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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二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1）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2）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3）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4）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5）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6）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7）
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1）
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2）
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1）
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2）
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3）
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4）
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1）
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2）
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3）
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
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
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3）
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
表象、阻力与突破口（1）
表象、阻力与突破口（2）
表象、阻力与突破口（3）
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1）
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2）
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3）
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1）
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2）
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3）
“菲律宾道路”走不得（1）
“菲律宾道路”走不得（2）
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1）
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2）
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3）
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1）
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2）
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1）
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2）
农产品（食品）安全与农民组织
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
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2）
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3）
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1）
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2）
百年石门坎（1）
百年石门坎（2）
百年石门坎（3）
只有走中国道路，中国农民才有出路（1）
只有走中国道路，中国农民才有出路（2）
后　记
序　一
杜导正（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一直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同志，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在农村基层工作，但仍然把下农村基层搞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昌平同志对农村有调查，有了解，而他又善于思考，所看、所思、所想后，就一定要说话，一定要发言。他要说的话，就形成了一本书。书稿出版前，他送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不是农村问题专家，应当说，对农村问题没有研究。但是，60多年的经历，使我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党只有解决好了农村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发展得好，社会才能安定。从建国60年的历史来看，1949年至1955年，我们党的农村政策使农村在一场大的战乱后，迅速地恢复了元气。而到了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我们就开始逐步地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到了1958年，我们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应当说，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对农民欠债了。人民公社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相当大比例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顺应亿万农民的要求，连续发布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向商品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改革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工农、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农村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2000年3月，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李昌平同志，看到了这些问题，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将其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言；“三农”问题也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农村问题老专家、我的老朋友杜润生同志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系统提出、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李昌平同志能做这“第一个”，说明他是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离开基层以后，李昌平同志继续保持了这种责任感，他不断地在农村搞调查，继续进行研究。这一本新书，就是他近一两年来的研究成果。翻看了这本书后，尽管他在书中的观点不能完全代表我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书中所弥漫的那种对国家饱含责任感的情怀，依然让我很感动；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也可以引起诸多农村问题专家的关注。尤其在国家致力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建议，作为政策的参照，而这也是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为序。
