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6
Chapter_7
Chapter_8
Chapter_1
《在不确定的世界：从华尔街到华盛顿》 作者：罗伯特·鲁宾
章节数：64章 字数：22.6万字
=========================================================================
手机访问百秀网 http://baixiu.com 十万本精品小说，掌上图书馆。
=========================================================================
相关评论(2)
给世界经理人的功课
——评罗伯特·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
Ed Zhang (《中国日报》香港版顾问)
假如谁把罗伯特·鲁宾的《不确定的世界》仅仅当作是一部回忆录,那可就错了。因为书里充满了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对美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未来世界应扮演的角色比比皆是,却没有对莱温斯基女士的形容,也没有对朱鎔基访美细节的披露。
假如谁把它仅仅当作一部理论书,也错了。因为全书都充满了对实践的毫不掩饰的自豪,以及对随机应变处理世界事务的热衷:“许多人在开始分析时都带着预设的观念。但一个人空想出来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棘手现实时的看法是不会相同的”。除非你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你才能读出这句话里的酷劲。
假如谁把它当作教人怎样用“可能性思考”炒股的书就更错了。在美国书店里,每年出版的回忆录、学术著作以及投资手册浩如烟海,鲁宾决不至于在上了66岁的年纪的时候再到这个市场里去博取名声的。
那么他到底要干什么?让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现在正在干什么。眼下,他正在帮助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凯利竞选下一届总统——不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当顾问,而是充当他的经济政策高参。公共政策事务“令人着迷”,这是他自己说的。他急于要把一个新的行政当局推上台去,去实行他所认同的国际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原来写这本书的目的直指未来政治。
作为回忆录,鲁宾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他的读者(首先是美国公众),自己是怎样在克林顿内阁中去学习、把握那些对他们来说“难以置信”的世界上的变化。他回忆说:那时的高盛公司,作为纽约一家最顶尖的投资银行,连一个海外办事处都没有,也没想像过会在发展中国家有重要业务。而作为美国财长,他竟足迹遍及阿根廷、巴西、中国、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菲律宾、乌克兰、越南……不是去为了兜售美国影响,缔结反共联盟,甚至重组地缘政治,而是去处理和协调那些国家或周边地区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那些危机美国人想坐视不管都不可能不管得起,因为不管的代价恐怕太大,甚至会直接影响美国自己的利益和触发全球性的灾难。
鲁宾的这些回忆,都是在为他所认同的政策做铺垫。那是一个跟小布什所代表的那一套截然不同的,旨在让美国追求当世界经理人,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世界警察的政策。这些政策和它们所依据的逻辑,读者从他的两个财政部同事在他卸任时总结的“鲁宾主义”10要点和作者自己加上的第11点中已能看出,这最后一点,作者又在书的最后一章“相互依赖宣言”中反复强调。“宣言”是干嘛用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说故事用的吗?别忘了鲁宾现在还是美国知名的政策咨询机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对世界基本看法的不同,也正是克林顿与小布什之间差异最大的地方。记得共和党人曾批评克林顿在世界各地卷入过多(当然他们没料到9·11以及后来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其实也正反映了他在各处都想有所建树的企图。尽管科索沃战争和轰炸中国大使馆让很多中国人看起来这两个行政当局没有什么区别,对一般美国人和西方人来说,克林顿是比较世界主义的,而小布什,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形象,难免让人觉得此人飞扬跋扈胜过很多前任。
实际上,从冷战后期开始,美国政治就一直呈现一种“两条路线斗争”。两条路线代表着持两种不同世界观的美国人。一种人害怕不确定性,害怕全球化,害怕外国人,害怕与基督教新教不一样的东西。其群众基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南部,东西海岸大城市的人私下称之为“小镇上的共和党人”,说起来一付不齿口吻,就像在说“乡巴佬”;另一种人则主要来自东西海岸,那里移民密集,文化多元;他们成天跟外国人和外国打交道,相信全球化最终有利于美国,也宁愿把不确定性当作生活常态,假如不是还要作它的潮流领袖的话。这些人则往往被“小镇上的共和党人”讥讽为“东海岸的自由派”或“西海岸的半疯子”。而鲁宾本人,作为纽约的欧洲犹太移民子弟(他的家庭只是出于健康原因才迁居迈阿密的),接受的教养自然要远比“小镇上的共和党人”开放得多。
在911以后的美国,小布什领导的伊拉克战争愈加显得师出无名,新的总统大选又即将到来之际,鲁宾以前朝元老的身份抛出了他对未来世界及美国角色的看法,难免有他的政治企图。这一手,甚至有点像秦末大起义即将爆发之际,圯上老人送给张良的那部《黄石公三略》,以帮助有世界主义眼光的新一代领袖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为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导航。倘若不是这样,倘若仅仅写一本任何内幕情节都不披露的回忆录,或诠释自然科学家和金融理论家的什么理论,鲁宾的书又怎么会受到那么多的推崇?
