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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6
Chapter_1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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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英译者说明
意大利文第一版序
第一编 史学理论
一 历史与编年史
二 假历史
三 作为普遍的东西的历史的历史。对“普遍史”的批判
四 “历史哲学”在观念上起源及其解体
五 历史的积极性质
六 历史的人性
七 选材与分期
八 差别(专门史)与划分
九 “自然史”与历史
附录
一 真凭实据
二 专门史的相似与相异
三 哲学和方法论
第二编 史学史
一 若干初步问题
二 希腊罗马的史学
三 中世纪的史学
四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
五 启蒙运动的史学
六 浪漫主义时期的史学
七 实证主义的史学
八 新的编史工作。结论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傅任敢译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是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初版用德文写出,1915年出版,1919年又以意大利文再版。1920年英人道格拉斯·安斯利据意大利文版译出英译本,这本中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克罗齐的著述甚多。在本书之前,还撰有《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用哲学》等书,以后他将这三本书连同本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合并,命名为《精神哲学》,卷次即依此排列,本书列为末卷。这四卷本的《精神哲学》表达了克罗齐的全部哲学思想,并构成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克罗齐的历史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又杂以康德以及奥地利的马赫和法国柏格森的观点,带有折衷主义的特色。
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截然对立的。克罗齐站在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二十年代以后,经常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共产党人把批判克罗齐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供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分析批判之用。
译者傅任敢先生译述本书,倾注了很大心力,译文一改再改,力臻既信又达雅。遗憾的是,在排出清样时,傅先生已去世,未能由他自己再做一次校订。在此谨向傅任敢先生表示深切悼念。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6月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英译者说明
作者本人说明了这卷书和《精神哲学》其他三卷的正确关系,就是,这一卷是《精神哲学》的结论。
当我翻译其他各卷时,我没有打算翻译这部论著,因为当时它还没有以现在的形状出现,事实上,一册把它当作相当于四卷杰作中最后的、晚出的一卷的外文本是由出版前三卷外的另一家书店出版的。我相信,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不会妨碍书中的创造性思想的传播,我深信,细心的读者从啮合的译文中是不会放过其中的任何创造性思想的。
这一卷在版本大小上跟《逻辑学》、《实用哲学》和《美学》一样。《美学》现在绝版了,但我将从定本的意大利文第四版译出重版,内容比以前各版多得多。
这译本是从1919年出版的意大利文第二版译出的。作者在这版中在字句方面稍有修改,并略有增补。我永远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来译的。
道格拉斯·安斯利
1920年11月于伦敦雅典杂志社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意大利文第一版序
构成这部论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于1912年到1913年间在意大利各学会的会刊和意大利各论评中刊登过。由于它们是一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收集成书并不困难。这一卷用德文印行过,书名叫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①,图宾根默尔出版社1915年出版。
① 原文为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恩雷科·皮佐(Enrico Pizzo)译。——译者
在用意大利文刊印成书的时候,我间或稍有修改,并增加了三篇短文,附在第一编后面,作为附录。
把这一卷书看作我的《精神哲学》的第四部分需要稍加说明;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我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贝奈戴托·克罗齐
1916年5月于那不勒斯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第一编 史学①理论 一 历史与编年史
① historiography 的意思是历史的写定(the writing of history)或写定的历史(written history),所以本书的同一英译本的伦敦版书名用historiography,而纽约版书名用history,均可译为历史学,但主要是从编撰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的。——译者
一
“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是和我的写作工作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当代”一词是恰当的,因为它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恰恰一样,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反之,“非当代史”、“过去史”则是面对着一种已成历史的,因而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历史,不论那种历史是几千年前的还是不到一小时前的。
但是,如果我们更细想一下,我们就看出,这种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已形成,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或者(用专业历史家的话说),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种历史当中杂有或掺有一份或一系列关于事实的叙述,只是表明事实较为丰富,却还没失去当前的性质:前人的叙述或判断现在本身就变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可见,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对于历史是生活的教师(magister vitae)那句老话,它纵使没有替它构成更深刻的内容,也构成了使它得以收效的原因。
