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6
Chapter_7
Chapter_8
Chapter_9
Chapter_10
Chapter_11
Chapter_12
Chapter_1
变化：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
作者: 凌志军
目录
活着的祖宗　上
活着的祖宗　中
活着的祖宗　下
大灾年　上
大灾年　下
死灰复燃　上
死灰复燃　下
转折　上
转折　下
盛世无英雄　上
盛世无英雄　中
盛世无英雄　下
新人治国　上
新人治国　中
新人治国　下
软着陆　上
软着陆　中
软着陆　下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上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下
朱熔基与民心向背　上
朱熔基与民心向背　中
朱熔基与民心向背　下
殊途同归　上
殊途同归　中
殊途同归　下
忏悔的年代　上
忏悔的年代　中
忏悔的年代　下
新人类 新生活　上
新人类 新生活　中
新人类 新生活　下
尾声　后继者
---------------------
活着的祖宗　上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
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四千八百公里,覆盖着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地火”,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五十万吨煤。不过,没有死人,伤者也很少,这是北方人的幸运。可惜这条“地火”之外,火灾也是层出不尽,平均每天一百五十六起,烧死七个人,还烧掉八十万元人民币。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五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一百四十六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去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春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坏消息接踵而至。外经贸部的官员一个劲地抱怨出口下降。农业部长何康说,夏季粮食减产,形势严峻。统计局的公报说,工业生产下滑了,全中国的经济都在“疲软”。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一个退休的军官指着刊登那个消息的报纸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要“多一点计划”,还要“加强集中”,这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说,都是有些道理的,可是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心直口快的干部就不以为然。“计划?”他站在自家的硬杂木拼花地板上,对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抱怨道:“我们不会‘计划’别的,‘计划’浪费在行。‘大跃进’进去几百亿,‘文革’进去几百亿,‘华国锋时代’进去几百亿元。这些钱啥也不用干,光吃,也够中国人吃两辈子了!”他的语气夸张,数字也不准确,但不满的情绪却是真实的:“他妈的,我‘搞计划’三十多年了,这些事情我都干过,我比谁都知道。”
经过1989年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来。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要命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政党”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七千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的。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一百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二十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二十五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二十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二千六百五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九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六十九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的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个悲惨的时刻,他们全都把雅鲁泽尔斯基看做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做得志小人。可是有二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四十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惟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摈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
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