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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的乡镇书记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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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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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我拿什么拯救你,冯翔
《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
千言万语(代后记)
蝴蝶与蜻蜓
陈国兴访谈录(1)
陈国兴访谈录(2)
陈国兴访谈录(3)
陈国兴访谈录(4)
陈国兴访谈录(5)
北川的表情
受伤的心
赵海清访谈录(1)
赵海清访谈录(2)
赵海清访谈录(3)
赵海清访谈录(4)
赵海清访谈录(5)
赵海清访谈录(6)
赵海清访谈录(7)
承受之重(1)
承受之重(2)
张康奇访谈录(1)
张康奇访谈录(2)
张康奇访谈录(3)
张康奇访谈录(4)
张康奇访谈录(5)
张康奇访谈录(6)
张康奇访谈录(7)
“全家福”与数学题(1)
“全家福”与数学题(2)
喧哗擂鼓镇
我拿什么拯救你,冯翔
冯翔的自杀,真是让人猝不及防,让许多人震惊和痛苦。读他在网上地最后的留言,无边的黑暗之感慢慢漫过头顶。对于冯翔的时间通路,他有没有在到达终点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心理岔路在哪一段:抑郁?劳累?身体?情绪?他给人诉说过吗?他诉说过的是真实的么?大地震那天,有人在网上说:“北川,那里的城变成了水,那里的人变成了鸟。”冯翔,你是一只晚飞的鸟。
《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中,有九个乡镇书记在讲“5.12”地震第一时间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人性?本能?职责?他们跟冯翔一样,他们的亲人永埋废墟,他们比冯翔更痛苦的是,除了孩子,他们还有妻子、父母埋在废墟中,甚至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冯翔的朋友阿建从大地震不久后,就开始“地震灾区乡镇书记访谈”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团队十分年轻,在灾区乡镇奔波,时时遭遇情感的打击,每次访谈都是一次次穿越废墟,有了足够的勇气,但免不了受到不幸和痛苦利爪的伤害,他们自己,也成了“压力重症症候群”。
阿建他们访谈过二百多人后,深感震区基层干部的心理创伤,是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问题。他看到,外表十分坚强的人,往往愈发担他们内心的崩溃。
阿建说他十分熟悉北川基层干部。因为各种名目的培训,基层干部轮番在市党校培训,他讲授“应急管理”课程,那儿山高路险,泥石流,洪水、冰雹等自然危险时有发生,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跟党校同学关系很好,“都是好朋友”。
也许因为这一层关系,阿建才能感受到被访问者语言表达背后地内容,他在一遍遍倾听中,触摸到他们再黑暗中挣扎的脆弱的内心。而事情悲剧的一面,也在他预感中悄悄地上演,一幕又一幕……
先是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继而市府秘书自杀,还有人不断患上精神病,也在自杀的边缘……
这天,阿建打电话来告诉我冯翔自杀的消息,他说一点儿没想到,那晚上他们一直在一起喝酒聊天,他还找了几个市文联的朋友,聊到晚上十一点半钟。他送冯翔回家。上午冯翔自杀的消息传来,这个消息让阿建恐惧、震惊,极度痛苦。董玉飞的弟弟董卓凯很快来电话,一定要与他谈话,这让他更加紧张。他成了“心理应急管理者”了,阿建说,自杀风蔓延开了不得了!
我问阿建,你们对冯翔走这条路有没有预感?阿建说,冯翔其实表现得很乐观,很积极。过一会又说,他见冯翔额头上有点虚汗,感觉到他心里有种恐惧感。他不是爱好文学吗,常常写作到很晚,还说写好的长篇要转给你们看看。
猜想冯翔是因为爱好文学,把写作当作解脱心理困境的出路了。其实写作真是把双刃剑,他在表达的同时,也沉溺于悲惨的记忆中,写作让人深耕细作地品味痛苦。哲学家笛卡尔准确地描述过这种情绪状态:“夜阑人静时有些想法反复向我们袭来,怎么也甩不开,发生这种事情地原因在于血液的流动,在于某种液体再神经里或脑里转悠。”
这种情绪带来地痛苦难以描述……冯翔和许多北川基层干部一样,由于在救灾中表现突出而得到了提拔。然而提拔不能解决他们的心理困境。被提拔曾是这些基层干部努力工作的最重要的动力。但灾难突然降临,他们的仕途得到戏剧性的改变:他们在新岗位拼命工作,用劳累,疲惫来对抗灰色幽暗的心灵。而组织上对他们的教导是奉献,舍小家保大家,坚强榜样,这些哪一样是心理抚慰剂?他们高度的工作热情被高度的关注和赞扬,然而,他们是在愉快中工作吗?是有希望的工作吗?
