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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历史的概观（1）
历史的概观（2）
历史的概观（3）
历史的概观（4）
历史的概观（5）
历史的概观（6）
去中国之路（1）
去中国之路（2）
去中国之路（3）
去中国之路（4）
我的中国家族（1）
我的中国家族（2）
我的中国家族（3）
夜访“虎”将军（1）
夜访“虎”将军（2）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1）
大莲花池街的生活（2）
　我的妯娌玉英（1）
　我的妯娌玉英（2）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1）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2）
在西安及其近郊散步（3）
将军的官邸（1）
将军的官邸（2）
“少帅”——与西安告别（1）
“少帅”——与西安告别（2）
中国东部之行（1）
中国东部之行（2）
中国东部之行（3）
救国会（1）
救国会（2）
鲁迅（1）
鲁迅（2）
我们的儿子黎明（1）
我们的儿子黎明（2）
只身在上海（1）
只身在上海（2）
只身在上海（3）
西安事变（1）
西安事变（2）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1）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2）
冒险的中国西部之行（3）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2）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1）
1936年12月12日的事件（2）
事变以后的西安（1）
事变以后的西安（2）
事变以后的西安（3）
初会红军
在沈夫人家寄居（1）
在沈夫人家寄居（2）
去三原郊游（1）
去三原郊游（2）
金先生（1）
金先生（2）
　前言
这是一本回忆录，写的是种种际遇和事件。这一切虽已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现在回忆起来，仿佛仍然历历在目，恐怕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也都不会忘却。
从1936年到1955年，我住在中国。20年来的见闻观感，一直在内心激荡。在我回国后的长时期里，有时我把这些见闻观感讲给朋友们听，并在我的有关中国革命史的讲课和研究中，把它们用做素材。由于种种顾虑，我对把自己亲身体验的记录集辑出版，一直犹豫不决。因为我所体验的历史，与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关系太密切了。
在这本书里，不仅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谈到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喜欢以一定标准去衡量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各国都大同小异的。因而，在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有许多是普普通通的；并不只是宋庆龄（孙逸仙夫人，中华民国国父的遗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廖承志、王炳南等，他们在今天已是举世闻名的人物。我和上述人物相识，曾与他们共同生活和工作；我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那时候，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之外几乎还不为世人所知。由于我不是记者，他们并不是我的采访对象。对我来说，他们是朋友、战友、旅伴或者是熟人。而其中有一位曾是我的丈夫。
我在中国交友的范围极广，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犹如中国社会的万花筒。他们中既有将军、政治领导人、官吏、知识分子，也有农民、苦力、士兵乃至盗贼。从国际知名的妇女、名门闺秀到保姆、女佣以至女奴隶，都有我的朋友。我所认识的人，有贫有富，有激进分子也有反动分子。此外，我的外国朋友中，有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名士”诸色人等，五花八门，恰如过去中国的缩影。
要在某一个国家生活，写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懂得该国的语言用不着说是极为重要、不可缺少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只有会说中国话，才能与各阶层的中国人结成亲密的关系。否则，在观察各种事件和现象时，就会有被翻译的有色眼镜妨碍之虞。能说中国话，就可免了这种担心，就可用中国老百姓那样的眼睛去观察、评价各种事件和现象。
这本书所写的一切都来自我实际的体验。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则是从友人、旅伴处听来的。不过，人们出于对我信任而亲口告诉我的，或在书信中提到的那些秘而不宣的事，以及不宜公开的事，只要当事人还活着，我都不予发表。
我在中国生活了20年。这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20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一种社会形态进入另一种社会形态、从旧到新、从悲观失望到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经历过旧社会的腐败与混乱，经历过对使千百万人痛苦、焦虑的残酷现实的反抗。我还经历了一场残酷战争的恐怖和痛苦，以及内战所造成的荒废，然后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中国过去数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看成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亚洲国家发生的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现代革命，更由于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中华民族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创造者之一，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
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跳出就事论事这个框框，去尝试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以及他们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巨大变革。为此，对那些乍看起来是唐突的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不能只凭想当然，而应该根据客观的事实加以解释和说明。
我这本书并不是充满异国情调、眯起好奇的眼睛去观察“土人”的不可思议的记录。我对这个国家的描述，也并非像娱乐读物那样处理。但我对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土地上的人们所怀有的深情眷恋和尊敬的心情，想必读者是可以理解并产生共鸣的。
