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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1
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的,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能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能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作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之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即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伊墨逊(Emerson)氏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的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从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的自己人布满于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院子买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线上冲锋的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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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徇私舞弊和礼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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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下雨天只有一辆车子以容纳八十多个乘客。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么这位军官的社会常识是在哪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地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拿这件事情可以作为标准:它显示农村的天真而田野风的礼貌与时代进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差率的欠整理;显示政治的紊乱,这一切驱使个人之间起争夺,而缺乏新的社会意识的遗传法式,是需要时间去补救而发育生长的。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
事实是如此的,原来家族制度处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意识二者之中途,这社会意识在欧美是包括了整个社会的。中国的社会,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许多小个体;在它的里面存在着其固有的合作,但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真实统一的联系,除了国家。因为过去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实际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剧烈的竞争倾轧,因而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没有积极地发展起来。如是,家族意识替代了欧美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几种类似民族主义形式是在发展着,但欧美人士毋庸为之吃惊。“黄祸”不会从中国出发。中国人的本质里头,深深伏有一种根性,吾们愿意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为国家而死,更没有一个人肯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盘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旧生活。一九三五年曾游历过日本与中国的游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对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较一下:他们终日忙忙碌碌,读报纸的时间总是在电车上或火车上;他们带着固执猛厉的脸色,咬紧坚决的下颚,在他们的眉头,罩着一层迫近眉睫的国难暗影,看似具有果决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这个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须准备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人穿了长袍,宽衣博带,雍容温静,优游自得,一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可以把他从酣梦中摇醒过来。无论你走进中国家庭,上中国馆子,走在中国街道上,你真不会相信世界的惨祸或国难行将临头!中国人常自承自己的国家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国家是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花岗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花岗石虽然坚固,世界大战的巨弹,或许会把它爆裂开来;但是那一盘散沙,你至多仅能使它散开一下。沙粒固然仍为原来的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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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权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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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区别身份之主义,或恪守本分的理想,用很巧妙的方法穿越平等的理想。先明了这一点,俾明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全部精义,无论为善为恶。人文学者的性癖,是在郑重区别各种事物的身份,是以男女之区别(为妇女遮藏之结果,上文已有所述),贵贱之区别,长幼之区别。孔门学者常自以为一种文化势力,宣扬此等区别而建立社会秩序。他们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会结合起来,想教导统治阶级以仁爱,而被统治阶级以服从,使长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长友爱而弟执谦恭,代替社会平等的意识。其着重点好像尖锐地置于确定的区分上面,或可说是构成了阶层的平等,因为中国文字中表示五种主要谊属关系的一个“伦”字,其字义即为本阶级中的平等。
这样的社会,也不是没有它的可爱之处的。例如尊敬长老,常是很动人的。罗斯教授(A?E?Ross)曾指示老年人在中国是最显扬的人物,比之西方的老年人,远为尊崇而受人敬视。至于欧美的老年人,他们总感觉自己过了有用的时期,而眼前是无报酬地白白受着儿孙的豢养,一似他们在其壮年时代曾未出力以养育其小辈的。或则此辈西洋老年人还会不断地大声疾呼,说明他们的精神尚属壮健可用。这样的呼声,徒见其可发一笑。好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会无故冒犯一个老年人的,恰如西洋君子不会有意得罪女人一样。有些这样的优美习性已经消失,然大部份仍存留在中国家庭里。这就是老年人大多宁静沉着的原因。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让老年人生活于其间,满觉得舒服安适。著者敢断言这种普遍敬老情操千倍优于世界各处的养老金制度。
从另一方面言,此社会身份区别主义,产生一种特权,这对于享有特权的阶级自觉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风不变,尊敬老年无疑为好的习性,但尊敬学者和尊敬官吏阶级则利弊互见。社会一般对于状元——殿试第一名——的赞美敬慕,深深地弹动一般做母亲者的心弦,也激动着一般姑娘们的那颗小心儿。一旦中了状元,风光十足,自不待言。他跨着滚雪般的白马,受着皇帝特颁宠典的装饰,排着花团锦簇的仪仗,游行街市一匝,表扬他是全国最聪明的一个才子,同时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这一点倒也非可轻视,因为中状元的,总应该是个美少年。这是卓越奇才的光荣,也是高官显爵的光荣,每当他出门,则铜锣开道,宣告贵人的即将莅临,衙门差役则清除道路,驱逐过路行人好似扫除。`这些衙门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权势与受宠而叨叨光,有时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也算不得一回事。
你倘使读读中国古本小说,免不掉要看到这些场面。吾们不叫它权势与荣华,而叫它“气焰”,盖言其气势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衙门差役惟一所忌惮者,为无意莽撞了别个官员的卤薄,这个官员,适为较其本家老爷高级者(这便是身份主义发生作用),这官员也许将挫折他的一些气焰。或则他们糊里糊涂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适属于较高级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们才会高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然终于难免拿捉起来,于是押解给这个高级官吏听凭他的裁判,有时吃打屁股,有时收押监禁,不管合乎法律与否。
