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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1
第1节：《官路》自序(1)
《官路》自序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双规”
原以为远离了官场会远离恐惧，没想到现在却变得更加恐惧。
2010 年8 月17 日，《广州日报》记者曾向荣首次向公众披露了本书的部分细节，继“炮轰”张艺谋和高房价之后，我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官场潜规则！数以千万计的网友对官场陋习的讨伐，让我一夜之间成为了官场中的“叛徒”，像非典患者一样我很快被孤立起来，身边的官员见了我一律避而远之，生怕不小心说漏了嘴被我“曝光”。有媒体更怀疑我此举“只不过是因为无法再把权力资源控制在手上，才希望通过贩卖官场潜规则，来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也许还希望通过写‘官场小说’这种文化行为，来安抚一下失去权力资源后的心理不平衡”。
最揪心的当数我的亲人们，他们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生怕我因为这部书招致相关人员的报复。说实话，我也很害怕，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老是产生幻觉被莫须有地双规。惊醒之后我就想，不就是讲了几句真话吗？怕什么呢？
这种“怕”皆源自于公众、媒体及官场对我的误解。我并不是一个乐于揭人隐私、品质败坏的人，更无意“靠贩卖官场潜规则”来售书获利。早在2006 年的时候，我就向《女报》副总编辑樊舟先生透露过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官路》。小社会，大官场，即使我所任职的城市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却也“五脏俱全”，官场里有的它一样不缺。所以，我就想采用原生态的方式，小说的笔法，将我的官场经历详尽地表达出来，目的在于，为大众了解真实的官场提供一种可能。另外一本是《我的治国方略》。我认为，小公民应有大责任。大责任促使我产生了“站在总理的高度提出我的治国理念，为总理治国出谋划策”的“狂念”。樊舟非常惊讶，道：“恕我直言，你的这两个想法都很大胆，也很冒险，前者扒掉了官场的裤子，后者‘暴露’了政治野心，太张扬了，只怕到时你会被视为官场中的异类！”
果真，我成了异类。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心忧天下，怎么就成了异类呢？
自去了一趟故宫后，我找到了答案。
大凡去过那里的人都会发现，通往皇宫的路有三条。皇帝贵为天子，当然要走中间那条道。这条道将屋檐下的两个“口”字从中间连接起来，就成了繁体的“宫”字。因为它是天子的专用通道，所以对除天子以外的人来说，是不能够有非分之想的，否则就是谋反。右边那条是皇亲贵族走的道。他们是皇帝的亲戚，所以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觐见皇帝的“快速通道”。对于平民出身通过科考“入宫事君”的人而言，此路不通。他们要见皇上，只能走左边那条道。这条道将象征宫殿的两个“口”字一连起来，就是个“官”字，这不是巧合。如果再更深入地研究进去，你会有新的发现：“宫”因天子之气形成场，即为“官场”，平民出身的官员入场只能进旁门走左道，否则就是对皇权的藐视，会被视作“异类”，招来杀身之祸。
第2节：《官路》自序(2)
很多次我都在想，“旁门左道”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呢？如今天子早已作古，皇权亦不复存在，我不走旁门左道进入“官场”，结果还是被归为了“异类”。
我入官场，也的确“异类”。2004 年，我忧国忧民地在网上发了个帖子，博士书记朱笔一点，我便进入了官场。尽管当时只是个“市长助理”，但毕竟是入了官场。像所有被提拔的官员一样，在等待报到的那几天里，别提感觉有多好，连走在大街上，都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眼色，突然间恭敬谄媚了不少。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人虽在民间，心已至宦海。
怕就怕这种错觉，自己对自己产生错觉，无非是有些飘飘然，最严重的后果亦不过是自己毁灭自己，且毁灭的仅仅只是一个人；但如果百姓对官员产生了错觉，百姓就会对官员失去信任，当信任度归零、百姓“仇官”至极致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可怕的是，这种错觉正在形成。
在老百姓看来，官场，看上去别提有多美：大权在握，前呼后拥，呼风唤雨，财色兼收。也难怪，从整个社会面看上去，自古以来官场给人的印象就这样。在我做百姓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当我在官场中度过整整1738 天之后，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如果我告诉你，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真正廉洁的县委书记的工资，还不足以养家，你信吗？如果我还告诉你，同样是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副县（市）长全年的所有公务开支，包括车辆保险、维修、用油及司机补助等，仅有一万元，每天这些副县（市）长，都要为车轮子转不动而发愁，你信吗？
恐怕没人相信。
可是我信，我就在这样的窘境中艰难地走过了1738 天。于是，许多人可能会追问，既然官员的薪酬如此之低，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还过得那么滋润？
这就是我要解剖我所任职城市的原因。我所任职的城市虽小，但其官场却是中国众多县（市）级官场的标本或缩影。在老百姓看来，这些地方大部分官员的日子的确过得很滋润。殊不知这些表面上的滋润，并不值得羡慕，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滋润的背后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说不准哪天就得被纪委请去“喝咖啡”。
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中国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官员的工资收入普遍很低，以我本人为例，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钱仅剩2600 元。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你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当副县（市）长的，要想连任保位置，必须得积累一大笔资金，“以争取代表们的支持”，否则落选便在意料之中……
第3节：《官路》自序(3)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有官场的地方就有美色，“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像所有经济不甚发达的县（市）一样，我所任职的城市不开发却很开放。领导们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怀还是会乱的，要想不乱，唯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以坐怀的机会。很显然，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县（市）长的权力很大。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乡镇书记、乡镇长和局长们，要钱找县（市）长，要官找书记，化解矛盾、出了问题，就上了副县（市）长们的门。权力小倒还无关紧要，关键是从政的风险越来越大。管安全吧？怕矿山吃人；管教育吧？怕食物中毒。相对而言，管旅游风险最小。可是，旅游靠炒作，炒作靠活动，活动怕踩踏，其风险系数亦可见一斑。
2010 年“五一”黄金周，在事业心和责任心的驱使下，我本想在离任之前冒最后一次险，再搞一次活动。当我向市长开口要钱时，市长说：“算了吧，我知道你能想事、干事，更能干成事，但千万不能出事。”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地关心我，除了遗憾，我别无怨言。
我经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我曾见过很多高官走路时一律小碎步，当时就很不解，问其中一位，那人的回答很幽默：“多年历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说实话，我不想做这样的高官。
于是，在公元2010 年5 月14 日，一个没有眼泪、也不见阳光的日子，在众多媒体和成千上万热心网友同情并惋惜的目光中，我傲然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做个真学者，保持真性情。就在转身的一刹那，我突然接到《瞭望东方周刊》好友陈安庆的电话，他建议我把这五年的官场经历，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来，以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第4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1)
第一章 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
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第5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2)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第6节：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3)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