无论哪一位著作家，恐怕都难免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感受和偏爱之心。即便是我的立场，也并非“完全的无党派，非常客观”。战争期间，我们在中国曾这样说过：
到了大炮吼鸣之声可闻的前线，超越一切的“客观”和漠不关心无疑是不存在的；完美无缺的睿智也是不存在的。这里有的是同情、恐怖、愤怒，还有拥护某方面的感情。
我就在中国人的近旁，近得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对于压迫、苦难、屈辱的愤怒和反抗的呼声。因此，我不能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站在所谓客观的立场上。
哲学家庄子曾说过：
道无终始。
消息盈虚，终则有始。①
①出自《庄子·秋水》篇。
王安娜（左三）和王炳南（左一）、李德全（左二）、周恩来（左六）、董必武（右一）（约1950年）
历史的概观（1）
序章历史的概观
在这个序章里，我试图为缺乏中国历史知识的读者说明我这本回忆录的背景情况。
从地理上看，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当于欧洲从乌拉尔至大西洋的地域，即95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当西方诸民族中的大多数仍然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生活，身披兽皮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了。
据考古学上的研究证明，中国在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已发明文字，并沿用至今。中国对世界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比西欧诸国要早得多。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人比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更早完成了几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创造。指南针、地震仪、纸、火药、印刷术等，都是中国最早发明的。
至6世纪为止，中国是对世界提供丝绸的唯一国家。中国开始制造陶器，比欧洲要早1000年以上。
直到19世纪，这个巨大的国家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连太平洋也起不到中国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通路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眼睛都不向着国外而只是向着国内。在各个时代里，中国与西欧都有过一些接触，但西欧对中国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中国固有的称呼——“中央王国”，意思是中国乃世界的中心。这个名称显示了中国人对外界的立场。这个特征的痕迹，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拭抹掉。
从风物的观点来看，中国极富于变化。北部气候良好，南部是温暖的亚热带地域，东部有肥沃的平原，西部山岳高耸。国土的三分之二是山地、沙漠或不适宜于耕作的土地。即使是今天，耕地面积也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可是，在中国却住有四倍于美国的人口。
中国是大河之国。长江、黄河，以及东北国境与苏联相接的黑龙江，都是世界的长河。这些河流在数千年间，与中国的居民生死攸关。也就是说，它们一方面给许多灌溉设备提供了水源，构成廉价的水道；但另一方面，多年来，它们在广大地区泛滥成灾，威胁到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
就像古埃及的情况一样，在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区，由于与水害搏斗，并出于修筑、维护堤防和灌溉设备的需要，自然地形成了若干大的村落，以后终于形成为国家。从周朝（公元前1027—前249年）开始，中国文明的独特风格便展现出来，这一风格至今仍残存着。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给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国家秩序，中国人的政治观和社会观，定出了种种清规戒律。
孔子并非宗教的教祖。他用以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教义不是宗教而是道德论。与影响西欧思想的希腊古典哲学之民主主义和共和制的理想主义相反，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是以权威为中心，其他社会集团要无条件地服从某一社会集团，以保障社会的平稳与调和。社会以集团或家庭为中心，个人没有任何地位。现存的社会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变更的、无可非议的。孔子的伦理观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不管是对作为统治者的君主，还是对贫穷的农民。从人与人的各种纵横关系，直至各种细微末节，它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妻对夫、弟对兄、子对父，都被认为是理应服从的。居下位者应服从居上位者，万人都要服从皇帝。皇帝被认为是英明伟大的，是孔子教义的化身，就像是民族大家庭里的父亲一样。
历史的概观（2）
中国的皇帝自称为天子，自认为受命于天，所以为帝。如果他滥用“天命”，这一王朝早晚便会面临崩溃的命运。但新的王朝也仍然奉孔子的教义为楷模，而政治权力必定是掌握在一小撮信奉孔子教义的学者手中。这个阶层，在规定上虽说是殿试及格者便可加入其中，但实际上能够接受考试所必需的教育和训练的，仅限于富裕阶层的子弟。
总之，仅限于在特权阶级内部选拔人才这一原则，使儒家体制成为全世界最稳定的官僚权力体制。在数百年间，中国人认为儒家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相信自己是完美的人类。虽然有好几次中国被文化水准较低的民族征服了，但中国人的这一看法仍然没有改变。每一次都是征服者为中原民族社会所融合，为中原民族所同化。
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不是宗教的教祖，尽管他的以道教而知名的学说发展成了一种民间的宗教。老子学说的奇妙条理与儒家奉行的干枯的实用教条适成对比。老子的无政府精神对儒家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竖起反叛之旗，他嘲笑儿子的孝心和对祖先的崇拜。老子认为，人归根结底都成尘土，先祖亦不例外。与黑格尔一样，老子也相信万物永远是运动转化的，他否定固定不变的道德论和制度。但宣扬回复自然的老子，既不能排除儒家的体制，也不能驱逐自印度传来、主张拯救人类要靠来世的佛教。到20世纪，儒家体制才开始它的根本性的崩溃。作为国家秩序基础的儒家体制，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成了共和国以后，便不存在了。
