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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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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泽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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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泽民(7)
王稼祥(1)
一个人的传奇经历与国家的命运交织；新中国风起云涌、精彩纷呈的外交历史，在共和国大使真实、真情的传奇故事中展现；一个从“神秘外交”到“亲民外交”的首次转折；几十年鲜为人知的外交档案的大解密。多少年来，新中国第一位大使、首任苏联大使的经历，一直是外交史学研究上的一个焦点。他的历史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中叶，70多年，迷迷茫茫，悬念迭起，传奇纷呈。随着新中国外交档案的解密，我们得以穿过云层遮蔽的历史，去寻找这段记忆。
无论是20年代留学苏联寻找革命真理，到周旋于危机四伏的白色恐怖年代，还是30年代红军长征中匪夷所思的经历，在95岁高龄的大使夫人朱仲丽及诸多亲历者、研究者的直接帮助下，终于开启了这段尘封许久的记忆。
“余既入斯校，那么就当追随先觉者，从事革命事业”
1906年8月15日，安徽省泾县后岸村的王家，一个瘦弱的男孩呱呱坠地了。常年在外经营小买卖的父亲王承祖，虽已有了两个女儿，但毕竟中年得子，喜出望外的他连夜赶回，给儿子取名嘉祥（这是王稼祥的原名，意思是吉祥的征兆。从抗日战争时起，才一直沿用“稼祥”之名），希望儿子日后能出人头地、吉祥平安。1913年，7岁的稼祥进入村里的柳溪小学就读。这所山村小学规模不大，观念却很新，采用近代教育的学制和方法，并从高小一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英语课程。这不仅给幼年的稼祥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也为他后来的前程奠定了基础。五四爱国运动后，天资过人的王稼祥很快跳级直升到了邻县的教会学校——芜湖圣雅各中学读高中。
此时的芜湖，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在芜湖开展革命运动，通过办报兴学、举办演讲、开设书店等多种形式，宣传革命真理，给王稼祥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少年稼祥爱国御侮的思想，自然而然地从反对教会学校开始萌发。
朱仲丽：他到了教会学校以后，发现(学校的)办学的这些方法和教育制度，(对学生)严格地控制，他不满。所以他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赶掉洋校长，搞这么一个学生运动。
1925年，圣雅各学校爆发了“夺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王稼祥领导了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教会学校竟被迫关了门。这是王稼祥学生时代“外交才能”的第一次显露，那一年他18岁。
同年3月15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王稼祥冲破校方阻力，在学校组织的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的演讲，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做出了思考。孙中山生前曾说：“革命的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少年王稼祥恐怕没有料到，孙中山的这一论断，与他未来的人生道路竟然如此相近。
8月，因不满父亲的包办婚姻，王稼祥逃婚来到上海，进入了当时被称为最革命的学校——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并担任学生会主席。不久以后，在给堂弟王柳华的信中，王稼祥便表示：“上大是革命之大本营，对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那么就当追随先觉者，从事革命事业。”也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已初步奠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也正是从上大这所学校王稼祥被派往了苏联留学。从此，他7岁时被打开的那扇“世界之窗”，开始变得更加广阔了。
王稼祥(2)
在这里，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38岁的毛泽东
4年以后，当王稼祥怀着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理想，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革命形势的低潮。此时的上海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王稼祥终于找到了已经转入地下的临时党中央，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和《实话报》主编。
1931年春天，为了加强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临时党中央决定委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三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王稼祥到达苏区后，就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那时候王稼祥书卷气十足，由于他刚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过系统研究，被人们视为革命理论家。
朱仲丽：那时候威信相当高。他们是直接马列主义下来的、列宁下来的继承人，那威信当然高了，也应该信他们的。所以到了中央苏区以后，毛主席就迎接他们。
在这里，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38岁的毛泽东。
朱仲丽：毛主席跟王稼祥一见面，非常亲热。那个时候第一次游击战已经打了，有了中央苏区了，了不得，有了地盘，有了武装。以前没有武装，现在有了枪杆子出政权；有了政权，有了武装，真是非常佩服，他说这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是教条主义。王稼祥这个时候教条在他脑子里已经不多了。他本来满脑子装的是理论，没有实际工作，跟毛主席一接触之后，实际的东西也都装到他脑袋里来了，所以以后才有这么多功劳。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互相谈，一直谈到天亮。
