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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1)
一、问题的提出(2)
一、问题的提出(3)
二、问题的深入(1)
二、问题的深入(2)
二、问题的深入(3)
二、问题的深入(4)
二、问题的深入(5)
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总体认识(1)
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总体认识(21)
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总体认识(3)
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总体认识(4)
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总体认识(5)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1)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2)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3)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4)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5)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6)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及其局限(7)
一、问题的提出(1)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历来存在分歧，究竟是国民革命（或全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之间，长期来是有不同的观点的。近几年来，关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也不断受到挑战。在这次会上，台北来的张玉法研究员转换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争论，他说：“记得在台北开会的时候，我曾经提到一个老的议题，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这个议题两岸学者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没有什么焦点，在这个会后，我记得金冲及先生就对我说，实际上大家争来争去主要是名词之争，实质上的争论是不多的。我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名词之争比较多。我当场答应他，以后不再就这个问题做争论了。”但是，这个争论看来难以完全按照张先生的设想予以搁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在致会议的贺信中，曾提出研究课题说：“我建议，我国的历史学家借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机会，继续深入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比如，如何正确估价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作用？怎样看待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样看待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怎样评价孙中山、黄兴等一系列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这些都是需要史学界用心加以研究的。我期望着我国学者研究的新成果不断问世。”张海鹏研究员在论文中也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论点：“为什么党和国家这样重视纪念辛亥革命呢？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观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指导思想。正是依据这一思想，确认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代表性事件。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把中国共产党人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由都讲清楚了。这基本上成为此后纪念辛亥革命的基调。”这就是说，中国内地学者还有继续研究并确认“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课题。只是可惜，近几年来，除了重申这一论点之外，并没有出现针对国内外学术界的责疑，进一步予以证明的好文章。所以，如果要确认这一论点，必须如李院长所说予以新的研究证明。
一、问题的提出(2)
尽管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断早有不同意见，中国内地学者对这一论断的责疑也越来越多，但许多中国内地学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把“资产阶级”的帽子套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或事变头上。收入本论文集的许多实证性文章，其实并不关心这一争论，但仍然作为套话和帽子，连篇累牍地在本文集中出现，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中国内地学者在理论性领域，往往习惯于运用演绎法，而不习惯于运用归纳法。以圣贤的论断为自己的论断。读经注经式的研究，早已落后于时代，在提倡创造性思维、思想解放的今天，更是必须予以纠正的。本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即李文海教授、颜军副教授的《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就随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类的断语，其中更强调提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我们知道，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核心人物，就是这一群革命派里的人物，他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吗？除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已经去世之外，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骨干及执掌军政大权的许多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阎锡山、唐继尧，哪一位可以称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同盟会人物中，在以后的岁月里，能够构成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派系吗？他们的连续性难道能够以缺乏力量和长期影响力的国民党“左派”来代表吗？他们是否一直坚定到去世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果不能，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团体，又怎么能够是属于“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派系呢？在40年代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骨干人物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在历史渊源上更接近梁启超、张謇的立宪派，他们基本上被归属于“资产阶级右翼”，他们的民主主义立场比那些当年还健在的同盟会员是否更“坚定”一些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一群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结论，是否下得太随意了一些？刘伟教授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一文，虽然避免了流行的“资产阶级”立宪派、革命派一类套话，但开头还是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转折，它埋葬了封建专制主义，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我想作者决不会认为民国以后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封建专制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学者中有随意说套话的毛病，在这句话里表现无遗。