像这样的特权是常常具有动人的魔力的。那无疑即便是现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荣,还是很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没有一个人享有这种特权而不觉得窝心、不欢喜它的。不知怎样,那些民主主义者称呼现代官吏做“公仆”,实际上这二个字只配让他们引用在通电里面,他们的内心固恶狠狠痛恨这个名辞。一九三四年发生一件案子,有一个高级官员的汽车夫不服从交通信号,在一个热闹转角冲过一条马路,却还扯出一支手枪打伤了一个警察的大拇指,因为这个警察想阻止他。这是他的官火的气焰!不差,特权总是好东西,而且它至今还是光芒万丈。
特权是以为平等的对照名辞,而官僚为民主主义的天然敌人。无论何时,只消官吏肯放弃他们的阶级特权,享受较少一些的行动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辩人家的纠弹,中国真可以一夜之间迅速转变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可惜至今此时机犹未成熟也。因为倘若人民获享自由,那么官僚和军阀的自由将从何而来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权,则军阀从何而得随意逮捕报馆编辑、封闭报馆,甚至砍戮人头以疗自己的头痛(张毅将军尝在著者本乡福建漳州干过这件事。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为他业已去世)。当人民敢于不敬他们的官长,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辩,我们将大喊“反了反了”。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临到末日。
这种意识是很深地种植于中国人的心坎中,其罪恶不只限于官僚,却是像榕树的根盘四射,延展可及数里之遥。又像榕树的顶盖,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阴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树下来的人。吾们中国人不欲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不会弹劾官吏,像美国人;也不会焚烧富人屋宇,像布尔什维克党员。吾们只想做做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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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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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种纲要很豁达而自然。其实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子没有入衙门为官作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进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头,须对簿公庭的时候,极有用处。
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肥,某县缺瘠。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种科学,其精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根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色。
可取之处为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衙门阶级并非为永久的世袭制度,像欧洲封建地主的贵族政治那样;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党派相混合。中国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过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尝一劳动其手足像法兰西的几个贵族或奥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个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后裔,世袭衍圣公,的确在过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尝劳作。满族旗兵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其后三百年中可以说真正拱手未尝劳作,而至今清社虽废,他们还是懒惰不肯操作——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他们现成为社会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对象:且看一个阶级,受国家的扶养经过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后果?他们是中国的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又是惟一例外。介乎衙门与非衙门阶级之间,其实找不出任何显著而固定的区分痕迹。
所谓家族,非为世袭的阶级而为社会的单位组织。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说不尽的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能亲眼经历:某些人家,怎样由贫贱而兴隆;某些人家,怎样由富贵而衰落。社会的德谟克拉西,无论在中国或在欧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为之维系,却是被我们的放荡的败家浪子所维系着,像有位学者曾这样指出过,此等浪子在中国出品颇为丰富,他们的阔绰的挥霍,使富贵家系的永续成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文官考试,像中国的科举之类,常可使怀才的志士从社会底层升腾上来。中国的科举考试,无人不可参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儿子。一方面,教育的费用并不昂贵,不致仅让富裕阶级的儿孙独沾利益。读书求学,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权,却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权;学问的进修,也从未受贫穷之累而遭遇任何严重的阻挠,由是看来,可以说人人都是机会平等的。
中国社会依着士农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个阶级。在初期农业社会里,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属于德谟克拉西的,而中国差不多一向滞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中国没有阶级敌对的心理,因为没有此种必要。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间的互相往来,不受阶级意识和势利心的破坏,除非是上面说过的衙门阶级。一个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气亲睦地跟一位木匠师傅对坐品茗,谈天说地,这是很平常的,或许比之英国大地主的家人跟佃农说话较少虚文。农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逊、安静、自重的人民。农人受了孔子学说的影响,被置于农工商三阶级之首,因为关心米谷之中国人,常能明了粒粒盘中餐从何而来,是以对农夫感戴无限。农夫与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读书人——士——认为是一种赋有特权而应受人礼遇的阶级。更由于中国文字辨认的困难,此对于书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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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阳性型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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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读书人是否配受这样的尊敬?智力的劳动,当然较高于体力的劳动,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看似没有什么不自然。人类的征服禽兽,乃赖于人类的较高脑力发展。由于智力的不断发展,人遂获得动物界中优越的地位。但是当然有人可以发问这样一个问句——从动物的观点上——是否人类有权从狮虎夺取山林,从野牛夺取草泽。犬或许予以同意而狼或许另一想法。人类的得以辩解其正当,仅恃其较高智谋。读书人在中国,与此情形一般无二。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读书人才知道历史和法律,也只有读书人才知道怎样在诉状中机巧地运用字句,以一字而杀人。学问既如此复杂,对之起敬自非异事。这些读书人及其同类人物,在中国构成所谓“上流社会”,亦即所谓破靴党。倘再把树木来做比喻,则此辈破靴党便是寄生虫,他们可以不用费力而爬上最高树木顶巅,而一切中国榕树,都受着此辈寄生虫的包围。换一句话说,他们能够爬上树木,附耳说些甜言蜜语,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带的揩些油水。更进一步,他们时常从树木担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这就是所谓“包税”与“专利”制度。它一方面摧毁人民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侵害国家税收本身。此等捐税专利为本地土豪劣绅的衣食父母,这是一种罪恶,自从民国建立以来曾经大书特书。实际上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