一见如故的两个人，一直都在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当时毛泽东提笔写下了两行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券；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王稼祥一边看一边连点头，并对毛泽东自成一格的书法大加赞赏。毛泽东谦虚地回答：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倒是洋学堂里没有的。
王稼祥进入中央苏区一年间，把在苏联学到的苏维埃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协助毛泽东指挥部队作战，取得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在这一天，25岁的王稼祥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外交人民委员。他恭敬地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段话写在了本子上：中华苏维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这一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为后来新中国的外交奠下了基石。
王稼祥(3)
“我不同意你们开除毛泽东同志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没有错……”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一个山村召开了“宁都会议”。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革命的中心也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但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无视城市反革命势力的强大，仍一再要求红军采取所谓“进攻路线”攻打中心城市。在中央错误思想的干扰下，毛泽东等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被攻击为守株待兔的游击主义。苏区中央局决定，撤销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会场一片寂静，突然一个人站了起来。
朱仲丽：王稼祥就站起来说，我不同意你们开除毛泽东同志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没有错，他指挥的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和第三次反围剿都胜利了。我们的地盘这么大，事实摆在这里，干吗要剥夺他的军权，我不同意。最后，毛泽东说，稼祥同志，我们俩别吵了，我们两个人少数服从多数，服从组织分配，我到后方去吧。
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苏区由于毛泽东的离去，削弱了红一方面军的力量，而临时中央一系列的错误方针，也使白区工作蒙受了严重损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只得于1933年转移到相对安全的中央苏区来。此时，蒋介石正集结了50万人马，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死而复生的奇迹
在一个阴雨濛濛的早晨，王稼祥会同周恩来、朱德等在江西乐安县古冈村的一个小旧房子里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刚进行了一半，只听“哄”的一声，警报响起，敌机俯冲下来，扔下了一批炸弹。王稼祥第一个冲出房子，成了第一颗炸弹的挡风屏，挡住了后面的周恩来。
弹片打进了王稼祥的右腹部，打伤了肠子。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和手术器材，医生无法取出腹中的弹片，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每天用橡皮管子插进伤口，为其引流排脓。
朱仲丽：当时他以党为家，天天还在工作。只要没有昏过去，都在批文件、都在开会。
病房成了办公室，王稼祥从亲历的三次反围剿战斗经验中，感到红军政治工作建设迫切需要改进与加强。他忍受着伤痛的折磨，起草了一系列报告，对红军政治工作、军民和军政关系等，提出了重要主张和意见。他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著名论断，至今一直指导着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但过度的劳累，使王稼祥的病情很快恶化，高烧持续40度不退。
王稼祥(4)
朱仲丽：后来就说还是开刀吧，不开刀也死。没有麻药，没有什么东西，那也得开。实在难，坚持了8个小时。
匪夷所思的8个小时，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身上的弹片。手术后的王稼祥生命垂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一个个赶来，他们静静地含泪站在王稼祥的床前，王稼祥始终昏迷不醒。然而，当月色悄然升起的时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奇迹。
朱仲丽：半夜里（伤口）自己破了，太薄了，那个地方。命不该死，流出来的脓哦，就是香烟桶啊，三桶，一下子体温掉下来了，好了。
后来，每次提到那场遗体告别仪式，王稼祥都忍不住笑着说，自己是死而复生。王稼祥的身体虽然暂时好转了，但苏区的形势却越来越紧迫。此时，王稼祥也许没有想到，一场更加汹涌的风浪正等待着他。
两个始终并排的担架
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然而，第一任“外交部长”王稼祥，迎来的第一位“外宾”却是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人，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后不久，便被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看中，请来当顾问，并被赋予军事指挥权。李德把在慕尼黑打巷战的经验移植于中国的土地革命，凭借军事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指挥战斗，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王稼祥伤病未愈，就从医院被人用担架抬上了悲壮的长征之路。
敌人的围追堵截，使红军人数从8万锐减到3万，这样的局面让王稼祥痛心不已。一天傍晚，队伍在一个小山村停下来休息，王稼祥遇见了因疟疾同样坐着担架的毛泽东，红军的前途成为两个人共同关注的话题。
