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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初入清华四件事
外围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
30年代中期清华学生中左右翼的斗争
与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等共同组织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1)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2)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1)
赴国民党方面设下的鸿门宴(2)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1)
“一二·九”后当局的弹压(2)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1)
清华围捕中在冯友兰家厨房避难(2)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1)
利用大家族的社会关系为党做工作(2)
“一二·九”后斗争方式的变化
七七事变后留守平津进行地下活动的
平津纵横捭阖的斗争形势
1938年建立了与中央联络的电台
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1)
天津奔赴冀东参加领导冀东暴动(2)
“五十弦翻塞外声”、大军平西行
巩固平西根据地的两件大事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1)
调任晋察冀分局途中遇险(2)
相持阶段艰苦而乐观的根据地生活
晋察冀分局秘书长任上的繁细工作
回顾1941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扫荡”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1)
当年与五台山的一段缘分(2)
日军投降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调任边区政府工业局，与江泽民同志共事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1)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2)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1)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2)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1)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2)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3)
毛泽东逝世后的激烈斗争(4)
编辑推荐
以寡言著称的姚依林，竞作百夕谈，实在难得……因为姚讲话很少，也很少写文章，这本回忆录性质的“百夕谈”就弥足珍贵了。
——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姚依林百夕谈》意到笔到，随心所欲，不受一般格式束缚，更像是两人唠家常，却也把姚依林的一生生动地介绍给了读者。它真实的历史价值是任何其他叙写他的传记作品难以取代的，因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传记文学》编辑部
姚依林的堂妹、作家姚锦，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两年间同姚依林作多次长谈。百夕谈者，言其多也，实数是43次。谈话内容，多为姚依林数十年之亲身历见。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
——王梦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简介
姚依林是中共高层政要，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这是一本对姚依林的访谈录。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由姚依林的堂妹姚锦与其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促膝交谈，更亲和、更随意，详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对这些内容，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姚锦是作家，她的文笔灵动自然，语言亲切感人，加之几十幅独家历史照片，使本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
该书还附录了姚依林传略、中央纪念姚依林的文章等，是了解、研究姚依林及其生活时代的丰富文本。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谈话主题：
父母身世及大家族生活
我端详着他的容颜：方额大脸，眉目疏朗，虽较“文革”前苍老，但眼底笑痕依旧，精神分外矍铄。那惯于沉思的目光和善于微翘的嘴角，神态镇静自若，显出非凡的毅力。他一向不讲究穿着，总见他在家穿着陈年旧衣，足下一双轻便的圆口布鞋，现在换上了一双旅游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近两年党中央制定的各方面政策在落实和推行中已见成效，革新之举大刀阔斧，体制改革大势所趋，人民经济生活日有好转，精神生活舒畅开放。我对他讲了周总理纪念程砚秋的讲话，希望他能够及早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他微笑着，头句话对我说：“我怎么能和程砚秋先生比呢，他是一代大师。”
“很谦虚。”我说，“这样，先谈一谈参加革命50年当中，你最难忘的斗争生活是哪一段吧!”
“49年，还不到50年。”他立即认真地更正我。
“好认真!”
“当然，不能虚报一年。”
“那，是哪一段呢?”
他想了想，说道：“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一段。”
“为什么?”
“那时候一切从亲自参加的群众斗争实践中来。”他眼望前方，缓缓地说：“一切办法都是和大家一起从斗争中得来的，是真正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那，后来的斗争生活就不是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我当然领会他并非此意，只是想激他多说几句。他说话言简意赅，习惯于有问则答。
“后来大部分时间做机关工作，方针政策有安排，照办就是。了解下情更多的是看文件，听汇报。”
“不是时常出去调查吗?不是还去‘私访’过吗?”