一、问题的提出(3)
熊志勇副教授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论略》一文，虽然是一篇更新话语系统的好文章，但可惜，他偶尔也冒出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话。我想以他的理论思辨模式，读了我的文章，一定会把“资产阶级”四个字圈掉，圈掉这四个字，于他的大作，毫无损伤。许宪隆教授、韦甜讲师的《民初西北军政舞台的“变脸”艺术》，给西北马家军新生代定义为“资产阶级新军阀”。两位先生显然是经过研究，并进行了证明来定性的，所以，这一判断，对他们来说，不是作为套话来运用的。但给新军阀定性为资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他们经营了一些现代企业，输入了一些现代观念，就可以给他们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军阀的本质是家族性、私兵性、专制性，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如果以此定性，从袁世凯起的中国近代军阀，都可以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更无论国民政府时代的各派军事系统。如果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军阀性，那么他们还会发动民主革命吗？这在理论上会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困惑。对于中国近代各派军事系统的社会属性的研究，是个复杂问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刘曼容教授的《论孙中山仿效西方模式革命中的独特性创造》一文，运用的是传统的话语系统，还新加了一句“中国特色”的断语：“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我们是否要给自己下一句“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家”的定义？其实，我们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具有中国特色。当然，许多学者已经摆脱了陈旧的分析模式，不再用套话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实事求是地论述相关问题。这是中国学者的进步。或许我的上述分析有失公平，过于吹毛求疵，许多文章确实是好文章。我是希望学者们建立起一个更具独创性的学风。问题不在于学者们是否坚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问题是要认真进行证明，而不是人云亦云。同时，新的证明也不应该沿袭原先笼统的大帽子，而应该有分寸感，仔细地分解辛亥革命的复杂组成。我所担心的是，中国学术的传统是为圣人立言，学者摆脱了土套话，摆脱了土圣人、土贤人的框架，换来一个洋圣人、洋贤人的洋框架，一个许多人读不懂的洋话语系统。话语系统变了，而思维方法没有改变，自己的创造欲望仍然被埋没了。我不懂外语，对洋话语系统基本不懂，难以作出评判，只能凭直觉说话，敬请内行教正。
二、问题的深入(1)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我个人认为，就原来两岸学者的争论而言，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学术上确实已经成为名词之争，尤其对于两岸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更已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国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争论源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同，即国民革命的观点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分析，国民革命也好，全民革命也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周恩来在解放初就解释过这一问题。国民的概念是没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说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无论当时的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了什么态度，国民革命在方向上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国民党方面，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辛亥革命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即全民的革命。因此，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已经没有什么争论的价值，如果要争论的话，只能从总体意识形态着手进行。当两岸学者都淡化了意识形态，使用更丰富多样的方法，转向实证研究的今天，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学术上也确实只是个名词问题了。原来的学术上的争论，虽然已经解开了问题的症结，并不等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在科学的意义上已经解决。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没有再争论这一问题，但仍然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日本田中比吕志助教授认为：“那么辛亥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呢？回答这一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极为复杂的。本文集中在清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课题上进行探讨。”这是说，他的研究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辛亥革命，为从总体上认识辛亥革命的性质提供帮助，这是很科学的态度。确实，要真正对辛亥革命的性质有精确的认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二、问题的深入(2)
台北朱浤源研究员虽然只是在注释中引述郭世佑教授的观点，但还是值得重视，郭教授指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研究方向：“关于辛亥革命推动者的成分，郭世佑有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与其谈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还不如谈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弄清楚会党、新军和部分激进的新式知识分子同辛亥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把会党、新军和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笼统地挂在资产阶级的招牌之下，既近乎张冠李戴地谈论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精神，又抱怨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软弱性，只是在抱怨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时才临时抛开会党、新军和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才想起那些着重钱袋和秩序的资本家。”其实，郭教授提出的课题并不简单。