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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拉夫列尼约夫（1892—1959） (1)
——鲍•拉夫列尼约夫（1892—1959） (2)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1)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2)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1)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2)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3)
——鲍•拉夫列尼约夫（1892—1959） (1)
如果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不译成汉文，不改编成话剧，不绘成连环画等种种形式的作品在我国传播，小说的作者的姓名可能不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第四十一》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鲍·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的译者是鲁迅先生的战友曹靖华。小说写于1926年，译作完成于1928年，那时曹靖华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而拉夫列尼约夫正是列宁格勒人。当时小说译本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曹靖华同时将译文寄给我国未名社。
鲁迅先生曾对《第四十一》表示过浓厚的兴趣。1929年3月22日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未名丛刊》中要印的两种短篇，我以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我在日译本上见过－－稿子可以不必寄来，多费时光。”一个月以后，他致李霁野的信中又写道：“《第四十一》早出最好。”然后即对当时上海滩的出版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介绍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很明显，鲁迅把《第四十一》归入“好著作”之中。
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和白卫军中尉俘虏的故事。女战士玛柳特卡奉命将俘虏押往前线司令部。途中他们所乘的船遇到风浪沉没。玛柳特卡与白卫军中尉被卷上一座荒岛，渐渐产生了情感。一天，一艘白党帆船忽从远处驶来。中尉喜出望外，拟登船逃走。玛柳特卡的感情经过一番搏击，最后向中尉举枪射击，应声倒下的中尉成为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卫军分子。
这是一篇政治性与艺术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在苏联发表以后，反响强烈。当时主宰苏联文坛的极左分子认为小说有问题，作者仅仅被划入“同路人”的行列。四十多年以后，到了60年代，拉夫列尼约夫的这篇小说在中国大地上又遭到我国极左分子的谩骂与攻讦。我记得当时内部放映苏联根据这部小说新拍的电影时，曹老说这部电影对原作小说有些改动，但还是一部好作品，然后气愤地说：“把这么一部好作品，说成是修正主义东西，太无知了……”他显然还有更多的话想讲，但在那种形势下，曹老只是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第四十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苏联其他作品一样，出版时受到种种阻挠，可是它仍然偷偷地被翻印成单行本流传。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在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包围中，革命青年在钢板上刻印了这部小说。有一天曹老感慨万分地提及此事：“当时从包围中出来的同志，把一本油印本送了我，并且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把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可见这篇小说对革命战士们的鼓舞作用。
——鲍•拉夫列尼约夫（1892—1959） (2)
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四十一》时，作者拉夫列尼约夫应译者之邀为我国读者写了一篇序，他写道：“文学就是友谊树上的第一朵花蕾。”“我们的作品，生养在战争情况中，和向往新生活建设的我们青年的俄国文学，能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这在我们自己是深以为光荣的。”
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底曹靖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招待会上两位老友相见。他们的头发都已斑白。紧紧地拥抱，滔滔不绝的交谈，未能尽兴，晚间，拉夫列尼约夫又把曹靖华拉到自己家中去倾述二十多年的别情。
1957年，《第四十一》在新中国再版时，作者再次写了序－－《致中国读者》，他说：“……长期以来我在苏联怀着热爱和激动，注视着你们在同人民敌人的严峻的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我们曾以你们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就像现在的你们在和平、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是一样的……”
十月革命四十年时，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决裂》在我国舞台上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曹老把剧照和海报寄给了作者。拉夫列尼约夫收到这些资料，不胜欣喜，称之谓收到了“珍宝”。不过那时他已身患重病。
1958年4月25日，他给曹老寄来一封信，这是他最后一封信：“我真想到你们国家里走一趟呵，可是大概看来，这样一个残疾人喝不到中国江河的水就不知所终了。”两年之后，拉夫列尼约夫逝世。他绝没有想到我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他的《第四十一》会再次遭到厄运。
我站在拉夫列尼约夫的墓前，仰望那褐色大理石柱墓碑上的胸像（系著名雕塑家凯尔贝利之作），那飘洒的头发，那含着微笑的削瘦的面孔。这位出身于教师家庭，参加过红军，负过伤的指挥官，与未来派诗人有过诸多交往，最后走出自己道路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我国得到过鲁迅的赞许，他本人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感情，当我想到这些时，崇敬与感念之情油然涌上心头。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1)
