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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音乐在外国（《陈丹青音乐笔记》彩图增订版）>
序
此书上市，应是二〇一〇年。这本九年前面世的“音乐笔记”，现在推出新版了。我愿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书名改回早先拟定而未被采纳的《外国音乐在外国》。当初起这题目，是因人在纽约写给国内读者看，如今长居北京，想想“外国音乐在外国”，反倒另有一层意思了。
读过旧版的朋友倘若见及新书名，或可一读我为新版添加的四篇长长的新稿件——适巧，去今两年我竟两度造访维也纳，还去了莫扎特故乡和捷克的首都。这些著名的音乐城市总有故事与话题说，从今夏到现在，我于是陆续写出了《在维也纳》之一、之二，及《在萨尔茨堡》和《在布拉格》。不晓得是为增添字数巴结读者呢，还是我果然感触良多，写完看看，太过絮叨了。书中的图片当然大幅度换过，而且彩色。
我要再次谢谢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好编辑李章先生。他就是旧版题记中那位“Z君”。出于谦逊而淡泊，当初他要我不论如何别写出他的名字来，这回我不必依从了：我之谢他，非仅是他做主出版了这些谈论音乐的文字，而是早在一九九二年，因他一句话，兼以长达七年的纵容与催促，我从此开始写作。
在我一面，持续的写作虽说开了份宽窄莫辨的旁门左道，却也难说是表达的良策：转眼，归国定居十个春秋了。年复一年，被恩准的言说空间越来越少，受命删除或事先退稿的待遇，越来越多。众人及舆论则不断抬举：您是艺术家！我明白，那意思是要我放规矩点，少来胡说。今岁尤其是少说为佳的一年：年初写了长长的土耳其游记，年尾即是关于音乐的扯淡。这是我渐趋安分守己的举措么？是的，谈论艺术真是既风雅，又安全。这不，连书名也规避了境内的话题与是非，单说外国音乐在外国。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写在北京
题记（1）
这本集子，是一九九二到九八年间，我远远躲在纽约寓所陆续写给上海《音乐爱好者》双月刊的十几篇文字。这些文字的读者，就我所知，一位是约稿的编辑，另一位就是我。现在，趁这集子的出版，我要特意向那位约稿的编辑鞠躬致谢，为什么呢，因为经他的撩拨，我从九年前开始了持续的写作。
写作，我一向喜欢的，但除了就学前后的所谓“创作谈”，以及不像文论不像批评似的零星稿约，二十多年间仅只发表过可数的几篇，内容不出美术的范围，美术以外的话题，哪里梦想过呢，然而做梦似的，去年以来，我竟写成两本“书”，一本是已经上市的《纽约琐记》，一本是尚且搁着晾着的《多余的素材》。内容不论，书写的文体，勉强算是“散文”或“随笔”的意思吧，“文学”当然谈不上，但毕竟可以自视为“写作”，而从此在画画之外，多一招游戏骗骗自己了。画圈子里外或生或熟的朋友于是诧怪：你还写作？是的，我的那两本“书”之所以斗胆承应，居然写成，就是有这位编辑早早地就在催我动笔了。
我要谢谢他。且称他为Z君吧——九年前，时在深冬，我头一次回国省亲，在沪西一间极小的居室里遇见了Z君夫妇，吃饭聊天。得知他是弄音乐的，手上正编着《音乐爱好者》这本刊物，我就胡乱地说些纽约的关于音乐的见闻。不记得怎么一来，提起曾在曼哈顿寻看过霍洛维茨的丧仪，待讲到电影近镜头里老霍的大鼻孔怎样的悬着一滴鼻涕，Z君忽然打断我，高声说：哎呀丹青，你把这个写下来好不好？
我记得他一脸当真的表情。表情对我很起作用的。九年前，国中的出版业哪里能同今天比，Z君的兴致是在组稿，我的兴致是在写作：写什么呢，我自己并不知道，当有人给我指定了话题——譬如霍洛维茨的鼻涕——我就果然写起来，只是当初不想到后来会连续写下去，更别提拼凑起来出本书。
江南的屋子没暖气，其时我在地处北端的纽约待了十一轮春秋，早忘了穿着棉袄夹裤在睡房里缩作一团的那份阴冷与寒气，可回国就为了怀旧呀，身体也在怀旧的。是在南京岳家的旧寓——现在早已拆成了一堆瓦砾——我泡杯滚烫的茶水暖暖手，用讨来的哪家医学院公文稿纸开始写，写完寄出，过几个月，就在纽约收到Z君寄来薄薄一册滴了霍洛维茨清鼻涕的《音乐爱好者》，同时他就催讨下一回的稿子了。
《灵堂琴声》算是我头一篇誊写干净拿去发表的文字习作，粗糙简单，还用“琴声”与“灵堂”搁在一起作题目，弄成小小的酸雅，骗读者注意，现在想来，真像少年时代头一回学抽烟，怕人看见，又想要人看见，手势、吞吐，尽在学架势。可是一根抽过，喉咙痒痒地也就接了第二第三根，虽是呛着咳着，也谈不上瘾，却不知不觉抽上口，不想戒了，何况还有个Z君频频给我递烟点火呢。
题记（2）
但我可从未有过谈论音乐的妄念，给Z君那么手指勾一勾，我竟不负责任写起来：所谓“责任”，是指我所没有的音乐知识，每篇所写，不过是些“关于音乐”的日常见闻，并不真在谈音乐；所谓“不负”，自然是指我一旦离谱太远，行家大约会对这“爱好者”的无知，付之一笑吧，而且那一笑，我看不见，不必非得脸红。Z君，则从不拆穿我的门外胡言，只管哄着我一期接一期写，这样子，六年间给他写了将近十篇，到了九七年，有别家出版社约了我来写《纽约琐记》，又要回头谈论画画的事情，没有余裕了——九八年的《赴死的演奏》，是我给刊物的最后一篇，《瓦格纳问题》写写停停，竟忘了寄出去，现在可以收进来。
这些稿子，尤其是最初几篇，距今颇有些年头，当初下笔，不免假想国内欠缺对于外间的了解，所以略微介绍国外音乐生活的状况点滴，今天看来，真是在胡说，譬如纽约昂贵的音乐会票价上百美金，在今之大陆算什么呢，听说上海音乐厅的多明戈演唱会，几千元一票，销售一空，紫禁城的露天歌剧大演出更是出票天价，照样坐得满满当当，这些，真要让我辈羞煞……好在对于海外华人的“落后”与“土”，今之国人早已十分的了然而宽容，看在这些异时异地所写成的文字，该不会与我一般见识吧。