对于这个世界上不得不与美国一道生存的人们来说,鲁宾的书,不亚于一大堆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国际政策咨询报告,为我们了解未来10年间美国有识之士对世界(包括对中国角色),以及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看法提供了一个绝好参照。可以断言,在后911时代,最具可能性被美国政治家一再捡起、且最具世界主义倾向的政策和旗号,将莫过于鲁宾的境界——而最具可能性被美国政治家一再捡起、且最具罗马帝国遗风的政策和旗号,大概也莫过于小布什周围的那班骄兵悍将的主张了。
这也就是说,66岁的鲁宾对政治(他叫公众政策事务)的热情依然高涨。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今后是否再承担公职——这也将视美国对他的需要而定,但至少靠这本书,以及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长一个繁荣期的一位财长的业绩,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赢得顶级政策师爷的地位。有的共和党人在互联网上评论说:“鲁宾不愧是美国政治的超级明星,只可惜他是民主党人。”《福布斯》杂志甚至把鲁宾论金融与基辛格论外交相提并论。相信也会有美国政治学系的教师把这本书当作辅助教材的。
然而正如鲁宾所说,当今世界的变局,尚刚刚开始。如果说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他的书或许也可被称为留给未来世界经理人的第一份功课。而未来美国是否真的会成为一个称职的世界经理人,这位经理人将如何与其他经理人合作和分工,或许还要靠很多个鲁宾来教它做功课。(完)
-------------------------------------------------------------------------
第1节
在不确定的世界作者自序
与我共过事的人都知道,我不相信事情的确定性。但在政府任职的6年半时间内,我曾认为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离开政界后,不会写书回顾我的公职生涯。我隐约地感到不安,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自私。不过,到1999年夏我离开华盛顿和克林顿政府时,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回顾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工作经历,我发现自己曾身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频发时期的风口浪尖之中。当更多地思考过去的那些时光时,我认识到,从自己曾经历过的事情中,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写书似乎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过去经历、更好地理解他的一个办法。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经历和想法或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并对他们有用。
今天,市场的作用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更多的人更重要。政府的作用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必须全面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与作用。作为曾从商界和市场领域转入政界,又从政界回到商界和市场界的人,我想,或许我适合谈一谈对这两个领域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看法。
我想表达一些事情和观点的心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一名叫雅各布·韦斯伯格的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建议我们合作写一部书。这一想法部分来自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讨论我的根本观点: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所以,任何决定都是或然性的。通过与雅各布的交谈,我被这种提议所吸引,我想让人们了解,我对决策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贯穿于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两人决定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合作写一部书,回忆我在高盛公司的26年、在白宫和财政部的6年半以及后来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4年,通过这部书,阐述我在未来对决策者、投资者、商人和所有市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的看法。在我们着手写作后,围绕着克林顿政府时期曾面对的那些政策和政治问题,我们俩继续进行辩论。例如,对将来而言,作为经济战略核心的财政手段和减税的作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否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阻止或对周期性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这也是普通股票投资者感兴趣的问题。
通过对自己作为决策者的经历的叙述和重新思考,我希望为其他将来要独自或集体做出决策的人提供借鉴作用,这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分享我在商界和政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关于市场心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以及如何在互不隶属的庞大的商界和政界机构中做决策和有效地工作问题。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解释我的决策方法。或然性的办法并非有多么独特,在某种程度上,它仅仅反映了大多数人在权衡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时,他们在做什么,或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无论如何,雅各布在《纽约时报杂志》文章中所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反响,而且从那时起,各行各业的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受到了这篇文章影响。这篇文章发表两年后,我在一家网球场遇到一位财务经理,他告诉我,说他把这篇文章的重要部分贴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一位棒球队经理也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贴在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该队在全国比赛中的级别和名次)。
对于这次讨论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我和拉里·萨默斯在财政部共事时他曾向我提到的一件事:尽管许许多多的人接受或然性决策概念,甚至认为自己是这种概念的实践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或然性思考长期以来一直是高度的有意识的过程。我把这种思维想像为一种标准拍纸簿,上面记录着与决策有关的因素以及对它们的评估和汇总。当然,这样描述或然性思维并不是说可以将其贬低为一种数学公式,最佳决策会从便签上自动产生。成熟的决定建立在确认相关变量以及把其中每一种变量与概率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析过程,但也涉及主观判断。而最终的决定既反映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因素,也反映了本能、经验和“感觉”。