比儒家体制远为顽固地延续生存的是儒教在社会和精神领域里的影响。被认为是中国人固有的特性的东西，许多都可以从儒家思想找出它的根源来。也就是说：不喜欢变动，对其他的社会集团不关心，知识阶层对农民的生活无知，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对同胞的苦处漠不关心。用一句话来说，这种“特性”就是缺乏社会良知之类。中国从前极为普遍的一种习性是没有公开批评，理由是“不好看”，批评别人被认为是不给“面子”。这种习性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反反复复地进行的“整风运动”，也为的是力图清除这种旧的习性，使“现代的”特性代之而生。
同样，认为在道德、文化方面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这种感情，使儒家的思想体系得以延续。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也完全和儒家学者一样，是教条式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信奉马克思的学说，而后者信奉孔子的教义。“以德服人”的儒家教条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从前的中国人，由于极为相信统治者的道德，不管是什么人对统治者都盲目地完全服从。今天的中国人，则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确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作为楷模对社会进行变革。
中国人的一大特性是对宗教并不关心，这是西欧的思考方式所难以理解的。这一特性也可以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得到解释。与印度的情况相反，宗教在昔日的中国社会只是起到从属性的作用。道德、伦理，还有哲学，光是这些，已足以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思想基础。
最初，主要是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保守的儒家信徒反抗来自外国的宗教基督教。对基督教，他们原先与对待同是从外国传来的佛教一样，也持宽容态度，但后来便变得不可忍受了。自然，反抗基督教绝不只是单纯出于传统上的原因，更由于基督教与企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扼杀古老中国的西欧诸国暗中勾结。
历史的概观（3）
以学者身份在北京清朝宫廷里服务的耶稣会派基督徒，被视为来自外国的“稀客”而受到宽容。但19世纪初到中国南方的传教士们，并不满足于只被当成耶稣信徒的地位。他们跟随商人与军人一起到来，其目的是强制性地把鸦片和基督教同时传入中国。
在中国南方的各港口，输入的印度鸦片大为泛滥。中国方面对此虽然多次抗议，发出种种禁令，但都毫无作用。当清朝政府的一名大官没收了两万箱鸦片并加以焚毁时，英国采取了战争手段作为报复。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同时开始的是屈辱和在压力之下割让领土。这些，中国人至今没有忘却。在悠悠数十年间，由于外国通过暴力所强迫实行的门户开放，软弱无能的清朝的权益不断地遭到剥夺。把中国当成殖民地支配，不仅是一个国家，所有工业和军事列强都这么做。
这些列强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专横跋扈，而且还施以野蛮的破坏行动。对此，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忘却。1860年，外国军队掠夺北京风景优美的颐和园，①珍贵的艺术品遭到破坏。对这些外国军队来说，掠夺寺院、皇宫、陵墓等有如欢乐的消遣，其结果是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博物馆以及收藏家们的珍藏品大为增加。
在中国，人们还不会忘却，所有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排除外
①这里指的是颐和园的前身，即清漪园。清漪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国干涉的尝试都由于外国军队的介入而遭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史上可算是规模最大的革命之一，它与义和团起义一样，被外国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对中国显示“惩戒”，列强经常采取一致的行动，要求获得更多的特权，要求清朝作出更大的让步。
进入1890年以后，为了抵御西欧的进攻，保护自己，必须向西欧学习的思想在中国日渐普遍。朝廷的官吏和学者虽然并不认为外国的文化比中国优越，但认为这些野蛮人亦即“洋鬼子”也有值得学习之处，特别是在技术和军事方面。
名门子弟被派往外国留学，无数的西欧书籍被译成中文，人们对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的维新思想满怀激情。在日本，皇室站在革新运动的前列，中国则与之相反，皇太后与宫廷的保守派把维新变法视为洪水猛兽，因此，一切改革的尝试在萌芽阶段便被扼杀殆尽。就这样，以和平的方法一无所成。要使中国不致彻底灭亡，沦为亡国奴，只剩下一条道路，这就是革命。
选择这条道路的，是在中国被称为“国父”的孙逸仙（孙中山）博士。孙博士生于1866年，出生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在华侨中间生活了几年。由于生活在西方以及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密切关系的缘故，华侨的思想较在本国长大的中国人远为进步、开通。他们与同样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城市的商人和实业家一样，成为现代的市民阶层。
与学者和朝廷的官吏相反，对这些改革派的市民阶层来说，除了革命以外别无生路。不久，他们便从其他阶层的青年中间找到了支持者。他们要求推翻清朝，把中国建成共和国。1905年，孙博士在日本创立革命同盟会，成了建设共和国运动的支柱。同盟会后来改称“国民党”。这些革命家反清的精神标志是自己剪掉辫子。辫子是清朝政府强迫留的，是服从清朝的一种象征。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孙博士在他有名的著作《三民主义》一书中有概括性的论述。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民族主义（即要求中国独立）、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主旨是“耕者有其田”，以此为目标来解决土地问题。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革命派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满清被推翻，中国成了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的力量还很薄弱，这是由于还没有一种安定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可以代替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整个国家和每个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思想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