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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曾 赵之辩 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1）
时已晚清。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看得出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后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自成、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的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君德”固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历史的裂缝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图为曾国藩宴请湘军各路统帅，包括李鸿章、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骆秉章等。
对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的看法仍十分复杂。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在无济于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
曾 赵之辩 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2）
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奕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晚清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确实“威断”，但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是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尤其是不久之后，朝廷下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对外交问题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时，曾国藩兴奋异常，认为这是当政者将振衰起弊之兆，清王朝振兴有望，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期偏安。
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此时，曾国藩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并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的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王土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曾国藩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这种局面，正是一个衰朽政权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结果，但反过来，这种“逆淘汰”又会加速这个政权的衰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因为虽然预料到清王朝行将就木，他们也只能做大清王朝的孤臣孽子，难有他选。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1862年春到上海参与“协防”，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一生事业即“隆隆直上”。他以后能手掌倾国之权，实皆由此奠基。个中缘由，还需从头细细说起。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各地豪绅犹如惊弓之鸟，也纷纷兴办团练自保。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听说安徽省城被太平军攻占，“感念桑梓之祸”，同时认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于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无权无兵无饷，更无丝毫军旅知识，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
1859年初，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瀚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在曾国藩幕中，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幕主唯唯诺诺，而是主见甚强，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幕。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并不固执己见，欣欣然重回曾幕。由此，亦可见曾、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历史的裂缝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曾 赵之辩 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3）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此时上海早已开埠，“十里洋场”中外杂处，富庶繁华，有“天下膏腴”之称。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此时正在倾全力围攻“天京”（南京）的曾国藩感到手下无兵可分，于是拒绝了上海官绅的乞求。不过来者知道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器重，于是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详陈上海的繁华盛况：“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如果上海被太平军占领，如此巨大的财源，“若弃之资贼可惋也”。此说利害明显，自然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曾国藩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亦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的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经过慎重考虑，曾国藩决定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不过考虑到此时湘军兵勇严重不足，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得意门生李鸿章为辅领兵援沪。
之所以要派李鸿章前去辅佐曾国荃，并非因为曾国荃能力不行，而是湘军素来只征召湖南人，无论在何处作战，都不得不返湘募兵，长期作战在外，兵源愈来愈紧，此时很难大量分兵援沪。而曾国藩早就认为徐、淮一带民风强悍，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之兵源不足。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又是他久经培养的“门生”，自然是回籍募兵援沪的最佳人选。早就想自立门户的李鸿章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急忙赶回家乡。要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军队殊非易事，于是他通过种种渠道，将家乡一带旧有的团练头领招集起来，迅速募兵招勇，加紧训练，短短两月之内就组建起一支有几千人之众、以湘军为蓝本的自己的私人军队——淮军。
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无论老兄曾国藩如何三番五次地催了又催，老弟曾国荃就是迟迟不动身，无奈之中，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仅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这样，李鸿章就由“辅”变“主”，对他来说，这可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
1862年4月初，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持下，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乘船东下抵达上海。这月底，他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几个月后便得实授此职。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端赖曾国藩保举。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理团练时，曾国藩接受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曾国藩在《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指责江苏巡抚“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以曾氏当时的地位，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因此李鸿章得迅速任命为巡抚同时身兼通商大臣。
对曾国藩而言，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军政和民政实际统归自己，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对年近四十的李鸿章而言，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大员，虽然从官制上说他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但已摆脱了曾国藩幕员的身份，顿时豪情万丈，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当然，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栽培，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真不知如何报答，“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
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
曾 赵之辩 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4）
显然，就个人权势隆替而言，当时防卫上海要比争得克复“天京”的“头功”重要得多。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良机，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更显曾国荃短视的是，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夺下“天京”后，连夜上奏报捷，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清廷的奖赏，反而被清廷严厉斥责。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不久上谕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清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点名批评：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将“勋名”难保、不能“长承恩眷”，话中暗伏杀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政治传统，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而获赫赫战功，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显然，对曾国荃来说，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协防上海，而将克复“天京”的头功让与他人。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无知，恰恰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宏图伟业”。
事实说明，凡成大事者，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1）
——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
“船坚炮利”，可说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最初印象。但清政府建造近代海军的过程却一波三折，极不顺利。在近代史上一度沸沸扬扬的“阿思本舰队”事件中，李鸿章配合曾国藩，起了重要作用。透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处事圆熟，可以看到清政府起初是短视愚昧、不思进取，继而又过于急功近利，也可窥见中外之间的矛盾及各地方利益集团间的矛盾。而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当，则是清政府初次试办近代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直接与英国侵略军交战的林则徐，深刻感受到海军的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提出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当时朝野却仍昧于世界大势，还认为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外国仍是远逊于中国的“蛮夷之邦”，“师夷造船”有失“天朝”体制，所以安于现状，反对买船造船。林则徐提出购买、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甚至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朱批道：“一片胡言。”
林则徐建立海军的方案被否定，有名无实、落后腐败、早就不堪一击的绿营水师仍是当时清政府唯一的水军。虽然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湘军出于与太平军进行水战的需要，不得不建设水师，但所建仍是旧式水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都城，使朝野深受震动，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近代海军的厉害。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中外和好”之局出现，太平军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清廷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整整二十年矣！而就在这二十年间，西方的海军有了飞跃性发展，蒸汽舰已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主要舰只。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
清政府准备建立海军的消息传出后，英国反应最为迅速，驻华外交官和其他人员等立刻到总理衙门劝说建造轮船不如买英国轮船。1861年4月，刚刚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向恭亲王奕建议说，只要花几十万两银子就可从外国买一支舰队，并可请外国军官进行训练。奕为赫德建议所动，认为曾国藩等提出的造船方案太慢，缓不济急，于是饬令赫德经办买船事宜。赫德制定了详细计划，实际要花银一百三十万两。对财政长期困难的清政府来说，一百多万两银子确非小数，奕一时难以决定，故未上奏。
8月下旬，曾国藩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承认“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这年冬天，浙江数城接连被太平军攻克，清廷惊慌不已，加速了买船进程。在此期间，赫德一直积极鼓动买船，他知道清政府因财政困难一时难下决心时，便提出可动用关税。主管此事的奕为此议所动，于1862年1月下旬上奏，称现在“浙江宁波、杭州两府，相继失守，贼势益张，难保不更思窜出宁波，为纵横海上之计”。因此，“请饬下江苏巡抚，迅速筹款雇觅外国火轮船只，选派将弁，驶出外洋，堵截宁波口外，以防贼匪窜逸。并令广东、福建各督抚，一体购觅轮船，会同堵截”。第二天，朝廷就批准了奕的奏折。早无准备，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