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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6
Chapter_7
Chapter_1
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文版前言
序言
自序
习用语的说明
导言
第一章 男女之别
第二章 婚姻的意义
第三章 做媒
第四章 婚礼和婚庆
第五章 嫁妆
第六章 作为内助的上层阶级的妻子
第七章 女红
第八章 夫妻关系
第九章 为母之道
第十章 寡居生活
第十一章 再婚
第十二章 妾
第十三章 靠女人延续家庭
第十四章 能奸、乱伦和离婚
第十五章 对于妇女、婚姻和变化的思考
图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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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 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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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内闱》出版至今已经10年了。自它出版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日渐兴盛。现在，关于中国古代妇女的英文著作已经是10年前的好几倍。就像这本书一样，这一系列著作大多数都尝试使妇女史成为构成历史整体的一个部分。它们要使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同样使用的工具，考察与女性生活相关的观念、行动和制度。
这本译著的中国读者可能会意识到，我是从一个和他们习惯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关于宋代女性的问题的。然而，他们可能对早期西方学术还不够了解，不能理解我的工作是对这些早期学术的回应。西方对中国女性感兴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他们经常强调中国家庭与西方惯例截然不同的特点，比如祖先崇拜，被法律承认的纳妾制度，几个已婚兄弟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居的大家族。许多传教士内心里是改革家，专注于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他们用同情女人的笔触描写她们： 出生时，她们可能被不再需要另一个女儿的父母杀死；五六岁时，她们可能被卖做奴婢；她们的脚被裹得那么小，以致难以行走；她们不能接受教育；她们必须嫁给父亲为她们选中的丈夫；她们几乎没有财产权；她们很容易被休弃，被剥夺对子女的监护权；丈夫死后，她们可能承受不能再嫁的压力。
到20世纪中期，在为西方读者书写中国女性和中国家庭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家们占据了一个类似的权威位置。不足为奇的是，他们通过相当不同的方式架构他们的研究，试图避免民族优越感和屈尊俯就的姿态。他们把中国放在一个比较的框架里，根据家庭系统认同家人的方式、联姻的形式、传递财产的办法等等。这个框架划分了家庭系统，让我们对中国家庭的父系（patrilineal）、从父居住（patrilocal）、父家长制（patriarchal）的特色有了一般的了解。长时段的变化没有成为这种分析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受到人类学模型的影响，经常把中国的家庭当作中国历史的背景的一部分来讨论，就像地理或语言一样。他们并不把中国家庭的发展当作构成他们主要的历史叙述的整体的一部分。人类学家自己通常把中国的家庭当作相对较好理解的，并且把他们的田野工作致力于分析超越家庭的宗族组织。女性在宗族中很少扮演关键角色，因而一个把宗族摆在中心位置的中国宗族观使研究的着重点偏离了女性。
内闱中文版前言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社会史研究变成历史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显著的方法。欧洲和美国的领先历史学家不仅深入地研究了关于社会结构和它随着时间迁移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还研究了家庭史。一种方法强调人口统计证据，如婚龄、子女的个数和间隔、乳母的使用、离婚和守寡的频率、哪些亲属聚居、移民的影响、城乡户口的差别等内容。另一种方法更注重观念和情感，包括从人们怎样概念化地把握儿童的一般特性，到他们对男人和女人不同的伦常地位的理解等内容。在70年代，因为女性运动获得了实力，不少女性历史学家由家庭史研究转向妇女史和社会性别研究。尽管一些人仍然聚焦在家庭背景中的女性，还有许多人对讲述追求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现代斗争更感兴趣。
在这些大趋势下，1980年以后，美国的中国古代史学家开始对女性话题更感兴趣就不奇怪了。但是西方妇女史和家庭史主要著作的出现不是惟一的促成因素。可能同样重要的是重新评价中国现代社会性别体系的书籍大量出现。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者开放使这成为可能。这些书谴责中国革命在实现它的目标时的失败。它再三陈述的目标是把中国女性从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些书的作者全是女性。在她们讨论革命的原始目标之前，一般会以复述在传统时期女性命运极其晦暗的老调子为开头。作为一位中国古代史学家，这些书的显著成功向我提出了挑战，因为我尝试呈现一幅更复杂微妙的早期女性地位的画面。我不能接受这样隐含的前提： 中国的家庭无缘无故地被撇在历史之外，不受国家、经济、宗教或文化的发展的影响。
