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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1）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2）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3）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4）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5）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6）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7）
第二章 逃离大学（1）
第二章 逃离大学（2）
第二章 逃离大学（3）
第二章 逃离大学（4）
第二章 逃离大学（5）
第二章 逃离大学（6）
第二章 逃离大学（7）
第二章 逃离大学（8）
第二章 逃离大学（9）
第二章 逃离大学（10）
第二章 逃离大学（11）
第三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1）
第三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2）
第三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3）
第三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4）
第三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5）
第三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6）
第三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7）
第四章 谁的“志愿”？（1）
第四章 谁的“志愿”？（2）
第四章 谁的“志愿”？（3）
第四章 谁的“志愿”？（4）
第四章 谁的“志愿”？（5）
第四章 谁的“志愿”？（6）
第四章 谁的“志愿”？（7）
第四章 谁的“志愿”？（8）
第四章 谁的“志愿”？（9）
第四章 谁的“志愿”？（10）
第四章 谁的“志愿”？（11）
第四章 谁的“志愿”？（12）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1）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2）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3）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4）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5）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6）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7）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8）
第五章 羸弱的选择力（9）
引子
“天”有病，人知否？
2009年的深秋，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走了，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诘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年的秋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在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涂序新，在今年6月，作为浙江大学“1311工程” 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回到国内。却在9月17日凌晨，从浙大综合楼顶楼跳下身亡。其遗书中写道：“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也是在秋天，我认识了一个从大学逃出来、叫小路的年轻人，并与小路有过一次长谈。
这次交谈让我无比震惊地发现，在那个被称作“象牙塔”的大学校园里，有骄傲，也有自卑；有激情，也有颓废；有思考，也有苦闷；有奋进，也有彷徨；有上升，也有坠落。
没有人会想到，历经千辛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逃出大学。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四年之后，学生宿舍的墙壁上会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这个本该用思想的烛光引领学生前行的殿堂，竟会成为许多年轻人理想破灭的地方。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这个最“富有想象力的传授知识”的地方，生产出的却是标准化、同质的产品，许多人虽然拿到了大学文凭，却被职场一次次抛弃。
没有人会想到，在大学这个被称作“象牙塔”的地方，会有沾满铜臭的沽名钓誉，会有学术*的肮脏和污秽。
没有人会想到，在原本应该大师云集的大学，却有太多的教书匠，他们拿着陈旧的教材满堂灌，却不能点燃思想的火花，不能给学生创造的灵感和冲动。
没有人会想到，在逃离大学的人群里不但有学生也有老师，他们以辞职向大学说不，原因却是“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带着这些疑问和“没想到”，我走近中国的大学，我想知道，是这些向大学 “说不”的年轻人和向大学“说不”的教师太离经叛道，太另类，还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我想知道“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曾告诫我们：“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我们有责任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场“比赛”的起点，借以参透中国大学的疮痍所在，进而寻觅疗救的路径。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1）
2000年，1982年赴纽约定居的自由职业画家陈丹青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被聘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2004年10月15日，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提交辞职报告，并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的离去以及流传于网上的他的辞职信，在网上引起热议，各家媒体相继报道，使这一看似平常的辞职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议论的“陈丹青辞职事件”。
陈丹青为什么辞职？从他辞职报告的附件《教条与功利 》和《述职与感想》里我们不难读出真相。
过去的5年，每到招生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他说：“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而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的荒谬”。但他却对这种“荒谬”无可奈何——
2000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清华大学举行。陈丹青说：“这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第二年，陈丹青首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八人，均无一人通过政治和外语两课考试。
2002年，陈丹青第二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十九人，其中，有一名考生以专业课最高分(90分)入围，可是外语和政治各差一分，陈丹青因此向院校申请通融，可是无效。他眼睁睁看着这名考生被挡在门外，却爱莫能助。
2003年，这位被外语和政治挡在门外的考生再次报考陈丹青的研究生，再次以专业课最高分入围，可是再一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陈丹青怎么也想不通，政治考试少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不合格？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岂能用分数来衡量？如果真如此，为什么会发生通过了“政治考试”的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的奇案。外语少考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不具备“国际交流”的能力，即使专业再优秀也应该被拒之门外？
陈丹青指出：“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
陈丹青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校领导坦率直陈：“两课”（政治和外语）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他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而今天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2）
他还指出：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 “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时期。
面对这一切，陈丹青说：“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陈丹青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事出有因。1953年生于上海的陈丹青，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画。1978年，他投考“*”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外语交了白卷的陈丹青却被中央美院破格录取。
第一天上课，学生们围着靳尚宜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三年后，陈丹青毕业留校任教。也就在这一年，陈丹青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西藏组画”被公认为*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也许正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陈丹青尤其不相信的是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艺术学生的发展潜能要以“两课”的分数来衡量。
他说：“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因此他认为，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而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3）
身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陈丹青目睹了太多的怪现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堆积如山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斥着办学的教条。”
陈丹青说在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他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指责：“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
他愤然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看起来越管越严，教学品质却越来越可疑。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他指出：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然有序，“教学气氛”自亦低抑徘徊——我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他坦承：“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他说，清华校长梅先生名言“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态。
5年的大学教师生涯，让陈丹青更近地走进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他说：“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循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气、锐气、志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
……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权力游戏潜规则与庞大行政势力网。”
进而他提出质疑：“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至上’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第一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4）
陈丹青在辞职报告后写道：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而在辞职报告的附件中他表示：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陈丹青的辞职报告是2005年10月份递交上去的。据他后来陈述：“院方校方即予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份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协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及春秋两季各系大课，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学，迄至2007年，遂愿离职。”
陈丹青终于离开了清华园，他说“我不想再玩下去了，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其实早在2004年，提出辞职之前，陈丹青就针对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端在《艺术世界》发表文章细数其谬。他说，有人说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这纯属神话。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
2006年11月21日，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辞的不是学校，而是体制”。
对陈丹青从清华大学辞职一事，著名学者徐友渔评论说：“
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拷问。……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有在校的学生、教师，还有已经离开学校，但对高校体制诸种弊端记忆犹新、心存余悸，甚至受过伤害的人。”
另有评论指出：媒体和公众对“陈丹青辞职事件”持续不断的兴趣，除了其本身的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