；对它们的化学反应和使用风险的理论把握。
创新对目前知识改造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它发展了变化理论，这个变化就是从不发达的前工业社会的静态经济转向日益先进的工业经济。10年前并没有这样的理论。今天我们有一种公认的既粗糙又原始的理论，但已经足以在经济学家中赢得普遍的认可，不论经济学家还持有其他观点，也不论他们为铁幕阵营的哪一边效力。然而，不同于其他主要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归功于某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毋宁说它代表着一种方法的成功：确定目标，明确我们必须知道的东西，分析大量细微的为改进而作的努力以确定从适应到创新的关键点。
创新并未改变人类生存固有的限制。创新在这些限制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树立一个超越人类目前能力和知识的更高目标，确定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并组织工作将其完成。而且，创新无处不在——这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创新仅仅是我们能够系统地去做过去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事情，是我们能够组织普通人去完成过去通常只有极少数天才才能完成的事情。
创新有两大主要领域：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有技术创新，即发现对自然的新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转变为人类新的控制能力，预防能力和生产能力。还有社会创新，即分析社会需求和机遇以及发展出观念和制度来满足它们。在这两大领域中，创新给了我们新的能力。它使技术变得没有局限，超越了社会中的改革和革命。
由改革到社会创新
“租借法案”的出台让所有的新式武器都相形见绌，它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它使一种凝聚的战斗力成为可能，能够在核心政策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进行生产。它还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创造力，实际上民族自豪感和创造力是以之为基础的。同样，正是马歇尔计划而非原子弹使西方世界得到了复兴。这些都是社会创新，它们对我们这代人生活的巨大影响如同技术创新一样。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力量出现不是靠技术，而是靠社会创新，比如五年计划和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全民教育理念。今天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另一种社会新观点，即社会创新。
发达国家经济在近25年或50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同样的社会创新。卡特尔和反垄断法都是社会创新。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和投资信托，工业中大规模生产、分销、研究和所有权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创新而非技术创新，正如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的新观念一样。“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创新，尽管生产工具至少在部分上是属于技术性的。
整个世界（苏联亦是如此）出现了新的机制——企业和管理，后者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作一番近距离观察，许多在过去30年或60年内成功地从一个街边小店发展到商业巨子的企业都是基于社会创新理念。英国马克斯斯宾塞公司或美国西尔斯公司都是基于规模市场的愿景；大众汽车公司是基于欧洲交通革命的愿景；IBM是基于一种信息组织和办公组织的愿景；荷兰飞利浦公司则是基于世界经济及其生活新需要的新概念。
社会创新也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个人成功故事的标志，例如那些让民众倾倒的“百万大亨”们。从20世纪初的普雷斯·洛德（Press Lords）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到今日的希腊油轮大亨——这些油轮大亨能积累大量财富是因认识到世界能源经济已经成为交通运输中的新亮点，所有这些人都起家于对社会因素的全新配置，得益于关于社会机遇和社会需求的新观点。然后，他们创造出所需要的技术，设计出新的金融手段或者销售和服务的新方式，等等。
因此可以说，社会创新并不是什么新奇事。一直以来，它至少像技术创新一样重要，至少像技术创新一样具有广泛的影响。要不是因为17世纪晚期保险业这种社会创新，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工业经济的出现，因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毫无保护的状态下去承担来自自然灾害、火灾或洪涝以及船只失事或暴雨冰雹的经济风险，那么我们就无力再担负来自经济变化的经济风险。社会创新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变得更频繁、更迅猛和更“常态”。
今天，在每一个大型企业、大型工会和政府机构中，我们组织起来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创新。极少有企业已清晰地意识到这点（我仅知的一个是通用电气公司，它特意组建了总部幕僚致力于社会创新）。但是，所有的大型公司和许多小公司都在一个或几个领域内从事着社会创新，这些领域包括组织结构或市场营销、技术研究的管理、物流成本或金融政策、人际关系或数据处理，以及管理学教育或国际经济发展。同样，政府和大学以及医院和军队都在致力于社会创新。
如果不是我们正在获得系统的、有目的和有效的社会创新能力，那么，所有的社会创新都没有意义。我们或许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新能力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的确知道，它是一种方法而非天才的灵光一闪，是科学的想象而非艺术性情，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而非偶然巧合，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能使我们树立目标并组织工作实现目标的方法。
