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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我花开后百花杀”
第一章　殉教者（1）
第一章　殉教者（2）
第一章　殉教者（3）
第一章　殉教者（4）
第一章　殉教者（5）
第一章　殉教者（6）
第一章　殉教者（7）
第一章　殉教者（8）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1）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2）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3）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4）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5）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6）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7）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8）
第三章　创始人（1）
第三章　创始人（2）
第三章　创始人（3）
第三章　创始人（4）
第三章　创始人（5）
第三章　创始人（6）
第三章　创始人（7）
第三章　创始人（8）
推荐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以当代国际关系重大事件——若非最重大事件的话——为背景的“政治小说”。劳伦斯·赖特显然做了大量而且深入的调查，努力向世人揭示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台前幕后，尤其是基地组织过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与美国的怨仇渊源，其宏大的历史背景跨越了半个世纪。“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首先关心的是谁对美国发动了打击以及美国会如何应对。事件发生那天，我在日本国立防卫研究所参加会议，研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的美国东亚政策。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目睹了由本书所描述的“巨塔”遭受飞机撞击的震撼性实况。这座“巨塔”拥有双塔结构，它是世界有名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将近二十年前，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多次登塔参观，先是被人陪同，后是陪同他人，以至后来对双塔结构轻车熟路。1990年在其顶楼所拍的一些照片，仍是我最喜欢的。看到熟悉的双子楼北楼被撞后产生的浓烟，我起初的反应是好莱坞梦幻工厂制造新片的实况转播，但播音员的声音却那么惊恐万状。首次撞击的六分钟后，另一架航班为175的美联航班机又撞上了南楼。这时，我向上海拨了电话：“世界变了。”世界可能没有大变。太阳依然升起，月亮照样降落。纽约人在市长朱利安尼带领下，发扬了高度的爱国心，含着眼泪清理了废墟，誓言在巨塔上重建美国的信心。那些打击美国的集团也没有变，仍在窥视下一次机会。2006年8月10日，伦敦破获惊天大案： 恐怖分子试图携带液体炸弹从希思罗机场登机，企图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掀起新一轮恐怖打击。之后人们坐飞机出行就多了些禁忌，因为手提行李不再允许携带液体。爆炸次日，9月12日，我回国，一起与会的美国同门师兄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却滞留东京多日，那是由于美国对全国空域实施了民航禁空。回到上海当晚，美国之音的采访电话跟随而至。知道这是全球直播，没有任何失误的余地，我对着电话讲了这样的话：“我代表自己与同我类似观点的中国人，向受害者家属、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哀悼与深切慰问。这次恐怖事件不仅是对美国的打击，也是对人类的打击。”（在被劫飞机上与被损建筑物中，可能有中国人和其他各国人员，他们都是无辜的。世贸大楼不仅是美国的，它连接着各国财经，在全球化时代它的意义超出了美国地域。）我继续说，“还有三句话告诫。第一，美国一定会报复，但反击一定要有事实依据，严防不必要的关联损失。如若不然，对美国损害更大。第二，美国自卫，一定要在国际多边框架之下进行。第三，尽管美国人多数此刻听不进，但作为朋友，还要提请思考为什么（受打击的）又是美国。”事实证明，这些提醒是有益的。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某种支持。尽管联军在阿富汗反恐效益有限，但其合法性未受太多质疑。但美国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根本精神。美国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从假定出发发动战争，实质上滥用了先发制人的使用原则。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伊拉克纵有千般问题，只要不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只要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伊拉克的命运还得由伊拉克人民自己来决定。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损害了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美国的日子也未好过。五年战争中美军直接死亡已过四千，以最保守的估计，美国为伊战而破费的财政开支早已超出四千亿美元。这个双“四千”或随时间延续转为双“五千”的后果，是共和党失去在白宫和国会两院的领导权，美国人民已经并将继续过上一段经济衰退的生活（这当然还有近来金融危机等原因）。极其严重的是，美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这使得2008年谋求总统竞选的美国政治家们个个高举“改变”旗号，人人保证以不同方式尽快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要说“世界变了”，那肯定有变。美国从二战所获得的国际尊重，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衰减，在“9·11”事件后更是加速损耗。肯尼迪家族在世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近年曾愤怒批评布什外交写下美国建国以来整个外交史上最黑暗一页，而布什的反恐战争就是其外交国防的主旋律。作者赖特通过无数的面谈与查询资料，特别是对大量穆斯林人的面谈，试图去伪存真，串就大量貌似关联但又支离破碎的片段，其实他作为个人在担当美国政府每年花了几百亿美元税金所开展的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其任务之艰巨，工程之浩大，难为人们想象。我们有理由对他知难而上的敬业表示尊重。显然，作者比常人更多接近真实，但对于还在进行中的这场反恐“战争”，他不可能完全了解真情。对于赖特所不能串联的，他也只能以作家的想象，进行某种虚构了。因此，读者不必对其描写的一些细节过于较真，可能还是简单一些地欣赏赖特所描述的波澜壮阔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为好。译者张鲲和蒋莉将这部难度较大的作品再创作得妙笔生花，更有助于我国读者走进这段历史。如果读者们能够深思“为什么又是美国”这一问题为什么迄今在美国仍是禁忌，那对当今世界的体察就更见功力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
“我花开后百花杀”