冯蕙(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根据地丢掉，这个损失就很大，现在红军又损失过半，是一个很危机的情况，如果再按照李德、博古那种错误的军事路线搞下去，红军还能不能保存下来都是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反复地开始跟王稼祥同志交谈这些问题，讲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随后的路途中，两个人的担架始终并排着。毛泽东对战局战略的准确分析，使王稼祥越来越感到改变目前的军事路线已成了当务之急。
朱仲丽：快到贵州了，快要到遵义了，王稼祥就说，毛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开个会好吗？总结总结经验，要不然这样下去不得了。主席挺高兴，但他没有发言权，他一讲话，可能博古、王明又要整他，所以他说，那行吗？王稼祥就说行。那我们两个人吗？王稼祥说我去活动活动，就马上往前面走，去找人。找到的第一个人是聂荣臻，然后再找的是张闻天，后来就找周恩来。王稼祥说咱们开个会，把李德轰下来。聂荣臻说好，是应该轰下来。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因为身负重伤，坐在一张专门为他准备的躺椅上。
王稼祥(5)
冯蕙：这次会上，王稼祥起了很重要的特殊作用。第一个，博古作的报告，还是不承认他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因此，张闻天同志作了一个发言，也被人称为“反报告”，是批评博古的报告。这个“反报告”应该说是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酝酿、研究形成的。“反报告”作了以后，王稼祥个人还作了发言，批判李德、博古他们的错误军事路线，提出要由毛主席出来指挥军事。所以，毛主席后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10年后，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然而，王稼祥却从未向人提起过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贡献。在与他共同生活了36年的妻子朱仲丽晚年撰写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与他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从未听他说起这段往事，当我偶尔从别处听到此事，回来问他时，他淡淡一笑地说，那已是过去的旧事，不必再提了。”
向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说明情况
1936年7月的一天，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黄土高坡上，来了一位蓝眼睛的外国人。他就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他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与宋庆龄结识后，自愿到陕北援助中国革命，成了第一个当红军的外国医学博士。
马海德一到陕北，就被请去为王稼祥会诊。此时，王稼祥因残留在腹中的弹片未取出，伤口再次感染。马海德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由于病痛折磨和缺乏营养，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会诊后，马海德建议：稼祥同志的病非开刀取出弹片不可，不然不能根本解决。中共中央迅即做出决定，送王稼祥赴苏联治病。然而，由于战乱，赴苏联的秘密交通线已经被切断，王稼祥辗转于西安、上海、天津等地，等待时机，最终转赴苏联。当时，王稼祥在苏方的安排下，很快在医院进行手术，取出了腹中的弹片。病稍愈，就接任了王明的职务，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7年7月7日，就在王稼祥到达苏联的第二天，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几个月内，中国各大城市相继沦陷。国难当头，曾经交战过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寻求合作，走共同抗战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的精神，开始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然而，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当时的中共代表王明实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疑虑。那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施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向中国来的同志提了许多问题，“你们提出‘又斗争又团结’，既要斗争，还怎么搞好团结呢？还提出，‘在斗争中求团结’，这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还有人说：“你们提出‘磨而不破，破而不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敌人搞摩擦，那就坚决跟他们斗争到底，还怎么‘破而不裂’呢？”正因为此，接任王明这一职务的中共代表王稼祥，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向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说明情况。王稼祥频繁地与斯大林及苏共高层领导人密切交往，他的交际艺术和外交策略，有效地打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通道，为日后的中苏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7月，王稼祥启程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接替他任中共代表的任弼时做了重要谈话，明确指出，中共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共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在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来解决，党内应该有团结的气氛。
王稼祥(6)
22岁的朱仲丽就这样坠入了情网
1938年延安的秋天，天空格外明朗。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向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人地位确立的意见精神，对于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朱仲丽：会议开完以后，毛主席特别高兴，我们的党里头，都高兴。代表们就走出来，第一个是毛主席出来，后来就跟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这几个重要人物。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