访谈中,我们得知一些宗教组织,佛教、基督教的自愿者到灾区,但他们不可能关怀到党的基层干部,信仰问题在非常时期也是政治问题,唯恐避之不及。
灾区基层干部还在盼望组织的关怀;希望有人给他们打电话;希望说他们是灾民;希望多点休息时间,多点补助;希望……
阿建真的希望《在难中》能真正给灾区的基层干部一些帮助,因为此书是他们在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的讲述。讲述之后,痛苦并没有随着讲述而离去。我们都愿望受尽苦难的灾区基层干部都好好活着。
《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
这是一部“5·12”大地震后第一时间对北川乡镇书记的深度访谈录。乡镇书记是中国最基层级政府在危急时刻的决策者和非常时期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同时作为领导和灾民的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6月16日,“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计划在第一时间对“5.12”地震重灾区绵阳市276个乡镇中70%以上的党委书记进行一次深度访谈,最后实际完成260个。阿建是其中的主要访谈者,本书就是此次访谈的结晶。
如何记录这样一次巨大的灾难,始终是写作的难题。“5·12”地震后,对事的矫饰和人的矫情,我们多少都有警惕,但每一个书写者又难免落入矫饰和矫情。因为不可能传达“真实”,别说全部的真实,就是“一种”也很难做到。但正如作者所努力达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没能力保证自己表达的一定是“真实”的话,我至少保证自己是在努力一种“诚实”的表达。出此考虑,作者把书中文字明确分为两类:客观的和主观的。前者是原生态的语言,后者是自己的感受。作者力图展现他们最真实的记忆,最真切的感受,没有时光的磨蚀和雕饰的体验,同事也力图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即使有不自控的地方,读者也一定能体谅其苦衷。
对基层党政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公众了解得并不多。一方面,在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下,他们受到的诟病远多于赞赏;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垂直体系中,处于底端的他们,也往往不能占据政治话语的主要位置,然而,他们却是各种政策的直接实现者,他们面临的不只是如何说,更是如何做的问题。当地震突如其来,山崩地裂,哀鸿遍野之时,这个群体的集体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果如何?这一切,就是“历史”。“5·12”地震给这个特殊群体强设了一种规定情境,让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角色意识做出反应,同时,也要作出一个人的反应。在访谈中,我们可以读出,他们的角色塑造是通过一次次艰难的选择来完成的,这些选择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定角色的强烈使命感,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巨大牺牲。作者常常禁不住为每一个角色的完美塑造感动,也禁不住要为角色背后个体的巨大牺牲承受深深伤痛。
在感受充盈的悲凉感之余,作者和我们都被迫反思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仅是伤痛,还应有伤痛过后升华出来的智慧。即使再大的灾难,我们也会因为“历史”终究会翻过去而看到依稀的希望。人类经历了一场如此惨痛的劫难,必须要从伤痛中升华出一些“智慧”来,才能让安慰逝者,让生者找到希望。正如作者在访谈中体悟到的那样,“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访谈中接触到的每一个对象,都是映照真实世界的一粒沙,他们给读者讲出所知的一切,就是所有读者的菩提。
在这场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灾难中,亲历者和见证者何止千千万万。本书只是若水三千中的小小一瓢,许多事注定永远潜藏在无数人的记忆深处,难言于表,许多体验注定消失在无数逝去者的心中,归于尘土。而正因为如此,《在难中》一书的言说,才显得如此感人,如此珍贵。因为,说出苦难,对于人类来说,不止是宣泄,更是一种艰难,一种勇气。读者在此书中肯定能读到更多。
《灾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阿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千言万语(代后记)
这里的文字所要传达的实际上只是我自“5·12”大地震以来的一份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我感受到的,原原本本,不敢妄加修饰。面对如此重大之人类与自然事件,卑微者若我只是想以我个人的视角呈现两样东西:事件之一种真实;事件中的人带给我的感动。