于是，写《内闱》时在我的心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美国的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他们已经阅读了当时中国关于女性的书籍。我想让他们意识到，设想过去的女性仅仅是牺牲品并不能使他们对女性产生任何好处。另一种读者是美国的中国史学生和学者。宋代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在印刷、商品化、移民和地方士人方面，在学校、考试和科举制方面，在思想领袖如程颐、朱熹、陈亮、叶适等方面，在党争诸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重要人物的身世方面，学者的著述已经很多。我想向他们显示，他们不必把女性撇在他们讲述的关于宋代的故事之外。我有证据提醒他们注意，他们所写的这些男人还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也可以说明大多数宋代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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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献给我的姐妹玛丽·安德森、芭芭拉·博伊尔斯序言Ⅸ
“宋代是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伊沛霞写道，“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妇女被视为在变化的范围以外或与历史发展无关的时代距今并不遥远。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很难在重大事件的公开舞台上看到妇女生活的展现，同时，受先入为主、永久不变的妻子、母亲、女儿角色内涵的影响，女人的生活被认为在追求物种的延续上有重要意义，但在历史发展中并不重要。《内闱》批驳了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把1000年前宋代社会法律和文化生活复杂的结构定位为充满挣扎、竞争和努力的领域，妇女参与了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宋代妇女的生活往往与法律约束不合，在伊沛霞笔下重新表现为追求着当代历史所谓“终极”目标中的自由和参与。在伊沛霞看来，妇女在宋朝历史大戏剧里扮演了特定的甚至于长期的角色，但是，哪怕这个世界似乎构筑了她们的弱势，她们还是其中非凡的即兴表演者。
宋朝妇女特定的角色是妻子，为此她们以长辈的行为为参考，学习有用的持家技能，还有个人方面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性方面的——使她们显得有魅力的修养。展示魅力的花样越来越多，包括令人剧痛的缠足，它被有身份的女人从女艺人和妓女那儿借来，用来和她们争夺丈夫的宠爱。一旦结婚，女人的作用主要在于为丈夫的家庭服务，对于妻子而言，出嫁并不是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加入一个父系的家族体系并移居到他家的居住区。祭祀丈夫家族已逝的祖先和照顾丈夫的妾的子女，就如同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都是妻子的职责。法律、宗教、伦理，或高或低层次的文化都在塑造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的角色形象，并让这个形象高度固定化。历史上伟大男人的故事经常讲述他们与对手及其军队面对面的搏斗。宋代妇女（大多无名无姓）却经常面对有限的环境、经典的规定、职责义务和社会的苛求并进行斗争；伊沛霞从这种直面对抗的结果里看到这些妇女成为历史性的角色，从而获得历史性位置。
宋代妇女利用嫁妆制度、离婚法、再婚权和其他许多社会惯例为自己和孩子的利益采取行动。另外，按照模范的妻子、儿媳的标准行动的女人得到认可和身份，而不这样做的女人只能得到耻辱或遗忘。把孩子养大成人，使他们成功并且孝敬，忠诚的女人能确保自己的生活达到舒适的标准，甚至于在年老以后仍受人尊敬。妇女甚至致力于文学，这不仅表现在她们督促儿子走上通向科举考试的艰巨的道路（这可以确保他们在官僚机构里获得优越的前程），也表现为她们自己写作、阅读宗教和伦理经典。特殊情况下，有学问的丈夫或儿子会通过撰写纪念性的传记使她们得到声誉。财务上的敏锐、宗教方面的献身和为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而表现出的坚忍的品格也使她们得到死后的荣誉，哪怕在世时的生活并不总那么顺利。
所有被历史迷住的人们都认识到变化——它的内容、意义和动力——是历史上最微妙的部分，因为它提出了人类的功效的问题。拿破仑、毛泽东或戈尔巴乔夫怎样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找到这些变化的施动者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希望，即人类生活具有终极意义。个人英雄们带来变化的长期进程使我们相信，我们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遵从者。可能是这些持久的幻想（fantasies）——历史人物带来历史变化——首先把我们吸引到史学研究上来。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宋代妇女争取到的变化之后，不由会追问，伊沛霞的作品是否是模仿男人的历史而作妇女的历史的一个例子？简言之，我们被鼓励去营造一个关于内闱的幻想世界，历史的女性读者可以想像一个女性活动的领域，甚至可能是女性自主的领域。
我们还可以问自己，是否由于宋史里我们不熟悉的鬼怪、姬妾、媒人和其他人物，中国妇女的主体问题使想像的领域更富于异国情调，从而更吸引我们？帝国主义盛行以前，像英国旅行家兼作家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Montagu）这样的西方人士被吸引着去发现并描绘阿拉伯后宫那些地方。从蒙塔古夫人的信件可以看到土耳其女子的性倾向、举止和社会地位，这些为她提供了一个另类性经济（sexual economy）的迷人景象，后来她还把这种景象传递到伦敦宫廷。蒙塔古夫人信中的描述一直是后来的土耳其浴及后宫描写的基础，直到19 世纪末期摄影家开始介入这个领域，从而提供了关于非西方女子更加另类、更富异国情调的描绘。伊沛霞的著作也是这样对待中国妇女的吗——它是否通过向我们提供为自由、参与、变化而斗争的女英杰而使我们加倍着迷？是否因为她们穿戴着东方服饰而使这本书显得更有趣？