“当然有调查。都是不如亲身参加的好!下到基层，省里、县里、区里的领导都跟着下去，这样也就难以听得周全、贴切。‘私访’是很难办的!我有一次，以后谈。”
据我所知，他十四五岁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那时正是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他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中，在当时参加了“共产国际互济会”的同学刘艺生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劣政深怀不满，已感觉到有一个不同于黑暗腐败的中国现状的另一理想世界，他寻觅、探索，愿舍身奋斗，循此前进。那时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一些时而遭查封、时而改名复刊的进步刊物，并热情地走上街头，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参加抗日示威游行。他18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在那儿逐步地卷入革命激流之中，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历经复杂的斗争，至今却更加怀念着青年时代那与群众脉搏相通、苦乐与共、认真求实、群策群力的斗争生活，感情是真挚的。
六兄谈起十四五岁时的革命热情，他的眉目舒展的笑容显得很天真。他说起一位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夫人的姨母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意见，她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日本人厉害，而不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他对姨母的话听不入耳，竟和姨母大吵了一顿。小辈儿的“失礼”，使自视甚高的姨母非常生气。
“那时你住在姨母家吗?”我问。
“不是。”他微笑着对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四爸姚捷勋①，号曰继枝，1917年他去世时我三个月，出生在香港。他死后，你四妈蔡亦民带着锦新五姐和我投奔了二爸。二爸姚凌，号曰绍枝，他们兄弟都是因爷爷叫宝枝得名。二爸是当年江苏武进县县知事，死前在上海文史馆任职，他抚养我们到我五岁。你四妈是浙江吴兴人。思想比较开通。擅长英语，在洋学堂任教。她不愿儿女在武进县上学，把我们带到上海读书。你四爸在民国初年是广东海南岛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死后下葬到江西南昌。因为爷爷原是清朝江西巡抚的一等幕府，好比今天的一级秘书，所以江西有祖坟。下葬费用是二爸、五爸、还有你的爸爸老六几个兄弟集资办理。你四爸去世后有三千银元抚恤金，四妈拿到这笔钱没有动用，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用租金和她教学的束脩供我和五姐生活、读书。我们的生活是节俭的，我们三口人虽然是姚氏大家族的一支，但并没有在大家庭中共同生活过。”
我想起过去家里珍藏的一张合影，男女老幼几十口人齐着花团锦簇的服饰：妇女们穿斜襟圆下摆短衣、百褶长裙，男人们着长袍马褂。大家排列成行，围绕着端坐当中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盛装吉服，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我，前排一侧站立着8岁的六兄。这是庆贺奶奶八十寿辰的“全家福”留影。
“有一张?合影，不是有你吗?”
“是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家族聚会。当时五爸姚国桢，他号曰幼枝，任交通部部长兼交大校长，又兼烟酒督办。你爸爸姚震，号曰次枝，任司法总长、大理院长。他们两兄弟住在一起，都属安福系段祺瑞幕府，一个要权，一个搂钱，互相勾结。民国十六年北洋军阀垮台之后，他们才退隐，迁京做了寓公。当年就是五爸用专车把我们母子三人从上海接到北平庆贺奶奶八十寿辰。我们在北平东四十条住宅住了十天。”
他眯眼笑着，回忆起那十天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一，奶奶八十寿辰那天，我和几兄弟在院子里玩，我折叠了一顶纸帽子戴在头上跑；不但我戴，还教会了几兄弟都戴上纸帽子在院子里跑。结果，挨了十三姑婆一顿骂。我至今记得……第二，当年男人磕过头之后，还要打千儿。你四妈是洋派，准许我磕头，绝对不许我打千儿!第三，当天妇女们都穿着大红百褶裙，惟独你四妈因四爸去世，穿的是粉红裙子，奶奶不知四儿子已去世，便问：‘四太太为什么穿粉红裙子呢?’旁边人告诉她：‘四太太是洋派!’……第四，奶奶问：‘四老爷为何不来庆寿?’告她：‘去海南岛出公差去了。’她又问：‘为什么四太太不跟着去?’有人骗她说：‘四老爷另娶了一个带去了。’……第五，十一条有几处院落，每天我和兄弟姐妹在前院大厅共餐，早餐总有几大盘：千层糕、松花蛋、炸果仁……我们在上海的早餐只有一个面包，从未吃过这样丰盛的早点，给我印象很深。”
陈旧的记忆已成趣闻、奇景、怪现象，这些被历史车轮碾碎，被时光淘汰的轶事谈资，使我们由衷地大笑起来。
初入清华四件事
谈话主题：
初入清华四件事
我去时，他正伏案工作，一灯独明，满室静寂。他收拾起大书桌上的东西，起身相迎。今天他的面色很好，血压不高。
同去的有女儿元元和侄女欣欣。他们带去小录音机，打算悄悄地录下六兄所谈，却忘记了带电线插销。两人坐下相视而笑。
“笑什么?”六兄见到，便问，“元元高兴，是不是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想请我吃肉粥?”