此外未见于期刊的篇幅，均是新添的：今夏为展事去欧洲，顺道造访波恩，归来写成《贝多芬故居》。去年在上海图书馆作讲演，题曰《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所谈七十年代海上遗事，时过境迁，竟像是古代的传说，其中也谈及音乐。末尾的《音乐的立场——答〈音乐爱好者〉编辑部问》写得漫无边际，而种种话题的铺衍，也倒说出不少感触，这感触，若是没人聊起，我是不会着笔，更不知道自己对于音乐与文艺抱有这样的意见：我的写作，是要写下去，才知道会写出什么来。
书的题名，原先是径取现成的《外国音乐在外国》，结果给编辑改作“音乐笔记”，加上我的名姓。这总让我不自在：明明一个画画的家伙，出本“音乐笔记”，算什么呢，且我看画听乐，从不做笔记的。但以我出国前的经验，编辑就是“领导”，领导拍板，只得默然从命。好了，关于成书的原委，现在都交代在这里了。上个礼拜，《音乐爱好者》编辑部给我寄来一沓子新版本，不单改成彩色的月刊，还从里边滑出亮闪闪的CD碟片，而版式、纸张、印制，都比我供稿的旧版本讲究而体面得多，活像新出阁的姑娘家，不敢认了。我略一翻看，竟有点念旧，又有点庆幸：就在那简陋的旧版本上，我开始发表文字的习作，也幸亏是躲在那里，我弄出这些勉强称之为散文的东西，而且真是不敬，假音乐的名义——真的，我不是虔诚的“音乐爱好者”，直到此书将要问世，我才明白自己其实是个厚着脸皮的“写作爱好者”，这是要请诸位爱乐者多多包涵的。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
在维也纳（之一）（1）
那天午后寻到贝多芬的家，下雨了。老公寓门洞空无一人，天井亮着。他的寓所是在四楼，石梯旋转而上，二楼、三楼，楼道昏暗，朝向天井的排窗透入雨湿的光，家家门户清寂，关闭着，小门廊摆满户主栽培的植物。上到四楼，门首小牌写明下午开放时间是两点，我来早了，贝多芬不在家。
细读告示牌，这小小纪念馆划归维也纳市立博物馆系统。博物馆入口有厅堂，有座椅，走动坐等都无妨；这里是住家的公寓，此刻才过一点钟，我像是私闯民宅的人，端着照相机，悄然踌躇，天井雨声响亮。仰看天井上端十九世纪的屋顶和烟囱，贝多芬天天出入，想必瞧一眼吧：第四、第五、第七、第八交响乐，还有他那部艰难的歌剧《菲德里奥》，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回身下楼，又顺着幽暗的楼梯转，三楼、二楼、一楼。雨势仍不见小，立在门洞向外看，那一瞬，忽然，我活生生回到四十年前的上海了——也是午后，也下雨，也是十九世纪的欧式老公寓，门洞空寂，楼道昏暗，我上楼寻访哪位好朋友，朋友不在家。
***
人一辈子记得自己生长的街市。念及外省尤其异国的名城，怎么办呢，只得胡乱想象。我们当初看不见欧美的照片，除了翻译小说：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引我浮想联翩，然而眼前虚空，徒然折返译本的汉字；柯罗描绘的罗马夕阳，莫奈笔下的伦敦浓雾，总算给我“看见”了；毕沙罗的巴黎市景画得最是真切：屋顶布满小烟囱，鹅卵石路面跑着敞篷马车，还有同一大街的阴晴与晨昏……八十年代在纽约初看费里尼、特吕弗与戈达尔，终于我跃入银幕，走在巴黎罗马大街上，跟踪主角出门、拐弯、过马路、穿窄巷，猝然被捕，或竟万般侥幸地逃逸了。
美妙的片刻。后来去到真的巴黎和罗马，没有一处合于早先的妄想。那年初访意大利，回程飞机上蓦然伤感：啊，来过了，那个借波提切利和米开朗琪罗而苦心想象的文艺复兴国，从此迸散，真的意大利无情覆盖我的可怜的想象，但那想象是我自己的呀。
域外名城的汉译，总是美文：米兰、华沙、慕尼黑、亚威农、布达佩斯、斯德哥尔摩……凡未经描述的城市，准确地说，凡是描述而未被我亲眼一见的地方，便是想象的盲域。偶尔在书页中撞见了，不过几个汉字，毫无缘由地排列着，又好看，又耐听，譬如：
维——也——纳。
我没读过奥地利作家的小说，也不记得看过关于维也纳的电影。维也纳？想象一片空白。或多或少，我于欧洲诸国的知识仅止绘画。七十年代末在上海初见维也纳分离画派的克里姆特，琐屑矫饰，不欢喜；埃贡·席勒的神经质的女体素描，则佩服而厌恶。很多年后起念造访维也纳，只因得知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挂着荷兰人弗美尔几件绝美的精制、尼德兰人勃鲁盖尔的半数重头作品，还有西班牙人委拉斯开兹盛年描绘的小公主肖像。
维也纳。唯一引我想象维也纳的人，是约翰·施特劳斯：《皇帝圆舞曲》、《蓝色多瑙河》，旋转、旋转、旋转，音律渐强……“文革”初年在上海屋檐下一遍遍偷听，老式唱片也那么亮闪闪地旋转着，嘶嘶作响，内心视象混杂电影中旧俄宫廷的舞蹈场面，开始毫无根据而历历在目地想象维也纳——为什么是施特劳斯，而不是十九世纪麇集维也纳的其他音乐家？
在维也纳（之一）（2）
***
“在欧洲，可能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衷于文化生活。几个世纪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因此繁荣昌盛。那种国家的自豪感最强烈地体现在追求艺术的卓越地位上。”茨威格生于一八八一年，他这样描述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每天早晨看报的时候，普通维也纳市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国会辩论或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据他说，路人不会仰望漫步街头的豪绅或总理，但是，“一个皇家男演员或一个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每一位女售货员或者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
