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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7
Chapter_1
《党史商鉴》　前言前言（1）
“组织管理”问题在我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过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人们带来过如此之多的迷茫和焦虑。
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个人修为；在群体行为的运行机制（即组织管理）方面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然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组织管理”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几乎与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引进和借鉴（更多的是简单效仿）同步，这或许正是“迷茫和焦虑”心理产生的根源。教条主义式的盲目效仿非但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反而会加剧效仿者的无力与无助。
人文背景的巨大差异，使得任何源自西方的先进思想都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人文背景中寻找一片“土壤”，使思想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真正结束眼前的“迷茫和焦虑”，沐浴真理的阳光。
共产党在1921年至1949年的历史，无疑当之无愧为这样的“土壤”。
——在我国近100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共产党是管理得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它在组织管理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就，至今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近来数年间，当“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突兀在人们的眼前时，当人们在蜂拥而至的种种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思想中手足无措时，却居然没有意识到，就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常识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
长时间以来，共产党的先贤们用汗水、智慧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遗产——1921年至1949年的党史——对于现代组织管理的借鉴意义，一直被人们“视而不见”，反而舍近求远地在源自西方的种种时尚的理念或潮流中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是时候了！让我们重新回归自己的传统，让我们都来学习这一段党史，并在学习中获取现代组织管理的启迪和智慧。
如同种子回归大地方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的求索之心只有回归自己的传统，才能更加明澈、客观和自信；也惟其如此，才能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判断力和从容的定力来面对人类的一切先进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以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
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全部动机和立意所在，但愿我的努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坦率地说，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段极其沧桑的心路历程。
12年前，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3年后因为极度失望而转投到另一家国有企业门下。不幸的是这两家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在几年后都因自身的管理问题而先后深陷困境，后者甚至被迫关闭。这段长达7年的漫长岁月，曾经给我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迷茫和焦灼，以及随之而来的探索真理的坚定决心。于是，我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企图借助于欧美管理学的经典著作来抵达真理的河岸。坦率地说，这些著作在我最黑暗的心路历程中不止一次地燃起过欣喜与希望，虽然我知道，这离我揭示中国本土企业管理之道的愿望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但它们毕竟结束了我内心的无助。
幸运的是，2000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意外地获得了一项特殊的资助，组织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以下简称观察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对50家以上的本土企业进行为期5年的持续观察。3个月后，这个观察小组便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行。这使得我有机会能够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更加全面深入地收集本土企业管理的第一手资料。在尔后5年里，虽然根据资助人的保密要求，我们只能在小组内部相互分享时而激动人心时而令人心痛的发现，但是，这确实是我“悟道”的旅途中最为“丰盛”的精神岁月。
《党史商鉴》　前言前言（2）
我们将所观察的企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通过公开的资料收集素材，此类企业多为上市公司；另一类是通过观察小组的核心成员和特邀观察员报告其所在企业发生的重大管理事件。对于后一类企业，我们有两项基本的原则：（一）观察和记录的领域绝不涉及被观察企业的商业机密，只停留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事件上；（二）对被观察的企业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除了我和另一名核心成员（他于2002年7月因出国留学而终止了这项他深爱的工作）之外，在包括内部交流、向资助人提交研究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活动中，均不得使用被观察企业的真实名称，而代之以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编码。同时，鉴于此项工作纯属学术研究活动，为了避免因此对被观察企业和观察员们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们对二者的名册进行了永久性的保密处理——在2005年5月向资助人提交最终研究报告并获通过后，随即将需要永久保密的有关资料销毁。因写作本书的需要而引用的此类观察资料也严格进行过保密处理，隐去企业的真实名称。
