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寻羌》(插图1)
《寻羌》(插图2)
《寻羌》(插图3)
《寻羌》(插图4)
《寻羌》(插图5)
《寻羌》一元钱的命
《寻羌》与世隔绝的村寨？
《寻羌》沟中的世界
《寻羌》北川
《寻羌》荞麦的故事
《寻羌》(插图6)
《寻羌》(插图7)
《寻羌》(插图8)
《寻羌》(插图9)
《寻羌》(插图10)
《寻羌》汉番边界
《寻羌》老童与寨子里的酒
《寻羌》黑虎沟的老端公
《寻羌》后记(1)
《寻羌》后记(2)
《寻羌》(插图1)
《寻羌》(插图2)
《寻羌》(插图3)
《寻羌》(插图4)
《寻羌》(插图5)
《寻羌》一元钱的命
1994年夏季，我首次来到汶川，在此我认识了几位威州师范学校的老师。认得这几位朋友，对往后十年我在本地的田野行旅十分关键，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我在威州大桥头的一段经历。那是一天中午，我独自在街上闲逛。走到威州大桥头，见许多人围着一位算命先生，听他说人的过去未来，围观者不时发出哄笑或赞叹。我伫足看了一会儿，后来也忍不住坐上算命先生跟前的矮凳，让他把我的命运摊在众人之前。他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后，略为掐指算了算，便以浓浊的川西乡音念着：四十三岁⋯⋯四十五岁⋯⋯五十岁⋯⋯当时我对四川话的领受力还很差，除了几岁几岁外，我隐约只听得“走南走北、走东走西，无往不利”，接着便是作为结束的“十全十美”。我从口袋中掏出两块钱递给他。正要起身，他嘴里咕哝着，我依然只听懂最后几个字，“⋯⋯十全十美”。 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这时我身边一个身着羌族服装的小姑娘说：“他是要你给十块钱！” 围观的人皆乐得大笑。我窘迫地又掏些钱出来递给算命先生，急急离开。我起身后，那小姑娘坐上了矮凳子。我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回头又遇到那小姑娘，站在路边一个花椒麻袋边发呆。我跟她买花椒，随口开玩笑地问她：“你的命怎么样？” 她摇头不答。在找零钱给我时她才苦笑着说：“他只收我一块钱！” 这十多年来，我虽然并非无往不利，但也应着那算命先生所说“走南走北、走东走西”——我的学术旅程由四川、云南到内蒙古、新疆，由台北到洛杉矶、波士顿。我经常想到那算命的先生、那算命只需一块钱的女孩，以及我“走南走北、走东走西”的命。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想，那算命先生当时是否知道十四年后羌族要遭此劫？
《寻羌》与世隔绝的村寨？
1995年夏季我的羌族地区勘察之旅，主要目的是了解整个地区的梗概，并设法选个最适合的田野调查点。依据我在美国所习的社会人类学，这最好是个与外隔绝的，由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到宗教信仰皆自成体系的一个村落。后来我听说，松潘小姓沟埃期村便是最偏远的一个羌族山沟村寨。埃期村也是毛老师（克木杰）的家乡，他是我在羌族地区最早认得的几个朋友之一。埃期村所在的山沟称埃期沟，这是小姓沟的一个支流山沟。里面有三个寨子：洁沙寨、白花寨、背基寨。我首次到埃期村那天，由于一伙人同行，我们到达沟口时天色已暗。先是一行人走错路，到了阳山面的洁沙寨。洁沙寨的人送我们到阴山面白花寨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进了门不免客气寒暄一番，毛老师的母亲还替我们煮了些东西吃。最后我被安排睡在一个小房间——昏暗的烛光中，我隐约看到房中零乱地堆着些农具、马具，屋角有几坛酒，屋中弥漫着浓浊的烟熏味。这就是寨子里的房子，我终于住进了一个偏远的羌族村寨，可能是从未有外人到访的寨子。虽然床上的旄牛毡有些粗糙，虽然塞着羊毛的被子带着些异味，然而我却在自己的人类学异邦想象中兴奋得许久未能成眠。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张开眼，面前的景像却让我愣住了——我见到的是，天花板上贴的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我感到失望、荒谬，又觉得好笑。就在如此的百感交集中，我从典范人类学之梦中惊醒过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朗绰的房间，朗绰是毛老师的妹妹，那年只有十二岁，与台湾、大陆、香港许多小女孩一样的崇拜影星偶像。虽然后来埃期沟仍是我经常造访的地方，但更多的时间我由一个沟寻到另一个沟，尝试由多元差异中认识“羌族”。