经历了“5·12”地震的,我对事的矫饰和对人的矫情都是不能接受的。此言既出,反躬自省,我感觉自己在说上述这番话时还是有点矫情,于是把自己放低、再放低,说出实情:从我心底来讲,做这件事的初衷只是想完成一次个人的情绪排解,或者说,一次自我精神救赎。
所谓言为心声。“5·12”地震后,经历太多,积郁自然也就多。“5·19”那天又错过了用眼泪宣泄的机会(那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力流泪),这以后就再没痛痛快快地排解过。千头万绪摆在面前,很累人,千言万语闷在心里,很伤人。
我是教师出身,嘴巴是我们基本的生存工具,说话,甚至说废话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技能。没想到地震我是逃过来了,原先那套巧言令色的功夫却像是给废了。我是讲应急管理的,记得去年3月底有一堂外请课,本人自我感觉特好,那堂课讲得来是风声水起,上午讲完课下午还兀自在那儿激动着(现在想起来,有些汗颜)。说来也巧,“5·12”当天竟有两个班该我上应急管理课,为了赶场我是倒来倒去,结果就把下午的课给倒没了。没想到一场地震下来,一切都改变了。
地震后两个多月,原先请我上课的那个班让我去补上“5·12”下午的应急管理课。我拖把椅子坐到讲台边,千言万语在心头,却怎么也提不起那口用来说话的气,那时候,就觉得语言是多么的无力啊!如果说原先的我是“废话多于文化”的话,现在的我只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我知道自己已成了“5·12症候群”患者,具体症状:内心极其敏感,表达能力丧失。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
幸好,脚印来了,搭救了我,要不然我接下来真得去找心理医生了。
去年8月,与脚印在绵阳的一次偶然谈话重新激活了我表达的欲望,让我第一次有了用文字把个人见闻和感受记录下来的想法。对于完成这一任务,起初我并没有太充足的信心,后来在脚印的循循善诱下,自己把心态放平和了,文字也就顺顺当当地出来了。文字出来了以后,我试着回过头再去看看,居然每看不足数页,就会自己流出眼泪来。奇怪了,我原来没想过要动声动色呀,那些文字怎么就变得如此的情感化了呢?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好多的情绪、情感都沾染到文字里去了。唉,这才叫“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呀。原来不必刻意,也能传情。感谢脚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位“5·12症候群”患者用对个人经历与感受的回溯完成了一次彻彻底底的自我排解与救赎。现在,我的心里畅快多了,症状也缓解了许多。
地震只是一种自然现象,“5·12”却是一个巨大事件。有说这次地震千年不遇,换言之,人类数千年积攒起来的智慧也不足以体认这一巨大事件。果真如此,我所说要传达“事件之一种真实”就是在妄言了。别说全部的真实,就是“一种”也很难做到。但是“真”和“诚”其实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指向客观,后者指向主观。渺小者若我,如果没能力保证自己表达的一定是“真实”的话,我至少保证自己是在努力一种“诚实”的表达。出此考虑,我把书中全部的文字明确分为两类:客观的和主观的。前者是原生态的语言,后者是我的感受的文学。客观部分的文字,我尽量保存它的原生态,避免矫饰。
此前,我读过一些访谈录,我不太赞同把口述者的语言转换成作者的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这样做既丧失了原生态语言的生动性,也失去了原生态语言所特有的那种现场氛围感。这两样东西都很宝贵,只在原生态的口语中才有,一转换成书面语,立即消失。第二个问题,如果讲述者是用心和感情在讲述的话,他的语言本身是有生命的,它自成一个世界。在这个有生命的语言世界里,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其丰富程度,超出转述者的想象,甚至超出讲述者自己的本意。这其中有多少信息我们读懂了呢?不肯定。既然不肯定,就最好别割裂它,保留其鲜活性。说句实话,主观部分的文字我写得比较顺也比较省力的,反倒是客观部分的文字,我是费尽了心思:有时候一句录音要反复听上几十遍,生怕转述错了,曲解了当事人的原意;有些地方的一次停顿、一声咳嗽,甚至于一句口误,我也是尽量保留;方言,声高声低,宁愿加注释,也要保持原貌,生怕因为自己的擅做主张,丢失了话语中的那些“意义”或“意思”。我就是带着这份诚惶诚恐,来努力贴近事件的“真实”的。当然,有些时候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或读者阅读心理的考虑,?某些文字必须做点“活儿”,但原则是:可以删减,但不篡改。
再说感动。如果说一件事让您动了感情,那么动了您感情的,不是事件,而是事件背后的人。“5·12”作为一个巨大事件,在一瞬间把人还原到了本初状态,那一刹,做什么,靠的是本能,想什么,全源于本心。人在那种时候,是没办法做任何的矫饰与遮掩的,这时候释放出来的,是人的本性;隐含其中的,是世界的真谛。访谈中与当事人的每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都是一次与人性中最本真部分的遭遇,令我的灵魂震颤。为了这,我要真诚地感谢每一位访谈对象,是他(她)们让我有幸见证了什么叫人性的纯粹与高贵。
