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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节（1）
第一节（2）
第一节（3）
第一节（4）
第一节（5）
第二节（1）
第二节（2）
第二节（3）
第二节（4）
第三节（1）
第三节（2）
第三节（3）
第三节（4）
第一节（1）
第一节（2）
第一节（3）
第一节（4）
第二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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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4）
第二节（5）
第三节（1）
第三节（2）
第三节（3）
第一节（1）
第一节（2）
第一节（3）
第一节（4）
第一节（5）
第一节（6）
第一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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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章 一八八五——
第二章 一九○六——
第三章 一九一一——
第四章 一九一七——
第五章 一九二三——
第六章 一九二八——
第七章 一九三九——
第八章 一九四五——
第九章 一九四九——一九六七
结语
参考书目
自序
前些时我劝一位久已中断写作的朋友说，如果不诉诸笔墨，我们那些阅读时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与我向来那些小文章相仿佛，只是循着传主一生的线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结，知我罪我，全在读者；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
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目下写作一本像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但是即便把这几件事都给做了，材料是否就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仍然未必。
上述诸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尽用。前者非个人力所能及，只能尽量少点儿遗漏；后者则不妨略予甄别。不少回忆之作，或主动，或被迫，搀杂不实之辞，乃至以讹传讹。譬如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发生冲突，有云：“……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录》中有所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此外年代久远，记忆难免失真，《知堂回想录》亦偶有此病。凡此种种，我们均须多加小心。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至于以传记而言那些书写得如何，姑置勿论。
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在“周作人”这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上，我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关想法，恐怕“卑之无甚高论”。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第一节（1）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櫆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他为櫆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1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寿”的名字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2；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现存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有感》、《读华陀传有感》两首古风，即系感逝之作。
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
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5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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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的青年时代》（部分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2《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
3周建人于一九八四年逝世。
4《鲁迅的青年时代》。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认为此事对于周氏兄弟后来的人格有所影响，谈及周作人说：“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的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
5《先母行述》（一九四三年四月作）。
6《伯宜公》（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亦报》，收《鲁迅的故家》）。
第一节（2）
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他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在其他方面。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举案发，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留下了最初的阅读记忆：“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7以后他爱读此类书籍，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淏子《花镜》等；由此培养起对于自然名物的兴趣，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说：“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来，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8
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楼时，接触了祖父的妾潘大凤，女仆宋妈，邻居石家妻子余氏，邻居姚家干女儿杨三姑娘等，对于她们的不幸命运深感同情，乃至终生不忘，其妇女观或许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南京狱中，所作《花牌楼》之三有云：“我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飘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关于杨三姑娘，他还写过一篇《初恋》9，说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怪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10这对于他的中文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称祖父为“教会我读书的老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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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花镜》（一九三四年四月二日《华北日报·文艺副刊》，收《夜读抄》）。《毛诗品物图考》，[日]冈元凤著。
8《我的杂学》（前十二节连载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新报·文学》，全文发表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古今》第四十八期、七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古今》第五十至五十二期、九月十六日《古今》第五十五期，收《苦口甘口》）。
9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晨报副刊》，收《雨天的书》、《谈虎集》、《知堂文集》。
10《我学国文的经验》（一九二六年十月《孔德月刊》第一期，收《谈虎集》、《知堂文集》）。
11《知堂回想录·老师二》。
第一节（3）
至于大哥，取《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中的有关介绍，与周作人对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情形颇为近似，其实正是他受到影响之处。举个例子，他提到鲁迅“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12又说：“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13就与南京狱中所作《修禊》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着共同的阅读兴趣，合伙买书，结伴抄书，也都对自然界感到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他们各自的学问乃是发祥于同一来源。譬如，周作人回忆说：“《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14讲到鲁迅有云：“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15讲到自己则说：“《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16
周作人就学南京水师学堂，不仅得到大哥帮助17，也是步其三年前的后尘——鲁迅先由叔祖椒生介绍，进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退学，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一点，从周作人当时所写《送戛剑生往白下步别诸弟三首原韵》之三即可看出：“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戛剑生”即大哥；周作人效仿他，给自己起了个“躍剑生”的号。以后去日本，回绍兴，去北京，无不追踪大哥足迹。直至在北京大学任教为止，鲁迅一直是他的人生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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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鲁迅读古书》（一九五六年九月《读书月报》第九期，收《鲁迅的青年时代》）。
13《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九期，收《瓜豆集》）。
14同上。
15《鲁迅读古书》。
16《我的杂学》。
17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作致大哥信两纸，托另图机会，学堂各处乞留意。”
第一节（4）
绍兴乃至浙江向称人文荟萃，当地文风日后为周作人所继承；绍兴人的某种秉性即所谓“师爷气”，在他身上尤其是文章之中亦时有体现。周氏曾说：“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