只要我来到莫斯科，我一定去瞻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很普通的一名战士，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火热的革命斗争使他逐渐成熟了。在全身即将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创作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1947年，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读到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它使我心灵为之震撼，生活受到鼓舞。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人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了。我把剧本译成了汉文，很快就在兆麟书店出版。翌年，哈尔滨市教联文工团将这戏搬上舞台。连演多日，场场爆满，成为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值得重视的活动。建国以后，该剧又在北京等大城市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孙维世导演，金山、张瑞芳等主演，这部话剧发挥了更大的教育作用。保尔成了新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赖莎应邀来到我国访问。她为我国青年做过几场报告，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我为她担任过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女工出身，朴素、诚恳、热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们谈天说地，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尼古拉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他听广播，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自己看不见，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
赖莎得知我译过剧本《保尔·柯察金》，而当时的教员孙杰参加过该剧的演出，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时，她很高兴。她说：“你把你的妻子带来让我见一见……”195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着我们的手戏谑地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和躺在病床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她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1987年我又来到莫斯科。中苏两国都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我专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去拜见我的“媒人”，她当时担任该馆馆长。她那深棕色的头发已经变得银白。我们又谈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谈到他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并回忆了她访问中国时留下的美好印象。那天，我为她画了一张速写像，她签名时仍然冠以“媒人”二字。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2)
那次，我又凭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墓碑－－庄严雄伟。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936年12月22日逝世的。25日火化后，他的骨灰盒先是嵌在新圣母公墓的墙里。1953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他的骨灰入土安葬。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曾表示过，他死后希望能长眠在他敬爱的作家、小说《恰帕耶夫》的作者富尔曼诺夫的墓旁。他的墓上树立了一座墓碑，碑上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身浮雕像。雕像作者齐加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斜身靠着枕头，侧脸面向远方。一只手放在书稿上，另一只手搭在胸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表情安详深沉。这是一位不向敌人、不向疾病、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人。墓碑的下端雕有军帽与马刀，表明他少年时代英勇无畏地驰骋沙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2007年秋，我再次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在他的墓碑上增加了赖莎的名字和她的生卒年代是“1906-1992”。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使我浮想联翩。我背诵他留在人间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的斗争！”
我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越过了古稀之年。同龄的妻子突然双目失明，我护理她的时候，常常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想到他的夫人赖莎和她赠给我们的照片，还有照片上的那句话：“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我每每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夫妇，这时我身上不由得会涌起一股热爱生活的暖流。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1)
橡树－－在俄国象征永恒，象征不朽，象征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我知道他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我见过朋友们拍摄的照片，见过拥抱着巨石的那棵大橡树。但我还是想亲眼看一看这位诗人的墓碑。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墓在七区，靠高墙的路边上。一段矮围栏将它与人行道隔开。一棵橡树伸出很多枝杈，在风中响动着硕大的叶子，像帐篷一般覆盖在墓碑的上边，为墓主遮风挡雨。墓碑左右是两块横卧的石板，分别刻着诗人和他夫人玛丽娅的姓名及生卒年代“1908-1991”。
浓郁的橡叶好像沉吟着墓主沉浮的一生。我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情况，想和知情人接触一下，谈一谈。说来也巧，几天后，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朋友们邀我到斯摩棱斯克州的后山村去，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诗歌奖颁发大会。
“那儿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出生地，那儿有诗人的故居纪念馆……”老友巴维金说：“那儿有他的乡亲乡民，也许他们会向你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
1999年6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我们经过两天的旅途来到了后山村。
后山村一派节日气象。从莫斯科等地来了不少文化界人士。我是嘉宾中唯一的外国人。
主席台设在一个露天平台上，那里耸立着一座特瓦尔多夫斯基故居纪念碑，也是一块大石头，旁边摆着他的一幅巨像，一对灵活的眼睛凝视着前来出席大会的群众。
大会主席宣布获奖人名单，颁奖，献花，奏乐。然后一个又一个人上台祝贺、发言、朗诵，致答谢词。主人请我也讲几句话，盛情难却。