我的意见是，伊沛霞的著作（多半像其他妇女史著述）通过建立一个不能轻易——不是不可能，但也不直接——进入宋代妇女世界的入口，消解了历史写作中一些最危险的幻想因素。比方说，一个学者不会在希特勒的铁靴政策和征服的残酷世界中欢呼，却必定会苦苦思索关于婚姻的复杂的父系制（patrilineal）、父家长制（patriarchal）、从父居住（patrilocal）的系统和这个系统对联姻的严格规定。这两种态度的差别不是一个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的问题。作者个人的途径是掌握中文，读了跨度长达3个世纪的难读的文件（一小部分出自一位女士的手笔），越过了无数关于想像的障碍。到了最后，没有不现实的、夸大的女英杰，却有更加针对个人的描写，包括分内责任（如纺麻线或指挥仆人），既有不可想像的又有常见的艰难，既有小小的享乐又有极度的奢侈。我们可以满意地谈论她们的全部重要性，尽管可能不像那些男性征服者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那么起劲。越过社会性别和文化差异——不仅是时间上的差异——的曲线、艰难地达到的历史的理解使历史英雄主义幻想的色彩暗淡了，一如伊沛霞表达她不让“我的想像跑得太远”的关注时所暗示的。结果，这出戏的历史舞台背景不同，演员更多，没有主角，观众听到的声音并不那么独特，台词断断续续，需要更多的注意才能捕捉住它的信息。
但在这里我们再次接近了幻想的境地。在这里，支配许多妇女史学家（包括研究者和作者）的信念是她们的业绩“改变”了历史自身的性质，那就是，妇女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英雄主义类型，因为它重建了一个不同的过去，并且通过使历史专业的分析实践少一些性别主义和偏见，发挥了一种更加另类的作用。我愿再次指出这种低调，作为历史学家的伊沛霞以这种低调说出了她的大多数断言。她坚持不懈地把自己获得的洞察力转换为质疑中国主流史学的问题。能够想像我们的知识将会重塑世界，这一直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方法论上的幻想是作为问题提出的，从而给其他的解释和叙事留出行动的空间。《内闱》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和其他学者的洞见敞开自己，不妄做最终结论。
这本书不提供令人满意（或震惊）的那种读者会轻易认同的叙事，也不展示宋代妇女生活的异国情调的差异。相反，它提供给我们有时难以把握、有时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来说更为常见的材料。通过提出关于妇女生活、社会性别、我们为什么阅读历史和怎样撰写历史等问题，伊沛霞使《内闱》成为一个我们必须进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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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博妮·史密斯（Bonnie Smith）自序
我研究宋代（960—1279）的家庭、家族和婚姻已有十几年。撰写一本以妇女为中心的书的计划久已有之，但屡屡发觉有必要事先研究相关题材，如财产法、家庭礼仪和儒家思想。我也在拖延，希望克服一种感觉——关于这个课题永远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我不想掩饰不愉快的事实如买卖妇女、缠足或扼杀女婴；我也不想用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描绘中国的社会性别差异，同时在判断中隐藏着当代西方标准。作为历史学家我发现一般性地描写“妇女在传统中国的位置”失之于简单化，那样做实质上已经暗示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以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把妇女首先表现为受害者，这种做法经常困扰着我，因为它似乎贬低了她们。难道不是大多数中国妇女都有自己控制的空间吗？而且不是有些女人——至少有传说中的暴虐的婆婆——对别人进行相当可观的控制？我知道许多当时男性作者书写的史料建筑在我们今天不一定认同的道德前提之上。我能不能找到一些途径同情地看待各种女性——不止是尽职的儿媳和自我牺牲的母亲，还有被嫉恨征服的妻子，不再信任任何人、整日争宠的妾，以及遗弃孩子而再嫁的寡妇？
尽管怀有疑问，我还是逐渐开始收集本书使用的零散、片断的史料。我最初的目标是写一本关于婚姻的学术专论，而且我写了几篇有深度的考察婚姻特殊侧面的文章。1990年，我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写作本书，我决定放弃专论，准备广泛考察婚姻塑造妇女生活的方式。进行全面的研究既有挑战性又令人兴奋。正常情况下，当我写给史学同行看时，我可以把精力限定在史料完备的儒家思想和财产法这类问题上，但是现在为了全方位的理解，我必须介入难以捉摸的性倾向、嫉妒和社会性别象征主义等领域。
尝试认识更广阔的总体史使我对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的课题产生了新的洞察力；然而，有一个代价就是要使每个专题的论述都不长。用50页而不是5页或10页来处理如离婚、寡妇再嫁或亲戚之间联姻这类专题，当然就有余地做更细致的分析。但是本书很快就写到难以控制篇幅的部头，因而未能为初衷服务。因此我不得不寄希望于我对重大问题的简约将激励精力充沛的学者们展开更全面的考察。
由于致力于将更大的整体历史纳入研究焦点，我发现纠缠不休的不知从何入手的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由于强调语境和妇女的参与，我感觉我能给予妇女应有的描述，同时又不背叛我对历史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