我之所以想起这类历史表现形式,目的是想消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的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不对一切历史家或某些历史家的著作兼收并蓄,并把它们用于一个抽象的人或被抽象地看待的我们自己,然后再问是什么当前兴趣使人去写或去读这类历史的,例如,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米特拉达梯斯战争的历史的当前兴趣是什么,有关墨西哥艺术或阿拉伯哲学的事件的当前兴趣是什么,那末,这个命题的正当性是容易得到证实的,是在史学著作的实际中有了大量清晰的例证的。
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此刻对我说来,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而在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的人们的心中,它们则曾是或将是历史,当我也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并按照我的精神需要去推敲它们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反之,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历史的范围以内,限制在我们的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容易看出,这种历史和最亲历的及最当代的历史是完全等同的。当我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说是向作为一个个人的我自己提出的,这也许是多余的,或许是不确切的)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风俗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和我所从事的一点工作、或我所沉溺的爱情、或威胁我的某种危险的历史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同样的焦虑去考查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它诱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个人看见了敌人、看见了心爱的人、或看见了他所为之担惊受怕的心爱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米特拉达梯斯战争、或墨西哥艺术、或我在前面所说过的其他一切事例也都是这样、或曾是这样、或将是这样的。
我们论证了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之后,我们就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当然不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同一,而是一种综合意义的统一,它既含有两个词的区别,也含有两个词的统一。因此,谈什么没有凭据的历史就如确认一件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而又谈论其存在一样,都是瞎说。一种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既然历史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既然使历史获得具体形式的叙述只有当它是对于凭据的批判性说明时(直觉与反省,意识与自动意识等等)才是历史性的叙述,那末,那种历史既无意义,又不真实,就不能作为历史而存在了。一个没有看过和欣赏过他所要去批判地描述其来历的作品的人怎样能写一本绘画史呢?一个没有叙述者所假定具有的艺术体验的人对有关的作品能有多少理解呢?没有哲学家的作品或至少是其片断,怎样能有一部哲学史呢?要有一部关于一种情操或一种风俗习惯的历史,例如关于基督教的谦逊态度或勇武的骑士精神的历史而没有重温生活的能力,或不如说,不去实际重温个人心灵中的这类特殊心境,那怎么行呢?反之,一旦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得到体现以后,对历史的确凿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刻就会烟消云散。一种我们的精神现在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确凿呢?解决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的知识怎么能没有用呢?
二
但是,凭证与叙述之间亦即生活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能不能被割断呢?就已经失去凭证的历史而论,或把事情说得更普遍更根本些,就其凭证已不再活在人类精神中的历史而论,答案是肯定的。而当我们说我们人人都对这一部分历史或那一部分历史依次处于这种境地时,这一说法当中也已含有这种答案了。对我们说来,希腊绘画史大部分是没有凭证的,就像一切我们对其生活的地点、对其体验过的思想与感情、或对其所获成就的个别外貌并不确切地知道的民族的历史一样;对于那些我们并不知道其论著,或即使有其论著而且也能全部阅读其论著,但因我们缺乏完备的知识,或因我们的性情固执,有抵触,或因我们一时分心而不能理解其精神实质的文学或哲学,情形也是这样的。
在这种种情形之下,如果那种联系中断了,我们就不能把下余的东西再叫做历史了(因为历史不是别的,而是那种联系)。从此以后,它只能像我们把人的尸体叫做人一样被叫作历史了,下余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无(甚至尸体也不是无)。如果说它是无,那就等于说那种联系是不会中断的,因为无是不真实的。那末,如果它不是无,如果它还是有,没有凭证的叙述又是什么呢?
一部根据流传至今的或当代学者的记载所写成的希腊绘画史,如果仔细加以检查,实际只是一系列附有传记性故事的画家姓名(阿波罗多洛斯,波律诺托司,杰乌克西司,阿佩列斯等等),只是一系列绘画的画题(特洛伊的焚毁,阿马松人的斗争,马拉松战役,阿基里斯,诽谤等等)①,在流传到我们手里的描述中有关于这类题材的某些具体情节;否则,连同大体按照年代排列的人名、故事、画题、论断一道的,就是,对于这些画家及其作品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褒贬。但是不直接知道画家的作品,画家的名字就只是一些空洞的名字;故事是空洞的,画题的描绘、臧否的判断、编年的安排也都是空洞的,因为它们仅仅是算术性的,缺乏真实的发展;由于它缺乏应有的组成因素,所以我们就不能在思想上实现它。如果那些字面上的形式具有任何意义,那是因为我们从断片和第二手作品获得了关于古代绘画的点滴知识之故;这些第二手作品是流传下来的副本或其他艺术或诗歌中的类似作品。但是除了这种点滴知识以外,这种希腊艺术史本身只是一串空话。
① 阿佩列斯曾将诽谤、忌妒、阴谋、欺骗、忏悔、真理、无知、迷信,拟人化作为画题。——译者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希腊绘画史“没有定性的内容”,因为我们并不否认,当我们提到一个画家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某个画家,确乎想起一个雅典画家,当我们说出“战争”或“海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次战争,确乎想起一次希腊甲兵的战争,或想起一个类似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雕像中的美妇人。但是,我们对于那些名目所唤起的无数事实中的任何一件事实在思想上会是漠不关心的。由于这个原故,它们的内容是无定的,这种内容的无定性就是它们的空洞性。