虽然观察小组成立之初的第一批11位核心成员（5位博士或在读博士、3位MBA或管理学硕士、包括我在内的3位“低学历”的研究者）和分布在数十家企业的数十位特邀观察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在3年后（即2003年前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他们在长达3年的辛勤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为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记忆。最令我感动的是，几乎每一位离开的志愿者，都会竭尽全力寻找和推荐自己的继任者，使得整个工作能够继续开展下去。
就在我沉浸于这项观察研究活动之种种成果所带来的由衷喜悦之中时，2001年6月，中央电视台首播的电视剧《长征》给了我一个始料不及的巨大震撼，它似乎为我打开了一道天窗，破窗而入的真理之光逐渐将我苦苦求索的内心照亮。于是，我从此便成为不折不扣的“党史迷”。对共产党先贤及其事迹的痴迷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少年“追星族”们的狂热——我从共产党早年（1921年至1949年）的奋斗历程中意外地获得了流星雨一般密集的启迪与灵感。在随后对这段党史迫不及待的学习中，我竟然屡屡为它身上蕴藏的真理所惊愕、所折服、所陶醉——长时间以来，我们竟然对这座丰盛的宝藏视而不见！
我们对党史中的宝藏之所以“视而不见”，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对它过于熟悉。我把这种因为熟悉而忽视的心理称之为“习惯性忽视”。习惯性忽视可以说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而对这一弱点的克服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就使牛顿深受启发并进而发现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万有引力定理”。如果我们今天再以这种习惯性忽视的心理来面对自己身边触手可及的辉煌精神遗产（1921年至1949年的党史），无异于坐在无尽的宝藏旁边忍受着贫困的煎熬。
如果克服习惯性忽视及其它种种僵化的定式思维所造成盲区，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企业组织与当年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它们都必须以应对外部挑战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因此，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挫折到胜利的奋斗历程所揭示的种种真理，对于今天的企业组织同样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组织”一词在本书中仅仅指那些“以应对外部挑战为基本生态状态”的组织。此类组织的最大特征，就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必须有利于应对外部挑战，或者说，其组织行为过程就是一个发现和实践真理的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类组织则是以平衡或协调内部利益冲突为基本行为状态，比如和平时期的执政党或民主国家的议会等，其遵循的运行规律显然不适用于企业组织，因此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内。）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今天的经理们津津乐道的种种新理念，其实远在数十年之前就已经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先贤们天才般地演绎出精彩绝伦的篇章，并且达到了迄今为止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党史商鉴》　前言前言（3）
本书所引用的主要党史资料之版次如下：
一、《毛泽东选集》系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第2版之第1－4卷；
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三、王东主编《中国共产党大辞典》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四、高戈里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在书中引用时简称《心路沧桑》）系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历经数年的努力，拙作终于得以完成。
在成书过程中，挚友倪训洁顾侠夫妇、原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董事孙栋先生、贵州西西弗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薛野先生及副总经理高冬梅小姐、中国纺织出版社编辑胡成洁小姐、挚友党延东先生等始终给予我精神上的宝贵支持；拙作成书之后，幸获伍修权将军之女、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伍连连女士和原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局局长、党史专家张联瑜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在百忙之中对拙作拨冗垂阅并提出了许多极富真知灼见的珍贵意见，使之更趋完善。
在拙作的投稿过程中，幸蒙人民出版社编辑姚劲华先生的赏识。如果没有他的认可和努力，真不知道我还会在出版的道路上经历多少曲折。
拙作在人民出版社进行选题论证期间，七十多岁高龄的著名党史专家、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马连儒教授不辞劳苦，垂阅全稿并提出了诸多高屋建瓴的修改意见。虽然我与马老素不相识，直到拙作付梓也无缘拜晤老人家，当面恭听老人家的教诲，但是，在其意见书的字里行间，无不折射出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品格。
虽然受本人能力和水平所限，拙作还有诸多浅薄之处，但是，如果能抛砖引玉地激发更多更有才华的人一起来发掘党史中蕴藏着的伟大的时代价值，对于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求索者来说，将是一件足慰平生的大幸事。
在拙作即将付梓之际，当我无意间掩卷回首，不禁感慨万千——在我成长和追梦的旅程中，记忆的大道上满载恩情的彩虹，凄美而动人心弦。
我的双亲目不识丁，从小就把我的成长托付给了学校的老师。杨天书、张廷坤、皮忠正、周玉芬、邓齐健、周友惠、赵光煜、丁贵普、徐耀芬、黄守模、秦在权、吴梦宇、谭群辉……这些是我从小学到大学的部分恩师的大名，他们的关怀和教诲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内心回荡，成为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我不可能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如此执着地恪守精神的家园。浩荡师恩一言难尽，没齿不忘。
小学班主任邓齐健老师曾经以中国农民特有的质朴和真挚，为我的暗淡童年平添了几多温暖的色调；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与呵护，我可能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小山村。
在中学六年孤苦到几近绝望的漫长岁月中，初中班主任丁贵普老师以父兄般的关爱陪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他以一个老师特有的本能，用心良苦地把他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潜移默化地移植到我的性格深处，使我终于有了足够的意志去勇敢面对人生的所有跌宕艰坷。