本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探讨我的决策以及更广泛地说我的生活所依据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没有任何事能够被证明是确定的。现代科学表明,物理学和化学尤其是这样,在这两门学科中,人们所熟悉的和基本的规律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无法被证明的认识和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我猜想,这一观点是通过我在哈佛大学低年级时上拉斐尔·迪默斯教授的哲学课,在耶鲁法学院时与同学在可口可乐茶座讨论以及我在财政部的4年中与拉里·萨默斯和艾伦·格林斯潘共进早餐时的一些讨论逐步形成的。
一旦你进入或然性王国,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简单的了。一种真正的生活或然观迅速让人认识到,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极其复杂的,要求人们探讨这些复杂性,认识各种相关因素,并不可避免要进行衡量。我在人生各个阶段认识的一些人对待事情的态度似乎比我更确定。那种确定性不只是一种我所欠缺的个性特点。在我看来它其实正是对现实本质的错误认识,因为现实本身是复杂的、模糊的,依据这种确定性的态度做决策,看起来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其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虽然本书的根本意图是帮助读者更清楚地思考未来,但它是以叙述过去为基础的。尽管这不是一部历史书或学术著作,但我对问题、事件、辩论以及我自己对这些事做出的反应或许对研究克林顿政府和我所经历的其他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有所助益。公职生涯为我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使我得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关系到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大民众的问题,并让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制度如何通过政策、政治和通讯的交互作用运作。也许通过叙述我自己在政府中的经历,通过反映我对与自己共过事的许许多多政务官和职业文官的杰出才能和敬业精神的一些认识,本书将会鼓励青年人去思考: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当如何度过哪怕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公职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希望促使读者通过支持他们信任的候选人的思想和事业,更多地去参与我们的政治制度。
对我来说,利用这一机会系统地反思过去,可以使我所坚持的许多观点得到进一步提炼,从而也更为准确。本书所阐述的观点虽然是我本人的,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这些观点都受到过其他许多人的强烈影响。我在我人生的所有阶段——受教育阶段、在华尔街工作以及在政府任职——都一直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深刻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思维模式,对我形成自己的认识起了很大帮助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对人类包括他们自己的抱负的冷嘲热讽与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在财政部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认真和傲慢无理态度的结合,正是我所了解的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好的态度。倾听比说话能够学到更多,而我一直有机会倾听许多人谈论他们的渊博见解。我的希望是,我在一生中通过与别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形成的观点,在其他人处理摆在他们面前的个人、职业以及政策挑战时,会有所帮助。
罗伯特·E.鲁宾
2003年9月30日
于纽约市
-------------------------------------------------------------------------
第2节
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要拿出多少资金才足够,没有“正确的答案”或方案,因为恢复信心是一个心理问题,每种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就墨西哥的局势而言,市场参与者们所关心的是短期债券 ,因此我们决定拿出比我们认为墨西哥所实际需要的更多的资金。就像一座庞大的军火库一样,一笔巨额的资金也会给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有足够的资源恢复经济,而且政府已着手处理潜在的问题,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
得知我的任命书已到达白宫的消息后,拉里和我马上收拾我们的笔记赶往白宫。我们在极其糟糕的时候给总统带去了极其糟糕的消息。仅仅9个星期前,他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民主党40年来首次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多数。纽特·金里奇和他的《与美国订约》风光十足地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克林顿总统正在努力打拼以在政治上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而这时我们来了,1月10日走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仅仅根据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有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而且有政治风险的决定——这一决定存在着不成功的实实在在的风险。
与往常一样,克林顿没费多少时间就掌握了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向拉里和我问了一些问题。克林顿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真的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吗?我们回答,是的。第二,总统想知道,现在的时机是否适合推行我们的计划制止这些后果?尽管无法保证能够成功,但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合适的机会。最后,总统问如果救援行动没有起作用,我们会损失多少资金。拉里解释说,我们将每次提供30亿美元贷款担保,分批提供,如果救援不起作用,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损失控制在250亿美元以内。
在听取了我们的分析和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克林顿迅速做出反应,表示他必须冒这个政治风险。他说,“这就是美国人民选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我还记得,总统说如果他不做出救援墨西哥的决定,他就无法入睡。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比尔·克林顿遇事犹豫不决或受政治而不是政策驱使时,我经常会记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并以此进行反驳。采取行动救援墨西哥,他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只是在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严重受损时冒着巨大的风险。
在我们的讨论结束后,克林顿走向他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要求给他接国会两党领袖。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参议员鲍勃 ·多尔(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和汤姆·达施勒(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