《寻羌》沟中的世界
埃期沟是个小型的羌族沟谷。青藏高原东缘的“沟”，指的是一条小溪及其两岸高山共同形成的带状河谷。深长的沟，如茂县黑虎沟、理县蒲溪沟，可蜿蜒达数十公里，里面有三五个大村，每一村又有三五个寨子。小型的沟便如埃期沟，只有一个村，三个寨子。羌族寨子大多建在半山上，埃期村三个寨子的海拔高度约在两千七百米左右。坐落在阳山面的洁沙寨也称三组。阴山面的白花寨是为二组，背基寨是一组，这两个寨子位置十分接近，所以关系特别密切。在这样的山上，人们在寨子周围开垦山田，种植小麦、青稞、荞麦、马铃薯、玉米等作物，并在山林间的草地放羊，在高山顶坡草场放养马与旄牛。由于地势高寒，植物生长季节短，山田的单位产量很低。农事主要由妇女负责，男人只在春秋两季农忙的时候下田帮忙。1990年代我所看到的埃期沟，当地农事的特点是，每一家都要种十数种或更多的作物。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风险；在这儿，生计安全甚于追求最大利润。一年中有些作物可能种失败，但只要几种作物有收成，一家人便可得温饱，这是最重要的考虑。然而，这也让负责农事的妇女在一年大多数时间皆终日辛劳。村寨正上方的森林，通常是不能砍伐的神树林，这是对泥石流的恐惧产生的信仰。更高的山林才是人们捡柴、捡菌菇、挖药材与打猎的地方。在林子里或在林间的草地上牧羊、牧猪、捡菌子，这多半是小孩的工作。年轻人在4、5月时入山挖虫草，6、7月入山挖药。经常几个人结伙入山，在山中住上一个月或更久。挖药的青年人带干粮上山，在林子里搭个草篷，晚上就睡在里面。草篷外筑个土窑，有些药材就地烤干才带下山去。过去他们此时也顺便打猎，但现在动物少了很多，枪也缴了，打猎非常的少。夏天在大山林里，采药的人以呼啸声彼此联络，也借此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人在采药，以及这些人是不是本沟本村的人。沿着沟往深山去，或翻越村寨后的山头进入大山，到处都是成片的森林，大多数为松木林，分布在海拔约三千至四千米间。高山上有些地方长了整片山坡的山杜鹃，当地人称之为“羊角花”。4、5月羊角花开的季节，山上一片片乳白、水红、桃红的羊角花煞是好看。据老年人说，过去松林密得不见天日，林中是各种兽类、野禽的天下。除了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大熊猫、金丝猴与牛羚外，还有马熊、棕熊、黑熊、土豹子、金钱豹、小熊猫、豹猫、獐子、麂子、鹿、狼、豺狗、野猪、土猪子等。经常可猎得的野禽有野鸡、贝母鸡、石板鸡、聒聒鸡、马鸡、松鸡、金鸡。埃期沟有一位羌族老人，半边脸残缺，这是他年轻时与一头豹子近身搏斗留下的痕迹。由于滥猎、盗猎严重，目前野禽、野兽都十分少。森林上方接近高山顶的缓坡是高山草原，高度约在海拔三千五百至四千多米间。埃期沟接近松潘高原，愈是这样接近高原的山沟，附近山顶的坡度便愈平缓，也就更适于牧养旄牛。埃期沟村民的马与旄牛，整年都放养在高山上。让它们自己觅食，生养幼畜，抵抗老熊、狼、豺狗的侵袭，所以这儿的旄牛比牧区藏民的牛要野得多。有生人靠近时，公牛便围成个牛阵来保护母牛与小牛，此习性与野牛无异。春耕时，村民会到山上牵一两头驯良点的牛来耕田。冬季每当大风雪来临前，马主动成群下山，回到较低海拔的村寨主人家中，但旄牛还是留在山上。秋冬时，牵几头牛马下来卖，为村民带来一些收益。过去牛马放在山上不常需要人照顾，几家的牛马养在一起，各家轮流派人隔数周或一个月上山察看一次。1999年长江上游普遍施行退耕还林后，大家对草场争得凶，盗牛盗马的人也多了，所以闲下来的年轻人几乎天天都要上山护牛。2000年我骑马上山时，在许多地方都须下马移开横在路上的栅栏，这是为了保护本地草场的新措施，也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
《寻羌》北川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一直急着打听几位羌族朋友的安危。到了6月初，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北川朋友董正寿仍讯息全无。6月中旬我到了成都，但无法进入北川灾区。王铭铭兄的一位研究生曾穷石来自平武，她父亲在平武、北川熟人都多，所以我托她打探。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京参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们的邀宴，正在酒酣耳热之际，我的手机收到穷石发来的简讯。她写道，根据她父亲得知的可靠讯息，董先生是失踪在倒塌的北川县委大楼内的干部之一。看完简讯，我仰头喝下一杯白酒，算是替老友送行。