这一进展的标志就是独立的新研究机构有意识和有目的地将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融合到一起，而这些新研究机构自二战结束以来在这个国家变得如此引人注目。斯坦福研究院、理特管理学院和兰德公司（美国空军的一个分支）都将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整合在一起。它们的员工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和营销专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与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数学家一起工作。
仅在20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当美国农业部——美国最古老、最庞大和最广泛的研究机构——在30年代重组和扩展研究工作时，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泾渭分明的。南部和西南部非常成功的地方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仅包括原材料、产品和工序方面的物理研究。然而，战后的研究机构都将其非凡的成长和成功准确地归功于对社会创新的囊括。
社会创新的影响与技术创新的影响类似。它使社会组织更开放，使向新社会目标的有序迈进成为可能，使依照要求对社会新工具和新机制的有组织开发成为可能。通过现有的方法和机制，创新使得我们可以选择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和将要实现的社会目标。
在25年前的工业社会中，我们只知道一种可以提供现代医护费用的方法，那就是政府运作的国民义务健康服务。似乎仅有的问题是：这是否会有故障。很明显的证据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广泛地接受医护治疗成为令人向往和可能的事情，但也确实为富人以外的所有人引发了医疗费用问题。每个欧洲国家都遵循着这一理论逻辑进入了政府运营的国民医疗体系。
美国一旦理解这种“逻辑”也将会这样做。相反，我们认为的问题是：要使所有的人支付得起看病的直接费用。我们认为的要求是：医疗费用必须预付，风险必须分担。我们轻易建立了一个机制使二者都切实可行，因为疾病的可能性分布是可以预测的。我们认为的具体规划是：保证病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医生，维持二者之间的职业关系，允许医生在职业道德的限度内自由地确定费用，以及确立地方和私人控制的原则。然后，我们策划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理念和方法：自愿医院保险，开始主要针对职工阶层后来包括整个社区人员；自愿医护保险，主要针对“常规”疾病；主要医疗费用保险，针对非常规的、费钱费时的重大疾病；等等。我们已经建立了像“蓝十字”和“蓝盾牌”这样的自愿社区合作社机构，它们与医护计划和保险公司处于自由竞争之中。这些发展中的每一步都实现了部分的特殊目的；而每一步都与普遍的整体范围的最终目标紧密相连。
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问题是：具体的规划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了达到对每个人实行经济保护的目标，有些边缘领域还需要政府的资助，包括对老年人这样的边缘群体的基本医疗风险的再保险，以及病期漫长的精神病患的护理、治疗和开支。那些非常贫困的、不定期失业的群体不可能涵盖在保险范围之内，但是他们必须享受免费医疗，就像慈善团体的病人那样，或者得到政府救济基金的资助。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提供保险给那些要抚养小孩的离异妇女，除非她们有一份工作。就像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存在弊端一样，我们也不例外。
但我们坚信我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解决了其中的大部分，而花费并不多过一个最有效的政府体系的开销。我们是通过增强社会价值观来实现的，这些我们正确地或不正确地认为有价值和重要性的社会价值观包括：职业独立、地方自主、自我管理和多元竞争。
我们着手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欧洲面临的问题，二者目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设计“产品”所使用的资源是我们本土的自然资源，即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习惯。
也有一些例子，使用同样的资源却设计出不同的社会最终产品。例如，马歇尔计划所使用的贷款、专家建议和跨国管理委员会都不是新事物，但是，“产品”的确是新的，是为了满足一种真正的创新观点而有意识地进行设计的结果。另一个例子是目前建立的一些跨国企业——既有欧洲公司建立的也有美国公司的——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制造业公司是通过非常古老的方法如贷款、专利特许权和投资，而非特殊的技术和生产线。这些制造业公司在当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它们的繁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欧洲统一的前景不是通过征服、俾斯麦（Bismarck）诡谲多变的外交手腕或革命的爆发来实现，而是通过有计划的设计和发展共同债券、特殊功能的共同机构（如钢铁共同体、共同市场或欧洲原子能机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经历来实现。用来建立欧洲联邦的资源恰恰是曾经导致欧洲长期分裂的民族利益、民族忠诚感和民族传统。