序　二
一本为农民寻找出路的书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2001年的夏天，李昌平到办公室见我。因为都是搞“三农”的，一见如故。他说：我想做你的博士生。我说，考社科院博士生的外语关不好过，恐怕一两年你考不下来。中间，他问，初来北京，不知做什么？怎么做？我说，你最好先读几年书，更要读懂社会这本书。自此，我们常有来往，成了知交，谈得多的是“三农”话题。最近昌平寄给我一本为寻找农民出路的书稿，要我写个序。这是他继《我向总理说实话》　《我向百姓说实话》之后要出的第三本书。李昌平像我一样，出身农民，有浓重的农民情结。硕士学历，干过17年基层干部，干过多年的记者编辑，在国际著名的农村发展组织（香港乐施会）有六年扶贫实践，现在是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昌平的经历是特别的，也是难得的。李昌平常说，中国表述“三农”问题有四套话语体系：农民话语体系、官方话语体系、学者话语体系、NGO话语体系，这四套话语体系相互交流很困难，需要翻译。确实如此。可以自由在四套话语体系中交流和“翻译”的人极少，李昌平就是一个。所以，李昌平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对农民出路的探索也与众不同。书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他的“农业三阶段论”，将非常复杂的问题抽象出“一般规律”；他比较了“日韩台模式”和“菲律宾模式”，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民出路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他阐述了农民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高度一致性，很有解释力，发人深省；他对粮食安全、土地改革、“三农”现代化道路、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城乡统筹、农村金融、乡村自治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相信会给读者很大的启迪，尽管有人不一定同意他的见解。本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李昌平在17年基层工作中“改革实践”的反思，也有他在香港乐施会工作中做“农村发展试验”的总结，这也是此书与其他学者专家的书的不同之处。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农民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事实，李昌平提出：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不可能现代化；假如中国减少农民，将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农民工人问题就更加严重，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他将这个难题命名为“李昌平难题”或“中国难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应对金融风暴，要加快“出口拉动型”“外向依附型”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更有意义，但只能叫“李昌平难题”，不能说是“中国难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可解的，中国会解决好这个问题。类似这样的“难题”曾经不断有人提出来。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20多年前，一位有院士头衔的部长出版了一本书，说中国这点国土和资源，最佳的承载能力是只能养七亿人。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发表了一篇惊动中国朝野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预言“粮食的严重短缺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奇迹过早结束。”这是又一个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难题”。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1996年，中国农业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从此结束了粮食长期短缺的局面，变为“基本自给，丰年有余”的格局。这几位提出的难题，都是在中国人多这个问题上被难倒了。李昌平提出的难题，也是被中国人多这个问题难住了。其实，李昌平也说：“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任务是将农民变为市民。这近乎是‘普世道路’，没有人怀疑。”欧洲、美国、日本、“四小龙”都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了农民问题，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将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不过，我们的走法、做法与他们不同，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3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总体上说，我们是成功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2007年，我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1840年以来，中国什么时候有过今日的气势。具体地说，我们的工业化搞得很有成绩，但城市化很不成功，而且至今还在继续“摸石头”。李昌平看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不当引出的诸多问题。世界上哪有一个现代化国家，关起城门只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不让农民进城的。所以，就有搞了50多年工业化，农民却反而增加4亿多人的咄咄怪事（1952年的50139万，2006年的94500万）。中国现在70%以上的怪事都出在城市化不当这个问题上，弄得城乡不安宁。好在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三农”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把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的病因找到了，明确指出了，药方也开出了。假以时日，是能够逐渐决的。李昌平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么多农民进城来都搞制造业，就会“供大于求，必然没有前途”。这是因为以前的外贸结构畸形，外贸依存度奇高，内需久扩不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没有改变。