且看这份家庭记忆：
有一天，我家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走进房间对我们说：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极度的悲伤使人莫名其妙，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没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
与茨威格一样，贡布里希的家庭也是维也纳犹太中产阶级，生于一九〇九年。他的弄音乐的母亲与弗洛伊德和马勒相熟，姐姐则是勋伯格圈子里的常客。二十世纪初维也纳人如何看重艺术教养呢，他说：
我不能否认这里有某种附庸风雅的成分。但如果不介入这种文化气氛，不介入音乐、文学和艺术，人家会看不起他，社会不会接受他。对这些领域一无所知，乃是一种过失。
人与城市的落难总会引我留意：贡布里希幼年目击维也纳历经一次大战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之后长期经济衰敝。学校中有教师饿死。祖父破产了。面包牛奶实行配给，家人不得不奔走黑市。他与姐姐曾被分别寄养的家庭户主是棺材匠与地方警察。
茨威格的童年记忆似乎仍在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后来的流亡也始于这座城；贡布里希日后毕业的维也纳大学依然如昔，街对过就是我所到访的贝多芬故居。多半欧洲的都城皆历经两次战争的大毁劫，无论遭遇战火，或被中国称作“历史机遇”的更新，每座欧洲的城邦都不愿背弃自己的记忆。茨威格写道：当首演《费加罗婚礼》的城堡剧院面临拆毁，“整个维也纳社交界像是参加葬礼”；当伯森道尔夫音乐厅也将拆毁时，最后的演出闭幕了，观众鼓掌，哭泣，全场灯光关闭后，没人离开座位。“当我们是大学生时，曾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像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都市的灵魂。除了地名，我们的都市在乎灵魂？！林徽因、梁思成，早经归于历史的轻尘。
在维也纳（之一）（3）
***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二十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十八十九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十七、十六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十五世纪十四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十三至十二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十八十九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斯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科波拉女儿执导的《玛丽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丽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做《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就刑时踩到刽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回到绘画与音乐，十九十八世纪的意思是说，意大利雄视全欧的文艺盛世，过去很久了。新兴的画展、演出及赞助系统在法奥首都次第茁育，画家们纷纷涌向巴黎，音乐家投奔维也纳；当初年少无知，我悬想的古典音乐家全是古代人，及至读了一点书，这才知道贝多芬中年的那个维也纳，经已步入资本主义时期，离得我们很近了：他们是欧洲历史崭新的人。贝多芬旧居便是当年的新大楼，想想看，这样的现代公寓，两百年前可就在维也纳到处起造了，其中住着“上升时代”的音乐家，只是电车、电梯还没来得及发明，难为贝多芬那代人每天在楼道和马车里上上下下。
在维也纳（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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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与德累斯顿州立艺术博物馆，论十五到十七世纪油画收藏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