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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
接续三百年儒学（1）
接续三百年儒学（2）
接续三百年儒学（3）
接续三百年儒学（4）
行动的儒者（1）
行动的儒者（2）
外儒内佛（1）
外儒内佛（2）
外儒内佛（3）
梁漱溟：接续三百年儒学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艾恺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
（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牟宗三
梁漱溟的逝世，成为充满“忧患意识”的儒者在历史上的休止符，像他那样能身体力行，为儒家精神作见证的人物，今后可能很难再见。
——韦政通
生卒年 ： 1893~1988
享年 ： 95岁
死因 ： 尿毒症
最后的话 ： 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主要思想 ： 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
人生理想 ： 儒学复兴。
主要著作 ： 《东西文化其及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梁
漱溟全集》等。
晚钟即将敲响
梁漱溟的晚年即将来临。悄悄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早在1976年，即《人心与人生》基本写完时，梁漱溟就感到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给儿子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培恕吾儿：
春节过后，我便是八十四岁的人了，虽身体轻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寿毕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未见得再多活几年(多也，少也，一切无所容心)。对于身后之事颇拟略作交代部署。你们两兄弟中，培宽有病在身，又居处稍远，不如你方便，所以先向你讲一讲，希望你空时多来我处作一些长谈。
父手字
他对尘世厌倦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1981年6月，终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他已不再需要为尘世的事挂念。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梁漱溟晚年并没有停止为中国传统文化宣传的努力，但基本上停止了著述。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天风大，气候反常。梁漱溟回到寓所后，即感身体不适。4月25日，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不久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毒症。这几乎等于判了他的死刑。
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但是梁漱溟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他把长子梁培宽叫到床前说：“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听其自然发展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一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
接续三百年儒学（1）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的信。如此狂妄的还有章太炎，他说：“吾死，中夏文化亡矣。”
章的狂妄来自于自信，他觉得同时代中人，只有他继承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即使是他的学生，也未有全部学到手，因此华夏文化会随着他的去世而灭亡。梁的自信则是来自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此，同时代大师级学者牟宗三有过评价，他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接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二是发展。由于清代学者关注的多是考据之学，对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挥，因此在新儒家看来，儒学可以算得上是断绝了三百年，直到梁漱溟出现才有了新发展。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①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再版了五次，盛况空前。民国学人李石岑曾经描述道：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一年，销售十万余册，有近百篇论文和十几本小册子同他辩论，大打笔墨官司。这样一闹，他这部书，居然翻成了十二国文字，把东西两个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五年之内同他通讯的信札有五千以上。
梁漱溟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教书，是因为他写过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但是他并没有上过大学，自信心不足，学生们对这个不到30岁的“中学生”身份的老师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很快，同胡适一样，他也成了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讲授“孔家哲学史”的时候，注册学生只有40人，但是实际听课的学生经常在200以上，既有北大的学生，也有校外慕名而来的旁听者。由于听课人数太多，原来安排的教室坐不下，只好临时改在大讲堂进行。梁启超曾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认为“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民国的一种荣耀”。
这本书为何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人们心中普遍关心的问题。冯友兰回忆道：
梁漱溟先生……作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接续三百年儒学（2）
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就是东西文化应该如何定位。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些人把失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就产生了，并愈演愈烈，“五四”时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要一方必须抛弃另外一方。
而梁漱溟此时是北大的讲师，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也就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给他的压力：
兹数先生（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即彼时所谓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我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到压迫之严重……《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在他们不过感觉到痛苦；彷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彷佛自己被敌人打了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
他找到的道路就是儒家。
他对儒家的找寻是有一个过程的。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继而对革命失望，思想悲观，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并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在他看来，在军阀混战，人民如处水火之中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大家不要争权夺利就平息了混乱”，从佛教“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见解，是“最错误的”，必须抛弃。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他在遗书《敬告世人书》中写道：