我祝贺了三位获奖诗人，然后介绍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和流传的情况。在场的俄罗斯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是那么熟悉他们家乡的诗人，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会后，很多人围住我，提出许许多多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从他们的提问中同样感到惊讶。惊讶的是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今日中国那么不理解，甚至误解。但他们的赤诚和坦率让我感动。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2)
一位白发苍苍白须飘逸的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长时间不放，眼睛里闪着泪花，用喑哑的声音表示感谢。主人替我们作了介绍：“这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胞弟伊万·特里丰诺维奇。”
他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是从外地搬到这个村子来的铁匠，身体强壮，善于经营，读书识字，渐渐富裕了。母亲操持家务，抚养七个儿女，十分辛苦。农业集体化时，他家被定为“富农”。按联共（布）党的政策，富农属于被消灭的阶级。1931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全家被扫地出门，从富饶的俄罗斯腹地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那时，小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给报刊写些通讯稿件，已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去工作了，所以他成了家中唯一幸免那场危难的人。有人认为他逃避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人说他对父母兄弟姐妹绝情，甚至不愿和自己的父亲握手。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阶段，每个人思想变化都有些异乎寻常。年纪轻轻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了保护自己，也许就采取了这种划清界限办法。我想，这是入世不久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早年的一种表现。
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幼喜欢诗歌，十三岁时，他拿着自己的诗请教语文老师。老师指出他的诗的缺陷是：“一看就明白”，而“新诗”要求人人看不懂。把当时的，即20年代初期的文学杂志拿给他看，让他当做学习的样板。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练习写看不懂的“诗”，他写不出来，怀疑自己没有写作的才能。“后来，我终于写成了一首。它令人看不懂，我自己也记不得其中的任何一行，也记不得诗中写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写过这样一首‘诗’。”特瓦尔多夫斯基晚年在《自传》中这么写道。后来，在文艺创作的另一股风的影响下，他开始用粗俗的语言写谁都会说谁都能看懂的“诗”。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写成长诗《通往社会主义的路》。诗发表了，甚至受到了表扬，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那不是诗，那是政治口号。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在这种左右摇摆和求索中踏上了自己的路。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在苏维埃国家推行农业集体化、全家被流放到荒凉的北方时期登上诗坛的。1934-1936年，他完成了长诗《春草国》，讴歌农民只有在集体化中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此诗符合当时的政策，使他一举成名。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3)
苏德战争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写成长诗《瓦西里·焦尔金》。诗人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塑造出一位可亲可爱的士兵的艺术形象。长诗在前线报刊上分章发表时，受到指战员们普遍的欢迎。长诗传到国外，流亡法国的俄罗斯作家布宁读毕倍加赞赏。后来，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写了一部长诗《路旁的人家》，它受到饱尝战争灾难的士兵的喜爱，却遭到某些批评家的抨击，认为他写了战争的痛苦而未表现欢乐。
50年代，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北方严峻的山川、丰富的自然资源、光辉的远景都使诗人神往。他访问了那个地区，写出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
1950年特瓦尔多夫斯基被委任为苏联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在任四年，发表了不少提倡“写真实”的理论文章和暴露阴暗面的作品。苏联领导集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意识形态的斗争激烈，在政治斗争中，他作为一个筹码，被撤掉主编职务。
社会在变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思想也在变化。1958年苏联领导集团中否定历史过去的思想重占上风时，他再次被委任《新世界》杂志主编，发表了一批清算个人崇拜时的作品。
1963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这部作品一反《瓦西里·焦尔金》的基调，把过去的苏联的官僚制度比作“地府”，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新的长诗中让战时受伤的焦尔金来到地府，受尽磨难。长诗不待发表已经在知识界传开，此事又引起政界激烈的争论，褒者贬者尖锐对立。赫鲁晓夫予以肯定，反对者认为作者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说：“焦尔金在反对焦尔金”。特瓦尔多夫斯基公开声明：《焦尔金游地府》“不是《瓦西里·焦尔金》的‘续篇’”。他说这部长诗的出现负有另一种使命，主要是讽刺。
1966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完成叙事诗《凭借记忆的权利》，揭露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1968年在他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刊出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纪实作品《近看“文化大革命”》，记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期间的所见所闻。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难以工作下去，1970年初他离开了《新世界》主编的岗位，一年以后逝世。索尔仁尼琴认为剥夺他的刊物，是使他致命的原因。
如今，他所歌颂的、诅咒的代表人物，还有那些支持他和反对他的当权者，都已成了历史的尘埃。他，正像横卧在这里的顽石，一声不响；而关于他的评论如同那棵橡树絮絮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