两个姑娘嘻嘻地笑起来。
“啊，录音机。”他发现小录音机，微笑道：“要偷录?”
“六舅紧张吗?”
“紧张什么?”
“那么不偷录，公开地录，可以吗?”
“当然可以，可是有什么可录的?”
他在叙谈之前，告诉我一件事：在“文革”中，说是陈伯达老婆处有一份陈伯达写的什么“一二·九运动提纲”，揪斗他时，便一再要他把“一二·九运动”和陈伯达联系起来。所谓的那份材料却始终未给他看过。根据事实，他不能胡乱去联系，每天便被追问不休。当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录音机对着他，命令他谈“清楚”这段历史。那时录音机还是新鲜玩艺儿，他说当年对此倒并不紧张。……小录音机唤起了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当然，我再也不给他录音了。
他今天谈起1934年秋由沪抵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时的几件事。我头一次听说六兄原来是学化学的，他去天津做地下工作时才入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也是作为掩护。
“由于到清华大学以后接连地遇见了几件事，”他回忆着说，“才把我这样一个有民主感情，对共产主义有朦胧认识的青年最终推到了革命阵营中去。”
他叙述事情习惯条理化，总是第一、第二地谈下去。
第一件事，初入清华大学，满心欢喜，万没想到会遭遇新生被接待的第一关——“拖尸”。“拖尸”是英文“TOSS”的译音，这是美国高年级学生欺负入学新生的顽皮手段，清华大学的高班生把它照搬过来，年年例行。他去体育馆新生报到处报到，见到高班生在场内围了一圈，命令报到后的新生做各种动作才放行。如不服从，就被几个人架起抛入游泳池中。他报到后被带到场内，命令他用鼻子去顶一个球，这必须趴在地上才办得到，高班生在旁边看了大笑。有几个女同学不愿意做，都被架起抛到游泳池中去了。这件事使他感到受辱。新生异常气愤这种欧美舶来品的恶作剧，议论纷纷，群起反对。于是，他和同学们一起，为此团结起来发表了一个《反TOSS宣言》(这个宣言可能是同班同学杨述执笔)，在学校里形成了一个“反TOSS”运动。
接着，在欢迎新生的联欢晚会上，每个班的同学都戴一顶圆顶纸帽。高年级同学戴黄色的、红色的，偏偏让新同学戴“绿帽子”，这也是有意欺负新生。他们抵制戴“绿帽子”，新同学都不去参加迎新晚会。这使高班同学生了气，到处打听新生闹事的带头人，传言夜间袭击，要抓头头扔到游泳池里去。新生齐心合力，准备好了刀、棍、石灰袋子，摆出“武斗”之势。这一来，高班生才未敢夜犯。当时一年级新生有三百多人，涌现出一批活动积极分子，从此他们抱成了团儿。
第二件事，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学会，号召同学学习世界语。当时的世界语学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绿色世界语，是老派，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派则是以清华大学为主的新派，红色世界语派，参加的同学都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用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他就是在“红色世界语派”的学习班中结识了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同学周小舟，决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第三件事，1934年下半年，吴玉章在苏联海参崴教中国工人学习新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在当时推广很快，扫盲成效不小，于是在国内教育界兴起了新文字运动。北京以清华大学为中心，因开展新文字运动联系了河北农村许多教师。当年，他在世界语学习班上认识了一个思想进步的邮务员王经方，此人二十来岁，在清华大学邮局工作。他和王经方两人商议，共同办了一个《北方话新文字》不定期刊物，得到了邮局康局长的支持。他们两人的干劲很大，学校12点熄灯后，他们时常点燃蜡烛刻版印刷，一直工作到凌晨，有时熬个通宵。他起了一个假名字，叫“王婉莹”女士，于是很多用新文字写来的信寄给“清华园邮局王婉莹女士”收。他们两人便忙着连夜复函，寄去刊物。《北方话新文字》小册子便这样地通过邮局分发出售，广泛地联系、团结了校外的有志之士。