《寻羌》荞麦的故事
1996年初的冬季，我第三度进入羌族地区。先到北川，同行的有毛老师与北川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王泽元。董正寿是泽元的老友。我到北川的第一天，泽元便安排他以及其他几位北川人作我的“报导人”。正寿之外的几位北川朋友都较年长，也都十分熟悉地方掌故与文史资料。相对来说，正寿比他们年轻得多，且对地方文史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当时在我们的闲聊中，他提到羌族最有特色的食物——荞麦馍馍。他说，他要做点来让我尝尝。当时我并未着意。第二天一大早，他真的带着热腾腾的荞麦馍馍来敲门。想到他可能在天还没亮便起身揉面，我对他的待客热忱十分感动，也因此对荞麦馍馍印象深刻。后来在一些访谈中，我逐渐了解“荞麦”在本地有特殊的社会意义，而且它的意义在近现代有很大的变化。过去（1950年代以前）由于族群间的歧视，在本地沿溪河的各村落、城镇人群间形成“一截骂一截”的情况。也就是，每一地方的农村民众都被下游村落及更下游的城镇居民喊作“蛮子”或“山蛮子”，但他们都自称是“汉人”，而骂更上游的村落人群为“蛮子”。我在北川青片乡曾听得一个笑话。当地人说，以前有汉人来本地买猪，他们走进村落中到处问：这是不是蛮子的村子，我要找蛮子买猪。当地人回道：不是，不是，我们是汉人，蛮子还在上头。这些汉商走到上游村落，当地人仍然说蛮子村落还在上游。于是，来找蛮子买猪的汉人就一直往深山去，永远找不到蛮子的村落。那么，荞麦又怎么和这些有关呢？这是因为，愈往上游去，愈是高寒且土地贫瘠，玉米、水稻都长不好，只有种能耐寒耐贫瘠土壤的荞麦、青稞等，因此愈上游的村落民众平日吃荞麦愈多。就是这样，过去荞麦被当做“蛮子吃的粮食”。还有便是，荞麦磨粉做成的荞麦面或馒头，要比小麦面粉做的颜色暗些。这也符合人们对“上游蛮子”的印象。由于高山上阳光辐射强，且愈住在上游村寨的人生活愈困苦，人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间也愈长，因此他们经常看起来皮肤黝黑。这也使得过去本地人们常以“荞麦”影射“上游的人”或“蛮子”。这一年夏季我再访北川。正寿领着泽元与我，一同到他位于小坝乡内外沟的老家。我们先搭车到小坝，第二天清晨，沿着一条狭窄险峻的山路走入沟中。内外沟是白草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山沟，正寿的老家位于深入山中的内沟里。内沟有四个村：上沟村、酒厂村、茶关村、茅岭村。正寿老家在茅岭村河坝组。在这儿，我一路上观察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人们“一截骂一截”的相互歧视，以及歧视造成的汉化效果。被视为“蛮子”的人，需努力印证本家族是汉人。我在内外沟经常听到人们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来到本地，因此家族本源是汉人。还有些人强调，他们祭祖以及过端午、中秋的习俗是如何地道；同时他们也闲言闲语，说本村某家人的年节习俗不对。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晚上，我们与几位本地老人喝酒闲聊。一位老人从怀中掏出张皱皱的纸，对我说：王教授，难得有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来这儿，昨晚我作了首四言绝句，要请您指教。对于粗识李白、杜甫的我来说，当时真是窘得很，我忘了自己是如何借着酒醉将场面撑过去的。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些深山村落中，读过古书能作诗为文的老辈子非常多。北川人的羌族认同，由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强化。到了199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初至北川的那几年，许多山间村落百姓都自称羌族，并以此为荣，城里的羌族知识分子更努力强调本地特殊的羌文化。青片、白草等河川上游村落百姓的一些非汉习俗、记忆，现在都成了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这气氛下，过去被视为“蛮子粮食”的荞麦，成了本地羌族有代表性的特色食物。