在今日世界上那些贫穷的农民社群里，人们为了共同的进步，在一个较小的但或许是非常重要的范围内，努力创造一种自愿协作的习惯。这些社群的确有着非常强有力的协作传统，但仅仅是为了维持习俗而已。传统上，新事物只能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这么多该做的事情是如此简单，比如挖一口井、铺设引路和使用更好的种子。这些简单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远超出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然而，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社群相互协作的习惯，这种习惯曾经阻碍变化和抑制主动性，现在却倾向于促进变化和提高主动性。创新取决于将农民的旧传统转变为他们开创新事业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他们可以获得新的观点和力量。
我想，最后要举的例子说明了社会创新不同于产生社会变化的旧方式，即改革和革命。不同于改革，是因为社会创新的目的并非纠正不足，而是创造新的事物；不同于革命，是因为社会创新的目的并非颠覆旧观点、旧信仰和旧制度，而是利用传统的观点、信仰和习惯来实现新成就，或者是利用能更好地改变习惯和信仰的新方法来达成旧目标。但是，社会改革也尝试着做一些既非改革也非革命所能做的事情：赋予我们一种方法，既能确定可能的和需要的目标，也能确定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做的事情。
与技术创新相比，我们更需要社会创新。后现代世界的新领域都是创新的领域。改革和革命都无法解决这些大问题，只有真正的社会创新才能担此重任。
创新——新保守主义吗之创新风险
创新即冒险。现有的资源是对未来结果的承诺，尽管未来结果难料。目前的活动和行为也从属于未来现实的一种潜在性，尽管未来现实还尚未被知晓和理解。
创新最好的界定是：人们通过承担风险和创造风险，力图在他们的思想和周围世界中创造秩序。它也可以被界定为，通过系统地——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寻找风险来取代现代社会之前的盲目（例如文艺复兴中人们对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灵福尔图娜的信仰）和取代较为新近但仍然落伍的“必然的进步”之观念。这两者都认为不存在偶然性和风险。
创新是大胆的且非常大胆的举动。这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不是一个，而是三个：被创新赶超的风险，可以称为创新暴露的风险；创新失败的风险；创新成功的风险，此为三者之重。
（1）被创新赶超的风险（创新暴露的风险）
创新几乎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现存秩序，使昨天看上去还无懈可击的事物变得陈旧荒废，使昨天还占优势的事物变得微不足道。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今天的大型企业有一个内在动力使得它特别地在效率和出色管理方面更有优势，并且当其不再有进取精神和竞争力时仍然非常强壮、有力和庞大。这里有玄机可谈。然而，30年前的美国前100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如今已经有一半以上从名单上消失了。一些公司完全不存在了，而另一些则已成了明日黄花。这些公司的地位已经被那些在30年前尚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公司所取代。新上榜者现在的地位并非归功于财务管理，而是归功于新技术、新工序或新产品——最重要的是归功于创新。
创新暴露的风险改变着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本质。这里经常可能出现突然变盘，彻底改变了各种力量的国际布局、地位和平衡。或许是发生在世界经济、世界资源布局和世界交通布局中的变化，或许是政治博弈的变化、军事或工业力量平衡的变化以及民族政策的变化，所有这些几乎都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国家甚至是最庞大和最强大国家的国际地位。
当然，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曾经发生在历史过程中——但是极为少见。原因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可能是一个民族活力的衰弱或另一个民族创造性力量的突然爆发，也可能是外族的入侵或者商路的突然转移。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变化是新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引发的结果。但是，在过去很少成为“转折点”的事件，现在却成为自始至终的危险因素，曾经的副产品现在却具有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曾经的福尔图娜现在却是风险。
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它完全适用于一个国家和一种经济体系内的各种机构、群体和力量。每一项技术、每一种行业和每一个企业都在风险中生存，可能未有任何预警就变得陈旧过时，可能被技术创新或社会创新摧垮或毁掉。
这种风险不可避免。相反，任何阻止创新的企图，甚至任何无视创新的企图，都只增大风险。风险不可小视为“都是日常小事”。我们必须接受它并为之做好准备。
（2）创新失败的风险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讨论创新中的这一风险。
创新必须展望未来，并且把资源、努力和命运诉诸这种展望之中。但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更不要说控制它。因此，创新必然有着很高的失败率。创新的失败或许是因为认识上有缺陷、筹划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或许是因为不能达到预期结果或者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结果，或者是因为——很可能是最残酷也是最普遍的风险——创新的努力获得了出色的成功，但仅仅当其完成时已经时过境迁，被新事件和新知识的发展所取代，变得不再适宜了。所以，30年前最显要和前途无量的人物的医学发现很少能为今日医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两大风险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仅仅是更多和更快的创新就能够应对被其他创新所取代的危险。而这必然会促使我们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