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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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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 屈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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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 编辑推荐
读中国历史品中国文人
挖掘历代文人单个生命的文化向度
揭示历史是由鲜活个人书写的真谛
全书囊括了战国时代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出现的18位大文人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功绩,再现他们当年生存的真实和局限,评点他们的文化创造带给中华民族的贡献和缺失。
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东坡、柳永、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鲁迅
中国中生代实力派小说家刘小川历时近两年,倾心奉献
《品中国文人》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
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今天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在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入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而艺术的再现力和广博睿智的人生阅历。
《品中国文人》 目录
屈原
司马迁
司马相如
嵇康
陶渊明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李煜
苏东坡
欧阳修
王安石
陆游
辛弃疾
李清照
曹雪芹
鲁迅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结束语)
《品中国文人》 屈原(1)(1)
《楚辞》是《诗经》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拚上了,拚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度还扩张向西南,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的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十九岁过后才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蔽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善学多才,外表出众,国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品中国文人》 屈原(1)(2)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势。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
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信任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副相,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南国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降人材,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试目以待。
《品中国文人》 屈原(1)(3)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固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诸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动手,群小动口,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根据在司马迁:“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其志也,可与日月争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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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诗经》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拚上了,拚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度还扩张向西南,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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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十九岁过后才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蔽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善学多才,外表出众,国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品中国文人》 屈原(1)(2)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势。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
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信任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副相,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南国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降人材,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试目以待。
《品中国文人》 屈原(1)(3)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固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诸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动手,群小动口,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根据在司马迁:“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其志也,可与日月争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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