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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1
《国学大师之死（最新版）》
国学大师之死 相关内容 前言 国学复兴大趋势（1）
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本书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本书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因此，书名中的“死”，就具有了两层含义：
一、通过对13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的再现（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时代背景、临终遗愿、死后哀荣），解读其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展示其在时代变局中所作出的历史抉择，由此使大家看到13个不一样的人生命运；
二、正是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角度讲，“国学大师之死”，象征着国学的衰亡，抑或说，在民国一代学人手中，国学的价值内涵发生了大断裂。极端而言，国学已成为一门“绝学”，或曰“绝唱”。
一
那么，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发生了这次大断裂呢？这就要看这个价值体系的载体——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国学知识——割断与知识界有机联系的时间和原因。
整整一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是这次历史性大断裂的开端。这就是废止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6年9月2日，光绪帝颁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七十多年之后，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评价道：
“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此后，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在新式学堂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成为与物理、化学、英文、美术、体育平等的专门学科。新式学堂从1905年的8277所，迅猛增长到1909年的59117所；学生从不足26万人增长到1639641人。
进入民国，历史又往前迈了一步。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
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
1919年，历史再往前迈进一步。“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推动国语运动，并和“新文化运动”配合，掀起了强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接受胡适建议，下令：“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全将旧时文言文课本改为语体文，中学教科书也逐渐改编为语体文。”
民国十二年（1923年），*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再明令各省：“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语体文、注音符号和国音。”
国学大师之死 相关内容 前言 国学复兴大趋势（2）
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本书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本书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因此，书名中的“死”，就具有了两层含义：
一、通过对13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的再现（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时代背景、临终遗愿、死后哀荣），解读其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展示其在时代变局中所作出的历史抉择，由此使大家看到13个不一样的人生命运；
二、正是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角度讲，“国学大师之死”，象征着国学的衰亡，抑或说，在民国一代学人手中，国学的价值内涵发生了大断裂。极端而言，国学已成为一门“绝学”，或曰“绝唱”。
一
那么，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发生了这次大断裂呢？这就要看这个价值体系的载体——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国学知识——割断与知识界有机联系的时间和原因。
整整一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是这次历史性大断裂的开端。这就是废止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6年9月2日，光绪帝颁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七十多年之后，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评价道：
“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此后，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在新式学堂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成为与物理、化学、英文、美术、体育平等的专门学科。新式学堂从1905年的8277所，迅猛增长到1909年的59117所；学生从不足26万人增长到1639641人。
进入民国，历史又往前迈了一步。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
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
1919年，历史再往前迈进一步。“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推动国语运动，并和“新文化运动”配合，掀起了强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接受胡适建议，下令：“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全将旧时文言文课本改为语体文，中学教科书也逐渐改编为语体文。”
民国十二年（1923年），*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再明令各省：“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语体文、注音符号和国音。”
国学大师之死 相关内容 前言 国学复兴大趋势（3）
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当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一、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8~13岁是记忆力最旺盛的年龄段，而大学生的年龄通常超过17岁；二、他们在中小学校学习的语言是白话文，考上大学以后要看古籍，必须依赖《辞海》、《辞源》。
从这个角度讲，有人把本书中的13位学人称做“最后的国学大师”，并非言过其实。
二
读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大清皇帝和民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这些政策的出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时代的主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纵观1840年至2006年166年间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经历了四个阶段：救亡——强国——富民——和平崛起。
1840年至1945年的主题是“救亡”，期间经历多次由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争：
1840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军火烧圆明园。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精锐部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进攻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
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全面爆发。
这段屈辱、悲惨的救亡史，直至1945年9月2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美军舰“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一刻起，才告结束。