——《巨塔杀机： 基地组织与“9·11”之路》推荐序我长期从事中东事务的报道和研究，早前侧重从传统的地缘政治层面来考察和分析中东问题，如阿以争端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纠葛，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和地区恐怖主义等等。在考量这些问题时，美国的位置和角色自然无法回避，但同时，美国并不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也不是被人仇恨的头号目标。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和海湾战争的爆发，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队涌入阿拉伯半岛，美国在中东的宗教和民族极端者眼里，已经取代以色列，成为第一号“撒旦”或是最危险的“撒旦”。而这意味着直接以美国为敌、跟美国人死拼的时代到来了。如果说，汽车炸弹在贝鲁特夺走200多条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的性命，只是表明有人想教训、遏制一下美国的不公平介入的话，那么，美国驻苏丹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同时被炸，则预示着反美主义已经从时间上超越了中东的历史恩怨，从空间上超越了中东的地域限制，从情感上超越了中东的土地和民族纠纷，被少数人有预谋地扩大为一场无所不在的反美/抗美超限战。这场完全以非传统方式发生、发展的反美战争，因“9·11”事件而登峰造极： 策划者以好莱坞导演都难以设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集体自杀式进攻；执行者是西方奶水喂大的现代青年；战场直接开辟进美国的腹地；袭击者不分国别、种族、信仰以及男女老少地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这一切，使传统的中东问题突然间失去分量、被边缘化，而以美国为目标的超级恐怖主义则如蘑菇云般突升于地球上空，震惊世界，而且像半个世纪前的珍珠港事件一样，把在星巴克和拉斯维加斯享乐的美国人拖进了恐惧与黑暗，拖进了一场始料不及的反恐战争。“9·11”事件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甚至是那么的荒诞而痛苦。然而，“9·11”大悲剧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基地组织如何会一夜间成为全美公敌、乃至世界公敌？美国为何招人仇恨？为什么又偏偏是本·拉登？这些疑问，是很多政治家及民众追问的谜团，也是考察中东政治的资深研究者试图破解的显学。然而多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始终无法圆满解答酿成这一旷世悬案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也没有看到令我信服的实证材料，所得结论大都基于一般逻辑，特定民族的气质、心理、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然后借助本·拉登等人的零星言行，以及对中东问题的综合分析而推断出一套看似合理的猜想。然而，猜想总归是猜想，直到通读完劳伦斯·赖特的《巨塔杀机： 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这部书稿，我心中那些飘忽数年的悬疑，才有了着落。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将这部近500页的巨著交给我，本意是希望我写一篇序言，但事实上，阅读的过程变成了我学习、补课甚至是满足好奇心的难得机会。因为这实在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佳作，它吸引我在繁忙的事务中，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精读了一遍。因为这不是一部简单的情绪化的政治说教和反恐宣传读本，而是淡化了特定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直观考察。它既没有脸谱化地把本·拉登及其追随者描述为天生的变态杀人狂，也没有把追踪他并试图瓦解其巨大阴谋的美国情报部门探员拔高为民族英雄。作者仿佛一个超然冷静的观众，用平和的语调旁白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决斗。这本巨著，毫无疑问是相关领域中最好的话题之作，尤其在本·拉登何以成为恐怖大亨、基地组织何以成为美国的头号死敌、美国何以未能避免立国200多年来首次本土遭袭、中东何以成为恐怖主义沃土等方面，提供了最有新意和前沿意味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基地组织的思想基础、本·拉登的心路历程、美国情报部门的内耗和办公室政治、中东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纵横交错及传承发展，都被系统性地梳理出来，使我们看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等势力风生水起的客观条件和必然结果，并较完整地回答了世界性的追问： 谁催生了基地组织？谁导演了“9·11”事件？作者另一个旗帜鲜明的研究结果是，“9·11”悲剧的发生，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门户之见、利益争斗和相互封锁信息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可悲而可怕的官场政治造成防恐、反恐的盲区，最终使袭击世贸大楼的阴谋轻易得逞。这一教训，对全世界的政府部门而言都是足以镜鉴的。其次，本书完整地向我们披露了类似《指环王》中的魔都世界，即几批人，或几代宗教偏执狂在思考民族、国家、信仰、世俗生活和未来世界时走火入魔。他们既以“邪恶的”西方为敌，也以“堕落的”本国政府为敌；同时又不择手段地同在野力量角逐着、觊觎着庙堂的权柄，以期实现其心目中那个原本不存在、也必然与现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乌托邦，以至于突破所有文明与信仰的道德底线。其三，它具有一般纪实作品所缺乏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完全可以当作一部精彩的政治小说和市井剧本欣赏。本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情节丰富多变，以中东百年历史为宏大背景，以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恐主管约翰·奥尼尔和本·拉登为代表的两股力量间的角力为叙述主线，将4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海湾战争、埃以媾和、萨达特遇刺、黎巴嫩内战以及纽约世贸大楼首次被炸等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用清晰、准确的方式，呈现了基地组织孕育、诞生和成长过程中多个关键人物的个人际遇与对社会的反作用。其中包括了穆斯林兄弟会的祖师爷、埃及激进思想先驱穆罕默德·库特卜，埃及盲人教长奥马尔，埃及医生扎瓦希里，苏丹前议长图拉比，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和本·拉登，等等。在这部作品中，有关两个敌对主角奥尼尔和本·拉登的生活、家庭、经历和工作，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被刻画得细腻、自然，真实、可信。其四，这部巨著的成书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严谨的方法论范本。该书涉及的主要人物达86人之多，而作者开列的采访对象竟然接近700人！这近700人不是随便可以接触的街头百姓或同事、朋友，而是提供本书多数事实、或印证这些事实的各种直接当事人。既有一些国家的王室成员、高级部长、大臣和情报主管，又有安全、情报和反恐部门的一线人员乃至其亲人、情人，更有本·拉登等恐怖大鳄的家人、朋友、司机、保镖、部下、邻居甚至孩提时代的玩伴，其中，部分当事者经作者反复录音采访多达几十次。为了实地采访和考察，5年间，作者的足迹遍及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沙特、埃及、巴基斯坦、阿富汗、苏丹等国，且获得大量接近情报部门、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大学图书馆内部档案的机会。此外，作者所列参考文献的种类约为160种。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新闻调查报道中求真、求实。而对于一些作者认为是事实但无法得到旁证的结论，则毫不吝惜地牺牲掉。读完这部获2007年普利策奖的巨著，估计没有人会说它浪得虚名。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都太精彩了。“我花开后百花杀”，借用黄巢的诗句，我觉得在这本书面前，其他的同类著作都只能黯然失色。前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
