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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1
历史何以至此
自序（1）
本书内容看似庞杂，但大体说来，还是三方面的“人与事”。
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与事”。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杨芳传统的“粪桶战法”和林则徐突破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隐喻了以后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两种救国途径间的“紧张”。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朝廷忙将赫赫有名的猛将、果勇侯杨芳调到广东前线御敌。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杨芳在广州城广搜马桶，尤其是妇女的经期用品，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留下“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之讥。
其实，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所用溺器、经血布等“秽物”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远的不说，稍前的乾隆年间，山东白莲教王伦起事，围攻临清城，守城官军就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找来一些*赤身*站在城上，以*向敌，以破敌阵。稍后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守城时也曾将女性掳去，脱裤站在城墙上作为守城之法。由此看来，杨芳还真算“文明”了，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女性*面对敌阵。
所以，杨芳此举只是当时国人习以为常的“常识”，实不应对其大加嘲笑。不过，唯其如此，林则徐大胆突破传统“常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更令人钦佩。因为，此举当时不仅应者寥寥，而且林则徐还因此被批为“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就是说，破坏了“狄夷”与“华夏”间的“文化防线”，使“华夏”被“夷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主张“师夷长技”者，以后一直受此严斥。
容闳是近代留学“第一人”，1854年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了解、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从反对洋务的“清流”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的历程，颇耐人寻味。一旦从只会“坐而论道”的“言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他就明白空谈误国的道理，转而务实，开始致力于洋务。当然，作为久经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权达变之术，在政治形势的“守旧”与“变革”中左右逢源。当然也有左支右绌之时，甚至有过几次严重危机，但最终“有惊无险”——最紧迫的一次，他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数十名策动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维新的门生。
在社会转型中，思想的争论同样激烈。1912年秋，留学美国的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他任总干事。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正是从这段历史中，鲁迅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而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当代海内外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道学政》中也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
自序（2）
第二，是当代的“人与事”。
当代的“人与事”最主要特点之一，是“政治”与“生活”紧密相连。
爱因斯坦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并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格外的沉重。
后人很难想到，西方古典音乐曾经被严禁，以至于“无标题音乐”能否上演，也与最高层的*紧密相连。粉碎“四人帮”后，能否公开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谁都无权做主，层层请示，最后由政治局开会才“拍板”。
改革开放以后，对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现象”之一，是中断了近30年的“流行音乐”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争论时间也长达十几年之久。这十几年对流行音乐的时禁时放，时放时禁，反映出“转型初”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被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电吉他、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迪斯科、披肩长发、紧身衣、牛仔裤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而严批。台湾儿童歌曲《童年》受到种种严厉批评：“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大陆）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邓丽君了。
从西方古典音乐到现代流行音乐，许多年的时“禁”时“放”说明，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无法繁荣的。
第三，是国外的“人与事”。
法国革命因其激烈而使后人对其争议不止，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法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开始对特权阶层征税，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于是，他决定向“第三等级”增税，最终引爆了大革命。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尖锐到“总爆发”的程度。例如，列宁有“伟大革命导师”之誉，但他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流亡瑞士时，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因为瑞士是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国度，在这种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所以，列宁非常不喜欢景色如画的瑞士。这也说明，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只要政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所以，革命、动荡实非“激进”者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当权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当然，相对于大千世界的“人与事”，这本小书所谈的“人与事”最多只是沧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或许，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吧。
雷颐
2010年6月
“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1）
1840年6月，英国40余艘船舰和4000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共17000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至古稀之年的湖南提督杨芳，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他早年从军参与*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为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为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战死，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主持了一段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也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主持军务的一个多月中，实际上并没有与英军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上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的过程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并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2）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名重一时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倒埋坑中，使其*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站在城墙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站在城上以*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1）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在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大代价，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将。在谭绍光领导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常胜军首领戈登（Gordon Charles George）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地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就是熟人。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其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的降将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趁在慕王府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