一切脱离了活凭证的历史都像这些例子,都是些空洞的叙述,它们既然是空洞的,它们就是没有真实性的。说有过一个名叫波律诺托司的画家,说他在波依启列画廊画过米尔提亚戴斯的肖像,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呢?人们会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认识他,看见过这幅画,可以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答复说,这对这个或那个见证人说来是真的,而对我们说来则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或者说(结论是一样的),它只是由于那些见证人的作证才是真的,——也就是说,是由于一种外在的理由,而真实性则永远需要内在的理由。那一命题既然不是真的(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而就是无用的,因为一无所有时,国王就失去了他的权力,一个问题失去了它的要素时,解决问题的有效意志和有效需要连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因此,引用那些空洞的判断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毫无用处的。生活是一种现实情况,而那种变成了空洞叙述的历史则是一种过去:它是一种无可挽回的过去,纵然不是绝对这样,总之,此刻当然是这样的。
剩下的是空洞的字句,而空洞的字句则是声音或代表这些声音的书写符号,它们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的,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叙述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护的空洞字句或公式的复合物。
现在,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得以恰如其分地找到至今没有找到的历史与编年史的真正差别。这种区别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找到是因为,它通常是被当作事实的性质上的区别去寻找的,性质成了每一种区别的对象。例如,把关于个别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一般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私人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公共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好像一般的并不总是个别的,个别的并不总是一般的,公共的也并不总是私人的,私人的并不总是公共的一样!否则就把关于重要的事实(值得记忆的事情)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不重要的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好像事实的重要性与我们所处的情境无关,好像对于一个被蚊子所打扰的人说来,这种小虫子的发育并不比克谢尔克谢斯的远征更为重要一样!当然,我们懂得,这类错误的区分中含有一种正当的心情,就是,把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放在有关和无关这一概念上(一般的有关,特殊的无关,大事有关,小事无关等等)。在其他惯常举出的考虑中,例如认为历史事件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而在另一方面,编年史中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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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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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者说明
意大利文第一版序
第一编 史学理论
一 历史与编年史
二 假历史
三 作为普遍的东西的历史的历史。对“普遍史”的批判
四 “历史哲学”在观念上起源及其解体
五 历史的积极性质
六 历史的人性
七 选材与分期
八 差别(专门史)与划分
九 “自然史”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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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真凭实据
二 专门史的相似与相异
三 哲学和方法论
第二编 史学史
一 若干初步问题
二 希腊罗马的史学
三 中世纪的史学
四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
五 启蒙运动的史学
六 浪漫主义时期的史学
七 实证主义的史学
八 新的编史工作。结论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傅任敢译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是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初版用德文写出,1915年出版,1919年又以意大利文再版。1920年英人道格拉斯·安斯利据意大利文版译出英译本,这本中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克罗齐的著述甚多。在本书之前,还撰有《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用哲学》等书,以后他将这三本书连同本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合并,命名为《精神哲学》,卷次即依此排列,本书列为末卷。这四卷本的《精神哲学》表达了克罗齐的全部哲学思想,并构成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克罗齐的历史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又杂以康德以及奥地利的马赫和法国柏格森的观点,带有折衷主义的特色。
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截然对立的。克罗齐站在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二十年代以后,经常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共产党人把批判克罗齐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此书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供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分析批判之用。
译者傅任敢先生译述本书,倾注了很大心力,译文一改再改,力臻既信又达雅。遗憾的是,在排出清样时,傅先生已去世,未能由他自己再做一次校订。在此谨向傅任敢先生表示深切悼念。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6月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英译者说明
作者本人说明了这卷书和《精神哲学》其他三卷的正确关系,就是,这一卷是《精神哲学》的结论。
当我翻译其他各卷时,我没有打算翻译这部论著,因为当时它还没有以现在的形状出现,事实上,一册把它当作相当于四卷杰作中最后的、晚出的一卷的外文本是由出版前三卷外的另一家书店出版的。我相信,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不会妨碍书中的创造性思想的传播,我深信,细心的读者从啮合的译文中是不会放过其中的任何创造性思想的。
这一卷在版本大小上跟《逻辑学》、《实用哲学》和《美学》一样。《美学》现在绝版了,但我将从定本的意大利文第四版译出重版,内容比以前各版多得多。
这译本是从1919年出版的意大利文第二版译出的。作者在这版中在字句方面稍有修改,并略有增补。我永远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来译的。
道格拉斯·安斯利