吾固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植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梁济的死虽然表面上是殉清，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抗议西学传入和传统文化的衰落，他希望以此来唤起人们对传统道德的信仰和热情。
父亲的去世让梁漱溟在悲伤之余开始反省，在《思亲记》中，他写道：
溟自（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
接续三百年儒学（3）
在这段文字中，梁漱溟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崇佛对父亲造成的伤害。梁漱溟和父亲的关系极好，对父亲几乎是亦步亦趋，他父亲曾经给他起过“肖吾”的爱称，但是他崇信佛教，让父亲十分伤心。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
在研习佛学的同时，梁还在中学同学、哲学家张崧年推荐下阅读过一些介绍柏格森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其中一本叫《变的哲学》，主要介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因此在转向儒家时，他采用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理论重新解释儒学，使儒学和西方哲学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有某些相通之处，重哲学而轻科学，推崇直觉，讲究神秘，和宋明陆王心学有契合之处。尤其是直觉，梁漱溟十分推崇。他对直觉的推崇源于对理智的反对。受理智思潮的影响，唯科学论的思想在中国十分盛行，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都是唯科学论的崇拜者和宣传者。他们主张把科学领域无限放大，从自然推移到社会人生，用自然科学领域中行而有效的方法和原则来研究一切社会人生的学问，如进化论本来是生物学领域的原则，但是他们将物竞天择的观念无限扩大，认为社会和历史也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他们还认为有了科学，哲学和宗教就失去了存在价值，陈独秀曾经在《新青年》中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
梁漱溟则从柏格森那里获得了反对的理论武器。柏格森认为，认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智，认识科学的方法；一种是直觉，认识哲学的方法。理智只能认识静止的物质世界，不能认识永无休止的生命冲动。因此科学和哲学属于不同领域，不能像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主张的那样由前者取代后者。由此他也指出了科学逾越本分带来的后果，他认为科学本身就含有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不仅会破坏任何自然的和谐，人还会成为自然的奴隶，使人放弃对生存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导致人性丧失，成为一味追求物欲的动物。
梁漱溟对中国传统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此。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上签字，国内和平无望。失望之余，他回到了重庆北碚，一边讲学，一边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
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完成了对东西文化及其关系的认识，那么《中国文化要义》则标志着梁漱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回归。
在这本书中，梁漱溟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从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被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由这特殊性出发，中国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模式，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秩序的维持不在武力，而在于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以教化代政治。
接续三百年儒学（4）
梁漱溟再次凸显了儒家的道德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将此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
也正是因为对儒家道德观念的关注，梁漱溟在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中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对“人心”的关注上。在梁漱溟看来，人的社会建筑在人心之上，人类的一切成就都是“人心自觉之力”的结果，人自己必须认识人心。人心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是人生命的自然流露，而计划性即自觉是人心的基本特征，人之所以同动物有别就在于人有计划性。这相当于孟子的“良知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回归儒家的清晰脉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完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定位问题，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树立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中国文化要义》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和西方的不同，进一步回归到传统文化中；《人心与人生》则由社会进一步具化到人心层面。
完成了《人心与人生》之后，梁漱溟觉得自己一生所负的历史使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可以安心离去了。
行动的儒者（1）
在传统文化上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中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者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还要是一个积极入世，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是一个积极入世、追求有所建树的人。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寻找的第一条道路是革命。1911年，根本无心立宪的清廷迫于立宪派的请愿，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很多人对清廷彻底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成功，梁漱溟正好中学毕业，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顶着记者头衔的他，出入于各式政党团体的本部，耳闻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黑暗之事，让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革命”、“政治”、“伟大人物”也“不过如此”。
下层民众的状况更加重了他对革命的失望。“我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发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摔出血来。”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自视颇高的梁漱溟的思想极为混乱，他对人生感到了厌倦和憎恶。因对革命失望，梁漱溟开始崇信佛教。
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条路：乡村建设。
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经过北伐战争建立的南京政府，由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各个大小军阀拥兵自重、战祸频仍。由于国内战争的破坏，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工人、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才能结束这种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使贫困落后的中国变成民主富强的中国呢？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时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为他思考救国道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