第一章　殉教者（1）
在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头等舱里一位瘦弱的中年作家、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①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到了美国之后，是像那些拿奖学金的普通学生一样整天吃吃睡睡，还是应该与众不同？”②他这样想道。“我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当时是1948年的12月。新世界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那是一个胜利、富有、自由的世界。而在他身后，则是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埃及。这位旅客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他离开也并非心甘情愿。这位神情严肃的单身汉身材瘦小，肤色黝黑，前额凸出，留着一撮比鼻子略窄一点的板刷胡。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容易招人冷落的孤傲。即便是在埃及炙热的太阳底下，他也宁愿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总让人觉得很正式。对于这么一个极度自尊的人来说，在42岁的年纪回到学校读书似乎有些纡尊降贵。然而，作为一个来自土壁泥墙的上埃及村庄的孩子，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当初那并不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的文学与社会批评使他成为埃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这些批评也激怒了埃及恣意挥霍的独裁者法鲁克国王，他签署了对库特卜的逮捕令。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很同情库特卜的处境，急忙安排他离开埃及③。那时库特卜在埃及教育部做主管，工作非常轻松。政治上他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这种立场也是当时官僚中产阶级的主流思想。至于那些将会催生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此时在他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形。实际上，库特卜后来说过，在踏上这次旅程之前，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④，虽说他10岁就会背《古兰经》⑤，而他的写作近来也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主题。但库特卜和许多同胞一样，由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变得激进了；而昏聩的法鲁克国王与英国串通一气，这也让他极为鄙视。反英示威游行、各个矢志要将外国军队逐出国门的煽动性政治派系——也许还有国王——使得埃及备受折磨。库特卜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层政府职员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他那些直言不讳而影响深远的时事评论。虽然他从未跻身于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前列（这让他一直颇为苦恼），但是在埃及政府看来，他却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大敌。我特别感谢穆罕默德·库特卜回忆兄长时提供的大量素材。与约翰·卡尔弗特和吉利斯·凯普尔的通信也帮助我形成了对赛义德·库特卜一生的看法。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 从出生到殉教》，第194页。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他特别提到了当时的埃及总理马哈茂德·法赫米·努格拉希·帕夏。谢泼德，《赛义德·库特卜》，xv。穆罕默德告诉我，“有一个时期，他更倾向于现世主义。”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从他的装束，到他对古典音乐的钟爱，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他读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达尔文、爱因斯坦、拜伦和雪莱的著作，而且特别喜欢法国文学，尤其是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 从出生到殉教》，第139页。。但是，即便是在去国离乡之前，这吞噬一切的西方文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让库特卜深感担忧。尽管博学多识，他却把西方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资本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之于犹太教，法西斯之于民主，这些区别与库特卜心目中惟一最大的分野相比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分野的两端，一边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殖民拓展一直是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截然不同。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分歧持观望态度。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把美国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榜样： 这个被压制的民族赢得了解放，并且将曾经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个国家的力量似乎源于其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欧洲那些文化优越性或种族、阶级特权的观念。由于美国把自己标榜为移民国家，它与世界各国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在亲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下，他们也更为倾向这个国家所宣扬的理念。因此，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让库特卜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很震惊，大有遭到背叛之感。就在他乘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口的时候，埃及和其他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