1920年11月于伦敦雅典杂志社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意大利文第一版序
构成这部论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于1912年到1913年间在意大利各学会的会刊和意大利各论评中刊登过。由于它们是一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收集成书并不困难。这一卷用德文印行过,书名叫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①,图宾根默尔出版社1915年出版。
① 原文为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恩雷科·皮佐(Enrico Pizzo)译。——译者
在用意大利文刊印成书的时候,我间或稍有修改,并增加了三篇短文,附在第一编后面,作为附录。
把这一卷书看作我的《精神哲学》的第四部分需要稍加说明;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我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贝奈戴托·克罗齐
1916年5月于那不勒斯
[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第一编 史学①理论 一 历史与编年史
① historiography 的意思是历史的写定(the writing of history)或写定的历史(written history),所以本书的同一英译本的伦敦版书名用historiography,而纽约版书名用history,均可译为历史学,但主要是从编撰的角度来看历史学的。——译者
一
“当代史”通常是指被视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是和我的写作工作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当代”一词是恰当的,因为它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恰恰一样,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反之,“非当代史”、“过去史”则是面对着一种已成历史的,因而是作为对那种历史的批判而出现的历史,不论那种历史是几千年前的还是不到一小时前的。
但是,如果我们更细想一下,我们就看出,这种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已形成,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或者(用专业历史家的话说),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种历史当中杂有或掺有一份或一系列关于事实的叙述,只是表明事实较为丰富,却还没失去当前的性质:前人的叙述或判断现在本身就变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可见,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这一点已由历史家们在他们的经验公式中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再说过了,对于历史是生活的教师(magister vitae)那句老话,它纵使没有替它构成更深刻的内容,也构成了使它得以收效的原因。
我之所以想起这类历史表现形式,目的是想消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的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不对一切历史家或某些历史家的著作兼收并蓄,并把它们用于一个抽象的人或被抽象地看待的我们自己,然后再问是什么当前兴趣使人去写或去读这类历史的,例如,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米特拉达梯斯战争的历史的当前兴趣是什么,有关墨西哥艺术或阿拉伯哲学的事件的当前兴趣是什么,那末,这个命题的正当性是容易得到证实的,是在史学著作的实际中有了大量清晰的例证的。
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此刻对我说来,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而在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的人们的心中,它们则曾是或将是历史,当我也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并按照我的精神需要去推敲它们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反之,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真历史的范围以内,限制在我们的思想活动所真正加以思索的历史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容易看出,这种历史和最亲历的及最当代的历史是完全等同的。当我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说是向作为一个个人的我自己提出的,这也许是多余的,或许是不确切的)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风俗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和我所从事的一点工作、或我所沉溺的爱情、或威胁我的某种危险的历史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同样的焦虑去考查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它诱惑我、吸引我、折磨我,就像一个人看见了敌人、看见了心爱的人、或看见了他所为之担惊受怕的心爱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米特拉达梯斯战争、或墨西哥艺术、或我在前面所说过的其他一切事例也都是这样、或曾是这样、或将是这样的。
我们论证了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之后,我们就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当然不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同一,而是一种综合意义的统一,它既含有两个词的区别,也含有两个词的统一。因此,谈什么没有凭据的历史就如确认一件事物缺乏得以存在的一个主要条件而又谈论其存在一样,都是瞎说。一种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既然历史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既然使历史获得具体形式的叙述只有当它是对于凭据的批判性说明时(直觉与反省,意识与自动意识等等)才是历史性的叙述,那末,那种历史既无意义,又不真实,就不能作为历史而存在了。一个没有看过和欣赏过他所要去批判地描述其来历的作品的人怎样能写一本绘画史呢?一个没有叙述者所假定具有的艺术体验的人对有关的作品能有多少理解呢?没有哲学家的作品或至少是其片断,怎样能有一部哲学史呢?要有一部关于一种情操或一种风俗习惯的历史,例如关于基督教的谦逊态度或勇武的骑士精神的历史而没有重温生活的能力,或不如说,不去实际重温个人心灵中的这类特殊心境,那怎么行呢?反之,一旦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得到体现以后,对历史的确凿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刻就会烟消云散。一种我们的精神现在所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确凿呢?解决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的知识怎么能没有用呢?