那几年，我常与北川朋友餐宴；当荞麦面、荞麦馍馍上桌时，朋友们总要强调它们是北川羌族最有特色的食品。在泽元送我的一本《北川羌族资料选集》中，我读到一则有关荞麦的地方民间故事：（荞子与麦子）：麦子很瞧不起荞子，理由是它的面粉太黑。而荞子却说，我虽黑一点，但一年收两季，还在屋头过年哩，而你麦子一年只收一季，还在坡上过年。把麦子气得肚皮上裂了一道口子。编者在故事后写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羌族视荞麦为本民族谷神，从而存有对其偏爱的心理。”这故事及编者的话，显示了荞麦在北川羌族认同下有特殊意义。或许正寿也是在这样的民族认同与文化情境下，亲手为我做荞麦馍馍。2000年我再度到小坝内外沟，正寿此时工作较忙，但他还是抽空到老家陪了我几天。记得有一天，正寿的哥哥买了新鲜猪排骨，他问我爱怎么吃。我看到屋前数百上千个大小萝卜堆起半个人高，个个半青半白看来十分可口。我说拣几个萝卜炖排骨罢。正寿的家人听了都笑，说那些萝卜是用来喂猪的。那天我还是吃到了萝卜排骨汤，果不出我所料，那“猪吃的萝卜”可是我吃?最好的。正寿的哥哥是个十分能干的人，除了种田外，他在屋边田边还种些核桃、银杏，以及一些我识不得的中药植物。院子一角还放了几筒蜂，家里年年有吃不完的蜂蜜。夏天他还经常到外地打工，赚些现金。有一天，我们在院子里的树下喝茶聊天，他与几个邻人打趣说着有一年他们结伴出去打工的事。那是在甘肃挖矿，最后老板跑了，他们没领到工钱，身上盘缠也用尽。于是他们由甘肃走回来，一路上专从山区走，在山里捡野菜野果填肚子。2001年我打北川过，特别去看望正寿、泽元，当时正寿已到县委工作，泽元也当上了北川民族宗教事务所局局长。这年，我从正寿口中又听得有关“荞麦”的讯息。他说，他们单位组织一个大型会议，许多“长官”来到北川，他负责后勤支援。正寿得意地告诉我，一天他安排大家在“农家乐”享用以荞麦为主食的餐宴，“长官”们都十分满意，大家对这正宗的“绿色食品”赞不绝口。后来几年，我在北川、松潘、成都，发现将荞麦视为“绿色食品”或“养生食品”的人愈来愈多。没有人因恐怕被当作“蛮子”而忌吃荞麦，大部分人都以荞麦为本地羌族特色食品为荣，更有少部分人需担忧自己饮食过度的身子而将荞麦视为“养生绿色食品”。这样的时代社会变化，无需深奥的社会变迁理论，便表现在人们对“吃荞麦”这回事的观感上。
《寻羌》(插图6)
《寻羌》(插图7)
《寻羌》(插图8)
《寻羌》(插图9)
《寻羌》(插图10)
《寻羌》汉番边界
我在片口听得一个故事。当时羌人战败了，白马将军就跟羌人重划地界。何卿在治城指着一个石碑对本地人说，我们就以这个碑来当界线。碑以上是羌人的地方，以下是汉人的地方。明天早晨鸡叫之前，碑在哪里，界线就在哪里。那碑约有三百多斤重，羌人认为这下子界线在治城，可以安心了。但何卿当晚就请一个大力士将石碑背起，要他在鸡叫之前能往上游走多远便走多远。于是，石碑被移到了片口上面的垭口。所以，片口以下都成了汉地。另外，我从北川人编的地方文献上读到一个“刘自元移碑”的故事。据说清朝时，北川的汉番界碑原来在白草河下游距治城只有四十五里的大鱼口。当时有一个白草番民刘自元，从小就好读圣贤书，爱慕华夏文化。他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努力习经学诗赋，终于通过了乡试。当时只有汉民可以参加县里的考试。所以当他参加县试时，有人向主考官检举，说刘某是“番民”不得应考。刘自元辩称，自己是归化之民，居住在汉人地界内，并说有碑为证。主考官就与他相约一起去勘界。在半途过夜时，刘自元趁着夜晚赶往大鱼口，将汉番界碑背起，连夜移到北川与松潘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第二天，主考官见界碑还远在上游地方，就许他参加考试了。在这两则故事中，石碑皆是汉﹑番的界碑，然而故事中“石碑被迁移，番地成了汉地”，则隐喻着白草羌被打败后本地的族群认同变化。治城位于白草河汇入湔江处，原来治城以北，也就是整个白草河流域，都是羌人村落分布的地方。但明代以后，白草河由上游的片口，到中游的小坝﹑开平乃至下游，各地村落居民都深度汉化了。以上两则故事中发生在一夜间的“边界迁移”，事实上是一二百年本地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浓缩版本。有趣的是，在第一个故事中，造成边界变迁的是汉人边官何卿的狡猾。第二个故事，却是羌民刘自元以狡猾手段让自己成为汉民。这故事的另一个隐喻则是，读书应考也是进入汉界﹑成为汉人的手段之一。
《寻羌》老童与寨子里的酒
1996年冬，我与周老师、毛老师，以及树全等人一同到永和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