例如，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既然不能再简单地根据他们赞成共和这一点就扣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必须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的社会属性。会党和新军的分合在辛亥革命前后很复杂，他们的非现代社会属性以及在社会动荡时期的功能也很复杂，需要深入的分析研究。至于资产阶级，我们也不能再笼统地把他们和西方的资产阶级同样看待。陈争平研究员支持华中师大学者的新分类，认为“对‘绅商阶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组成的认识。”既然是一批儒商，也就是政治化的商人，他们就和西方新教伦理开拓出来的个人主义商人不同。张玉法研究员指出：“日本学者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没有新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有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很少有学者同意他的观点。”说辛亥革命没有新义，缺乏根据，但对于新和旧的更新程度和速度，这不仅指非革命的集团，而且指革命的集团，有必要重新审视。由于要维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三级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或者维护国民党的继承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正统地位，因而夸大了辛亥革命的发展程度。“文革”后，有些学者因为重新审视被湮没的理论，夸大了当时对西方理论理解的深度和传播的广度，有必要在新的研究中予以修正。
二、问题的深入(3)
章开沅教授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速成式的革命”。对于这一判断，也需要申论。一般说来，一场革命是怎样就是怎样，它如果没有发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也就不会发生，因此，既无所谓早熟，也无所谓速成。但既然认为辛亥革命是早熟和速成，那就是对它有很高的期望。或者按照它的纲领的标准来衡量它的实践。问题是它什么时候成熟？怎样准备才不速成？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需要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这一切都需要根据中国一个世纪发展的总结来加以分析。桑兵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先锋和本体的问题，但不知道他所说的先锋是不是革命党人？他所说的本体，是不是资产阶级？但我们知道，在同盟会--国民党的理论和历史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是先锋和本体的矛盾，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矛盾？我们也需要看到进一步的证明。台北蒋永敬教授在本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中没有阐述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他在台北有关会议上提出的《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虽是英雄革命的改良品，但仍难突破中国历史上革命之传统。此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性质而言，辛亥革命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革命。其层次，尚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也。然其根本问题，英雄主义、专制主义，根深蒂固，而牢不可破也。”本人深表赞同。也就是说，从理论指导上说，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用大陆的语言，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回事。但事实上，辛亥革命的实践，根本达不到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我很赞成他把国民革命的观点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同一化，这两个观点之间已经不需要争论了。但辛亥革命是不是国民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都还需要重新审视。本人为会议征文提供的被淘汰的论文《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从中国社会王朝更替的传统规律出发，来分析辛亥革命。拜读了蒋永敬教授寄给我的大作《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革命》后，我又响应蒋教授的观点，写了《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一文，强调了辛亥革命过程中王朝更替的历史内涵，现作为本书附录，供学术界深入研究时参考。
二、问题的深入(4)
当然，肯定革命的观点现在受到了新的挑战。张玉法研究员指出：“因为今年是庆祝辛亥革命90周年，在台湾地区我参加了两个学术研讨会，第一个是在今年9月29号，台北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学会，我们开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座谈会。有四篇文章，在这四篇文章当中，有两篇谈到所谓告别革命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他们是介绍一些学说，认为辛亥革命不应该发生，没有什么意义，应该是满清改革比较好。”六七十年代，认为改革比革命好的观点，就开始在学术界流行，到90年代，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著名论断。但李先生和刘先生的书中似并未完全否认当年革命的合理性，主要是希望告别革命的传统，今后不要再选择革命的道路。不过，革命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李先生和刘先生的“告别革命”是否也反对体制外变革，反对宫廷式政变，还是仅仅指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我不太清楚。这一类的争论，其实并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对于中国来说，从维新-保皇派同革命派争论，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论，一直到现在的争论，是一个世纪的争论。政治上的争论关系到今后道路的选择，当然还会继续争论下去。这是政治性人物对未来社会变革方案的一种见解，历史的回顾不过是一种价值选择的宣传。这类争论是更复杂的关系到社会力量组合的争论，当然不是用一句“不值一驳”的话就能解决得了的。其实，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也不是某一个人的愿望可以左右的。学术的研究，贵在坚持中立性原则，客观地、科学地阐明历史事变的成因。张玉法研究员和章开沅教授对此的见解，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张玉法研究员说：“在讨论过程中，我个人发表的意见是说史学好像受到事变的影响太大，比如说现在改革开放，有了很好的成绩，大家说我们最好不要革命，革命没有价值。但我也记得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初期，革命是一个高潮的时期。那时学者们统统说改革是没有价值的，革命是最有价值的。为什么同样一件历史事实，在革命的年代我们就把革命说得很好，很了不起，在改革的年代就去贬低它。这是我们史学界应该检讨的。我觉得革命在那个时代有价值就是有价值，在改革的时代它还是有价值。”当然，我想张先生的意思是指历史上的革命，它并不因为现在是改革年代而变得没有价值，并不是说现在虽然是改革的年代，还要准备革命，或许他也同意今后要告别革命，那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历史有历史的成因，今后有今后的道路。
二、问题的深入(5)
章开沅教授提醒学者们重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一般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