改革了城乡体制，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在近期把已进城的1.32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融入城市，逐步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内需就会快速上提，更何况将来会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人计算过，现在是9亿农民，4亿市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3.38，实际差距是1∶5。要实现城乡一体，估计还要有30年时间才能把城乡的差距逐渐缩小，实现基本平衡。差距也是潜力。真是如此，还愁内需不振吗？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出口了许多的“中国制造”，实际是强制压低了中国农民的消费而实现的，既不公道，也不合理。而所有这些问题，是能够通过改革解决的。“中国制造”转而主要为中国的人民自己消费，中国的制造业，就能长盛不衰地制造下去。何况还要大规模发展第三产业。所以，10年、20年、30年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李昌平观察到这些社会现象而提出的问题，是他假设产生这些问题的现存的结构和体制仍然会在将来10年、20年继续存在下去。真是如此，那他担心的难题就会出现。这些结构、体制改革的难度也实在很大，昌平看到的客观现实也实在太严峻，难怪他感到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我是相信：通过改革，这些体制会逐步改变，结构会得到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终究会被破除，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终会实现，农民问题是会解决好的。另外，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不进则退，不改行吗？这些意见，同昌平商榷。尽管我对昌平提出的这个难题有不同意见，但这本书是他多年对农村观察、思考的结果，是为农民说话的，有很多新意，能启发人思考，很值得一读。是为序。
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1）
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2001年底出版，正好赶上“三农”工作被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了总揽全局的头等大事。这几年，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含金量有了很大提高，基层干部和群众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迈出了很大步伐。我们惊喜地看到，严峻的“三农”问题的确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经常有人问我，对这几年中央“三农”政策和基层的改革实践怎么评价？我给大家讲几个《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没有收录的“改革故事”，这些都是我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亲历亲为的“改革故事”。也许从这些“改革故事”中，能够找到解读现在的“三农”政策和改革实践的角度。故事一：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这个词是俄罗斯人创造的。俄罗斯人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我也在搞“休克疗法”。1993年，我出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书记，此时，我正值“三十而立”之年。周沟乡地处监利县的水陆交通要道，是一个分别由分盐和黄歇两个大镇划出一块地盘而组建的新乡。建乡以来，乡干部间派系矛盾重重，工作难以开展，经济发展也严重滞后，穷得发不出工资，甚至乡干部们不得不在危房里办公。正因为周沟乡是个“野猪林”，所以，才让我这个最年轻的书记捡了个“便宜”。当书记后，我请求县委配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做乡长，作为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决定要“不计后果”地大干一场。俗话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决定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抓起。周沟乡的优势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好地方。制约周沟乡经济发展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政府和部门干部“太狠”——卡、拿、O（吃喝）、K（玩乐）太厉害。乡干部和乡管的部门比较好办，我们将十几个办公室合并成五个办公室，将农业类的几个站所合并到农业办公室，将党务和群团系统合并成精神文明办公室，将党委和政府办公室合并成党政办公室，将财政、经管和政府财贸办公室合并成财经和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将城建和企管会等合并成发展委员会，这五个办公室的主任和副主任由党政副职领导兼任。难办的，是工商、税务、土地、财政、城管、派出所、司法所、环卫所等十多个具有收费收税权力，且直属县局管理的“执法”部门。我们决定用智慧“限制”这些偏好“寻租”的“执法”部门。1993年底，我们秘密完成了一项调查，查清了企业主一年的上缴税费和隐性负担之间的比例，为1︰2以上，也初步掌握了一些执法人员违纪违法“寻租”的证据。1994年正月初八，我和几位乡党政班子成员在乡政府设宴，给县直管部门、乡五大办公室、乡直企业领导和私营企业主拜年。席间，我逐一问及各个部门当年的税费任务情况。所长们都说，主管局下达任务增长太快，任务重，难以完成。我现场做了一下统计，所有任务不足200万元。对所长们的抱怨，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早有准备的乡长，及时抛出了乡政府统筹完成税费任务的设想。这个设想很简单，就是各个部门的税费任务由政府分解，下达各个纳税主体——下达税费任务“明白卡”，纳税主体按照“明白卡”按月缴纳税费，年内业务增长不加负担，业务显著萎缩减负担，乡政府财政兜底。在乡政府设纳税（费）大厅，每个部门每月只需派一人参加两天的集中办公，每月24日为税费集中缴纳日，再由乡政府在2日将所缴纳的税费划拨到各个站所的账户或代为上缴到主管局的账户。每月欠收的部分，由乡财政垫付资金上缴。中途新办的企业，所增收的“计划外”税费，放在政府专户上由政府集中管理，转入下年。政府对部门的要求也很简单——各个部门都不准进企业收税费，仅各出一人，组建一支“公平交易执法队”，专施打击欺行霸市和不诚信交易者之职。如果企业平时需要部门服务，也可以在纳税（费）大厅集中办公完成。这个设想，在场的企业主是求之不得，部门站长、所长也都觉得很省事。有几个部门站长、所长（事先安排的“托”）还提出要当场和乡政府签协议，也有企业主愿意当场缴纳全年税费任务。于是，我们当天就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形成了文字依据，所有参加会议的部门站长、所长及纳税（费）主体都和乡长签了协议书和保证书，我这个党委书记做了“公证人”。这项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明显。企业主再不用每月花很多的时间陪形形色色的“执法”人员吃喝玩乐了，欺行霸市有人管了，农产品加工和集散很快活跃起来。当年就有福建、湖南等地的商人在周沟集镇上投资办厂，当年新增计划外税（利）30多万元。1993年，周沟乡是全县经济最落后、财政最穷的乡镇，到1996年，周沟乡却成为监利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在全县26个乡镇中，?政状况进入了前五名，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但这样的改革不是没有阻力的，“执法”者的灰色收入减少了，县主管局总感觉自己的执法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