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时常梦回高中班主任黄守模老师的讲堂，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消瘦的背影，却始终愧对他那慈父般的目光。音讯失却多年，不知道老人家近来可好。
此外，家乡贵州遵义的退休干部赵福田先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经给过我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他让我学会了以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来思考一切问题。
拙作还凝聚着“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全体志愿者的心血和智慧，虽然只能在心中默诵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对他们由衷的感激和敬意却未曾被时间的洪流冲淡。
能借拙作的出版之机，表达对他们怀揣已久的感恩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曾经相依为命的三姐周维兰女士，愿我的思念能够穿越无边的悲痛，远航九重天外，告慰她无助的亡灵。
《党史商鉴》　组织篇组织万象：从乌合之众到虎狼之师
历史就像一个决斗场。
在这个决斗场中，“乌合之众”无论如何也是不敌“虎狼之师”的。
比如当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规军，貌似“威武雄壮”——国内一流的装备和充足的给养——却外强中干，在与共产党军队的大多数交锋中，非但不能使精良的装备成为手中制胜的利器，反而一次又一次戏剧性地成为后者的“运输大队”；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那么光鲜的外表，却拖不垮也打不烂，是当之无愧的“虎狼之师”。
比如发生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当时的中央红军不但已被迫离开根据地而身陷湘江“死地”，而且双方在兵力、装备和机动性方面的对比都极其悬殊：国共兵力对比竟达5∶1；国民党军队拥有制空权，红军一度人均仅有3发子弹；国民党军队机动性极强，而红军却在仓促进行“大搬家”式的转移中行动迟缓。最要命的是，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刚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红军，依然受德国顾问李德等人的瞎指挥！这是长征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战。虽然在双方激战5昼夜之后，红军人数从8.6万锐减至3万，但终于还是突破了敌人苦心构筑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
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身陷如此绝境的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还是不可战胜？
汤汤前史犹在，寥寥后人鉴之，熟视而无睹，于是前赴后继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今天驰骋于商场的各色企业中，无视一己“乌合之众”的现状而痴心妄想与“虎狼之师”争雄者比比皆是。
近些年来陆续坍塌的“神话级”企业，无论格林科尔，还是德隆、农凯，虽然表面上都源自资金链断裂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但稍加细究就不难发现，即使没有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它们也会在劫难逃。曾经风光无限的顾雏军虽有缔造“白色家电王国”的豪迈理想，但他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市场竞争的层面上，其麾下混乱不堪的队伍怎能与堪称“虎狼之师”的海尔一争高下？如果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再强大的资金链也不过是维持其苟延残喘的救命稻草，死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孙子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在与对手的交锋中，决定胜负乃至存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或充要条件）是双方组织状态之“可胜”与“不可胜”。这种“不可胜”，不仅仅是指组织的策略或谋略，更是指组织的“内功”。“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所谓修道保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夯实组织的管理基础。
虽然顾雏军们总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运气”不好，但在刀光剑影的古今“决斗场”中，似乎还没有哪一群乌合之众能够持续拥有“好运气”。如果对自己和对手的组织状态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和客观的评估，并且脚踏实地练好“内功”，那么，一时的风光要么只是一种假象，要么只是一种偶然，而失败则是必然的。诸如此类看似变数莫测的胜败，其实并非天定。
因此，任何一个“以应对外部挑战为基本生存状态”的组织都必须首先思考一个问题：自己与对手的客观比较中，谁是乌合之众，谁是虎狼之师？惟其如此，方能做到知己知彼而百战不殆。因为在乌合之众与虎狼之师的对决中，那些被旁观者惊呼为“奇迹”的胜负，往往早就注定于各自的“可胜”和“不可胜”之中了。
《党史商鉴》　组织篇组织观察的另类视角（1）
注意力
细观成员注意力之所向，我们便不难看出组织的优劣。
在成功收购科龙后的“鼎盛时期”，格林科尔在刻意营造的“欣欣向荣”的表象之下却是另一番令人匪夷所思的境况。除了顾雏军及其高管团队还在不遗余力地为缔造“白色家电王国”的理想奔走之外，庞大的格林科尔体系内最为盛行的还是争相豪饮“胜利的果实”：据《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8月8日刊登的一篇名为《调查科龙》（特约记者范无盐）报道，仅格林科尔一处的挥霍、混乱与人浮于事就令人触目惊心。一位员工告诉告诉记者，他的上级领导曾经公开对他们说：“你们就放开手脚花！——科龙是我们格林柯尔买下的！我们花我们自己的钱，有什么错？”
这让人不禁联想起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情景。这样的组织如何能逃过失败的结局？
当年的国民党阵营内，各色人等的注意力几乎都与国民党本身的使命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或小团体的眼前利益；而党史常识告诉我们，共产党阵营里几乎没有牟取私利的土壤，充斥于人们心中的只有对革命事业的牵挂。
共产党当年那种众志成城的景象在如今的企业中已如凤毛麟角。更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企业居然在“逼”着员工把注意力转移到本职工作之外的地方去。在我们观察的52家企业中，就有这样的一家（因为素材收集并非源自公开资料，故隐去其真名，姑且称之为AT公司）。
AT公司的创业史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10年前，银行业自动化建设的浪潮风行全国。那是一个腐败、盲目和可以不负责任的年代。AT公司的创始人以过人的勇气从某银行获得了一批可观的订单，于是注册了AT公司。5年后，陷入穷途末路的AT公司被东北某市一家刚从股市上圈来钱后不知如何花的上市公司收购（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通病），但控股方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