您在这里见到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基层党政干部。说实话,对这个群体,公众了解得并不多,在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下,他们受到的诟病也远多于赞赏。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某个群体的集体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果如何?这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吧?“5·12”事件给这个特殊群体强设了一种规定情境,让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角色意识做出反应。在与访谈人物的接触和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角色塑造是通过他们一次次的艰难选择来完成的,这些选择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定角色的强烈使命感,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巨大牺牲。我在为每一个角色的完美塑造感动的同时,也禁不住要为角色背后个体的巨大牺牲承受深深伤痛。从走近他们直到现在,我的心里始终充盈着一种悲凉感。但是我也明白,“历史”留给人们的不应该仅仅是伤痛,还应该有伤痛过后升华出来的智慧。“历史”终究会翻过去,未来必须要有希望。人类经历了一场如此惨痛的劫难,必须要从伤痛中升华出一些“智慧”来,才能让逝者获得安慰,让生者找到希望。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对我来说,访谈中接触到的每一个对象,都是映照真实世界的一粒沙,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就是我的菩提。如果我的千言万语把这份感动传递给了您,那么这就是您的菩提。“5·12”以后,我的心里萌生出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感。正是靠着这份虔诚,我才在悲伤中找到了方向,重压下有了力量,学会用真诚去做事,用感动去待人。
作为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亲历者万万千千,见证者也何止千千万万,这里的千言万语,只是“历史”留在我个人心里的一份难以抹去的印记,如果多年之后它能够成为人们对“5·12”大地震和北川的一份记忆,那我这份功课就没有白做。为此,我要深深地感谢“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成员和绵阳市委党校的同事,感谢他们“5·12”以来用真诚的感情为北川做的一切,也感谢他们给予我个人的所有教益和帮助。
谨以此千言万语献给在“5·12”特大地震中遇难的北川同胞!
阿 建
2009.3.21于四川绵阳
蝴蝶与蜻蜓
然而,进入北川之后,我才发觉我们原有的心理准备远远不够。
我们的初衷只是想做一种工作访谈。访谈的主题很明确:应急管理。访谈的流程也十分的程式化。起初因为偏于理性,访谈中许多信息都被我们忽略了。可是当我们反复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份份沉重的不幸时,我内心的某种情感被一点点触动、唤醒,然后扩散、弥漫,直至迎面袭来,无力阻挡。到全部访谈结束,原初的工作状态几乎荡然无存,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情感中,茫然无措,不能自拔。
的确,我们所面对的是刚从一场巨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通过访谈,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也渐渐成为我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震惊、悲伤及恐惧;逃避、坚强及希望,五味杂陈,齐聚心头。渐渐地,我感觉好像肩头被一种重物沉甸甸地压着,而心中有一种暗流不断地奔涌,却又无从宣泄。同我们的访谈对象一样,我可能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我们访谈的对象都是基层干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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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的乡镇书记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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