至于如何救亡，国人起初遵循魏源①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理念，向西方学习。但其中的“技”几经变迁，从军事科技到维新变法，从改变政体到排满革命，从教育人才到文化启蒙。这多种救亡方法，呈递进纵深的轨迹向前摸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闭关锁国的天朝威严扫地，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开始睁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疆大吏们放下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对待英国使节马嘎尔尼①和阿美士德②的“大国”傲慢态度，发动洋务运动。不过，随着科学技术一同潜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使当时的精英阶层十分警惕，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于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早在1861年冯桂芬③所写的“采西学议”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着力打造军事力量的洋务运动历时35年，至1895年甲午战败结束。期间，本书所讲述的13位国学大师，除辜鸿铭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华侨，康有为在1887年偶游香港看到一些西方书籍外，其余基本没有接触过西学，大概是因为军事是政府的事，与知识分子关系不大。
直至甲午战败，军事至上理念破产，知识分子才为民族忧患意识驱使，向西方寻求“器物”（坚船利炮均为有形的器物）之外的“技”，于是才有了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发起的“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试图引入西方政体，打破了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动摇了“中学为体”的价值观。梁启超将康有为称为“新中国史第一章”，其“新”字大概就是针对新的价值体系的萌芽而言。
国学大师之死 相关内容 前言 国学复兴大趋势（4）
维新变法虽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流产，但维新思想却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人。1898年，30岁的蔡元培为了读懂西方原著，组织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21岁的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丰八等，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17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到了《天演论》，接受进化论。包括康有为的“死对头”章太炎（1869~1936）在逃到台湾后也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陈独秀的话最有代表性：“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在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看来，“康梁”的变法并非不对，而是过于激进，没有争取到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其实，内忧外患之际，清朝政府也在进行着自我救亡。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第二天，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获准。
当时，以清朝体制为精神象征的学人，并不在少数。康有为自然算一个，他于1927年3月死于食物中毒，人们怀疑为慈禧所派刺客所为，因为自维新变法开始，他便以保光绪而去慈禧为己任。他死后，弟子们向溥仪求谥号“仁忠”而不得，是因为他劝说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因此也有人认为他被日本人毒害。
辜鸿铭（1857~1928）从西方浪漫主义价值观的视角，看到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可贵之处，至死留着清朝的辫发。他的学问和观点虽为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所轻，死时门庭冷落，但却得溥仪赐谥“唐公”。
没有功名却在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1877~1927）是13个人中唯一的自杀者，他的死实在是因为价值观无法寄托于未来的革命政府，而不得不以殉清而终，得溥仪赐谥“忠悫①”。
梁启超之死为西医误割右肾所致，但死前仍撰文为西方的科学精神辩护。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主张开明****。1919年考察一战后的欧洲，思想回归东方文明。
与改良派相对应，维新思想所演化出来的另一条思想路径则是排满革命。章太炎、蔡元培等都认为，不****满清政府，中国便无救。
章太炎以高深的学问立身，以民族革命为己任，以革命家的精神行走于时事政局之中，七被缉捕，三入牢狱。曾两选墓地邻居，一为抗元志士刘伯温，一为抗清志士张沧水。临终留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蔡元培（1868~1940）在戊戌政变后，产生“教育救国”思想，以办学为名鼓吹革命，爱国学社实为暗杀团训练基地。
本书13人中，享受“国葬”待遇的，前有章太炎，后有蔡元培。盖因革命者的革命精神历来为政治家所重。而蔡的规格又后来居上，受到了国共两党的大规模追悼。可见蔡在革命之外另有教育之功，深得士人之心。
进入民国，袁世凯称帝，革命派的理想并没有随着清朝的覆灭得到实现，革命成功并没有带来“救亡”的成功。于是，“救亡”未完，“启蒙”又起。标志性事件就是新文化运动。
军事——法制——政体——教育——革命——文化，救亡的手段用到最后，就是“文化救亡”，所以我们不妨把新文化运动称做“文化救亡”。至此，国人灵魂中真正的冲突开始了。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中，中西方文化层面的正面冲突正式拉开序幕。激进派从西方、保守派从历史分头寻找民族精神的原动力，最终激进派占了上风。胡适（1891~1962）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全盘西化”，鲁迅（1881~1936）的“****吃人的礼教”、“改造国民性”成为了时代最强音。
国学大师之死 相关内容 前言 国学复兴大趋势（5）
此时，13人中年龄较小的梁漱溟（1893~1988）、顾颉刚（1893~1980）、钱穆（1895~1990）、冯友兰（1895~1990）都已经二十多岁，思想已经成熟。梁漱溟、顾颉刚、冯友兰当时都在北大，被裹挟进了这股潮流；钱穆虽未上北大，但也每月必看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
站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等西方价值观，成为了“救亡”成功的一大关键；但也正是在“****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被不加分别地矫枉过正，因而错过了推动中华文化向“第三种形态”更新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赖以“救亡”的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负面结果。
也正因如此，后人往往忽视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闯将思想的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尽管提出要“全盘西化”，但其目的是为了“再造国故”；鲁迅所鄙薄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而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十分崇尚。进一步说，仔细读完书中所选的13位国学大师，你就能发现，他们到了晚年，无一例外地有向中国传统回归的迹象，只是程度、速度上有差别而已。这大概可以证明中国文化自有其历经“千年变局”而不灭的合理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清醒之人。梁漱溟就因为不满西化之风，“五四”时始读四书五经，并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钱穆当时就对这些放弃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人们提出疑问，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并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强国”替代“救亡”成为新时代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洋务运动。当然，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有本质区别。清朝是国门大开，引进欧美技术，依靠外债；新中国面对封锁，只能引入苏联技术，自力更生。清朝政府最大的收获是北洋水师；而新中国则诞生了“两弹一星”，建起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原子弹已经具备现代战争的“核威慑”能力，外族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复如从前。
但是，“*”的到来，却使昌盛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时机被错过。13人中死于这一时期的只有一人——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通过对《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