第四件事，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在新年休假期间去欧洲旅游，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回国。清华大学同学在社联(即社会主义科学工作者联盟，党的外围组织)的领导下，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现代座谈会”，请冯友兰教授作报告。冯友兰讲了旅欧见闻，也如实地介绍了苏联的情况。隔日，国民党特务宪兵第三团便来清华大学抓走了冯友兰，说他是共产国际特务，关押到蒋介石的保定行营。但三天之后，蒋介石下令把冯友兰教授释放了。抗战时期，蒋介石请冯友兰去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这是后话；当时冯友兰教授因被扣押非常生气，清华大学同学们也因此事更加认识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
经过了这几件事，他的革命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发展，1934年冬天，经周小舟介绍，他参加了革命组织。当时参加的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乃宋庆龄主办，总会设于沪，各地均有分会，是当年党领导下的许多外围组织中重要的一个。
“且待下回分解吧?”我看他今天谈兴甚浓，怕他过于疲劳，血压又会直线上升，连忙请他就此打住。
两个姑娘已听得全神贯注，静默无声，把所闻录进了心里。
外围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
谈话主题：
清华生活及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
今天约谈很有意义，恰好是青年节。他全天国务繁忙，晚上又在看文件；但他一谈起来便专心致志，沉浸在青年时代斗争生活的追忆中，交谈两个小时，尚无倦意。我感到六兄又回到了风云变幻、风尘仆仆的青年时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效法欧洲，慑服于挑起大战的威廉二世的权威吧，中国有些父母喜欢为孩子命名为“威廉”。他因出生香港，需用英文名字报户口，小时亦被命名“威廉”。母亲又叫他克广，“克”是大家族兄弟们的排字：克番、克文、克新、克明、克和、克广、克安、克祜、克荫、克敬、克治、他排行第六。“广”取意出生地点，也寄托着母亲的希望。入大学后，同学们都不称其名，只呼一声“姚胖子”。据他说参加革命后一直无名，被简称“姚胖子”，去天津工作时曾用假名“许志庸”。直到冀东暴动后，部队发给每个人四元津贴费时要定个名字，他想起上海曾借给他进步书籍阅读的人叫薏林，就随口给自己定名为依林。
我回忆起他被呼为“姚胖子”年代的模样，他时常穿一件肥大的深灰色长袍，显得身材伟岸。他虽胖，却不臃肿，高大又较灵活。当年在天津家中的房顶大露台上，他和我们弟妹们玩“划拳”，比赛“迈大步”，他总是赢的。我出剪子，他出拳头；我赶紧出巴掌，他又出剪子。玩“迈大步”他几大步就跨到了墙根脚，是常胜将军。在我们的印象里，他那时是一个和蔼可亲、对我们循循善诱，风里来、雨里去，总不得悠闲安静的神秘兄长。
今天他谈起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情况。周小舟介绍他和蒋南翔同时加入了这个党的重要外围组织。周小舟当时是四年级学生，他们是二年级学生。
1934年底，时值寒假，周小舟从市内来清华大学找他，给他带来了自卫会的传单——《告同胞书》，要他翻印散发。他会刻蜡版，也会印刷，便立即通过在清华学生会中办事的同学取来了印刷工具，办起来都不难，传单很快印好了。他想了一个主意，趁晚间无人时去清华图书馆，悄悄地把《告同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