二
但是,凭证与叙述之间亦即生活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能不能被割断呢?就已经失去凭证的历史而论,或把事情说得更普遍更根本些,就其凭证已不再活在人类精神中的历史而论,答案是肯定的。而当我们说我们人人都对这一部分历史或那一部分历史依次处于这种境地时,这一说法当中也已含有这种答案了。对我们说来,希腊绘画史大部分是没有凭证的,就像一切我们对其生活的地点、对其体验过的思想与感情、或对其所获成就的个别外貌并不确切地知道的民族的历史一样;对于那些我们并不知道其论著,或即使有其论著而且也能全部阅读其论著,但因我们缺乏完备的知识,或因我们的性情固执,有抵触,或因我们一时分心而不能理解其精神实质的文学或哲学,情形也是这样的。
在这种种情形之下,如果那种联系中断了,我们就不能把下余的东西再叫做历史了(因为历史不是别的,而是那种联系)。从此以后,它只能像我们把人的尸体叫做人一样被叫作历史了,下余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无(甚至尸体也不是无)。如果说它是无,那就等于说那种联系是不会中断的,因为无是不真实的。那末,如果它不是无,如果它还是有,没有凭证的叙述又是什么呢?
一部根据流传至今的或当代学者的记载所写成的希腊绘画史,如果仔细加以检查,实际只是一系列附有传记性故事的画家姓名(阿波罗多洛斯,波律诺托司,杰乌克西司,阿佩列斯等等),只是一系列绘画的画题(特洛伊的焚毁,阿马松人的斗争,马拉松战役,阿基里斯,诽谤等等)①,在流传到我们手里的描述中有关于这类题材的某些具体情节;否则,连同大体按照年代排列的人名、故事、画题、论断一道的,就是,对于这些画家及其作品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褒贬。但是不直接知道画家的作品,画家的名字就只是一些空洞的名字;故事是空洞的,画题的描绘、臧否的判断、编年的安排也都是空洞的,因为它们仅仅是算术性的,缺乏真实的发展;由于它缺乏应有的组成因素,所以我们就不能在思想上实现它。如果那些字面上的形式具有任何意义,那是因为我们从断片和第二手作品获得了关于古代绘画的点滴知识之故;这些第二手作品是流传下来的副本或其他艺术或诗歌中的类似作品。但是除了这种点滴知识以外,这种希腊艺术史本身只是一串空话。
① 阿佩列斯曾将诽谤、忌妒、阴谋、欺骗、忏悔、真理、无知、迷信,拟人化作为画题。——译者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希腊绘画史“没有定性的内容”,因为我们并不否认,当我们提到一个画家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某个画家,确乎想起一个雅典画家,当我们说出“战争”或“海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次战争,确乎想起一次希腊甲兵的战争,或想起一个类似我们所熟悉的希腊雕像中的美妇人。但是,我们对于那些名目所唤起的无数事实中的任何一件事实在思想上会是漠不关心的。由于这个原故,它们的内容是无定的,这种内容的无定性就是它们的空洞性。
一切脱离了活凭证的历史都像这些例子,都是些空洞的叙述,它们既然是空洞的,它们就是没有真实性的。说有过一个名叫波律诺托司的画家,说他在波依启列画廊画过米尔提亚戴斯的肖像,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呢?人们会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一个人或几个人认识他,看见过这幅画,可以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答复说,这对这个或那个见证人说来是真的,而对我们说来则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或者说(结论是一样的),它只是由于那些见证人的作证才是真的,——也就是说,是由于一种外在的理由,而真实性则永远需要内在的理由。那一命题既然不是真的(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而就是无用的,因为一无所有时,国王就失去了他的权力,一个问题失去了它的要素时,解决问题的有效意志和有效需要连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因此,引用那些空洞的判断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毫无用处的。生活是一种现实情况,而那种变成了空洞叙述的历史则是一种过去:它是一种无可挽回的过去,纵然不是绝对这样,总之,此刻当然是这样的。
剩下的是空洞的字句,而空洞的字句则是声音或代表这些声音的书写符号,它们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的,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叙述不是别的,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护的空洞字句或公式的复合物。
现在,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得以恰如其分地找到至今没有找到的历史与编年史的真正差别。这种区别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找到是因为,它通常是被当作事实的性质上的区别去寻找的,性质成了每一种区别的对象。例如,把关于个别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一般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私人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关于公共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好像一般的并不总是个别的,个别的并不总是一般的,公共的也并不总是私人的,私人的并不总是公共的一样!否则就把关于重要的事实(值得记忆的事情)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关于不重要的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好像事实的重要性与我们所处的情境无关,好像对于一个被蚊子所打扰的人说来,这种小虫子的发育并不比克谢尔克谢斯的远征更为重要一样!当然,我们懂得,这类错误的区分中含有一种正当的心情,就是,把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放在有关和无关这一概念上(一般的有关,特殊的无关,大事有关,小事无关等等)。在其他惯常举出的考虑中,例如认为历史事件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而在另一方面,编年史中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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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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