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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卧室，准备对丈夫说我酝酿了很久的话，这时候我的手在颤抖。我与他之间，有九年的共同生活，有八岁大的女儿，还有一个妙龄的金发女郎，一个星期前，我在餐厅撞见他和她在一起。
“我们还是分开住吧，”我望着他的眼睛，说得很平静。
“好吧。”他漠然地点了下头。我转身回卧室睡觉。
这种嫉妒所带来的心痛，您何时可曾体验过？如果我是但丁，我会把这种酷刑排在热油锅的后面。或者干脆取而代之。
我难以成眠，茶饭不思。没有进行任何刻意的节食就消瘦了许多。说来也怪，当你没有节食就瘦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说，“她是病态的消瘦”。
我虽然看上去楚楚可怜，但内心感觉自己表现得还算坚强。
我撕碎了他所有的照片。
第二天，我又把它们都粘好了。我摊在卧室的地板上，淌着苦涩的眼泪。我试着去想象丈夫和那个金发女郎肌肤相亲的情景。然而不知为什么，脑子里空空如也。神志已经恍惚：似乎在保护我不太稳定的理智。否则的话，我一定无法停止去尝试这种空洞的想象。即使这种想象突然出现在脑海，我也很无畏地极力忍受着它带给我的痛苦。正在我心力交瘁几近崩溃之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一个冷冰冰的男人嗓音在电话另一端叫着我的名字和父称。然后这个声音告诉我，我的丈夫死了。五处枪伤。其中两处击中要害——肺部和头部。就在我们莫斯科住所的院子里。他的司机躺在医院，伤情严重。他们要我赶去配合调查。还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我礼貌地应答着，毫无异常之举。电话一挂掉，空气陡然变得凝重，令肺部不堪承受。
仿佛，连接我和世界的那条纽带，骤然断了。我被放逐在摇摆欲沉的小岛上，孤零零一个人。
我伸出手向人们求助。手头就有电话。电话线的另一端，是好朋友维罗尼卡。我说我的丈夫被杀了。她不相信。我又重复了一遍。看上去是令人信服地重复了一遍。她“哦”了一声，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对于一个用干涸的嗓音宣告自己丈夫被枪杀了的女朋友，又能拿什么话来应对呢？
我挂了电话。她也没有再打过来。
我走到窗前。通风小窗开着。
我又试着做另外一件事来冲破外面的世界：呐喊。几秒钟之后，当双肺的空气被用尽，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闭紧双唇，不知为何，又砰地关上了窗。
2
我在衣柜里挑剔地选着衣服。谢尔日的妻子应当看上去令人惊艳。即使是在警察局。我穿上粉色的真丝裤子。那是丈夫买给我的。
出了大门我环顾四周。心里紧绷绷的。发动汽车之后，我锁定了车门按钮。一路上我都在观察着后视镜。看上去，我并没有被人盯梢。
警察局显得比电视剧里的还要简陋。散发着一股老鼠的味道。警察们也都不年轻了，但都挺高兴。
我问，我的丈夫是不是死得很快。
“你怎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探员不解地眯缝着眼睛。
我无法回答。当你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的时候，他离开得是否足够轻松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倘若死者走的时候能少些痛苦，生者的心碎也就能减轻一点。不过跟他们解释这些实在很傻。
第三颗子弹是从手里取出来的。我想象着，他如何本能地用手护着脸，哪怕只是将自己与死神的距离延长一秒钟。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被他们当作了嫌疑对象。他们向我询问了钱财、汽车、住宅还有别墅的情况。还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和司机的关系怎么样。
怎么会问到司机的事情呢？
我向他们要水喝。我不好受。
真想走到外面去透透气，可他们还是问个没完没了。我身后有人用一个手指在老式打字机上敲着我的答话。脑子里盘旋着影视剧里的那些话：“我拒绝回答……”。但是在这间粗鄙不堪的屋子里，这样的话听起来简直是荒唐之极。
“您知道……”，看上去，这个探员似乎是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水平；也许他甚至都不像其他同事那样善于收受贿赂。“您知道吗，据邻居说，您的司机特别关心您，他和您关系不同寻常。”
我紧闭双唇。他们兴许认为我是无话可说。事实上我也的确无话可说。为了跟他们说清楚他们的推断纯属无稽之谈，我得向他们展示谢尔日的照片，跟他们讲述我们的相识和相知。还有我们的相恋。我们的生活。我们出众的女儿。这样他们恐怕才能明白。或许，他们还会羡慕我们。就像不久以前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那样。
他们对我和司机串通的怀疑，显得是多么愚蠢和荒诞。
然而，我沉默不语。
他们给了我一杯水。
3
三天之后，我被允许到停尸间取回丈夫的尸体。
接到通知之后我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盖，泣不成声。
夜幕降临，然后天光渐亮。
电话响了，我没有接。
停尸房离我们的别墅并不太远，这倒很方便。我摒住呼吸，推开门。
“我的丈夫在这里，我想看看他。”
坐在高台子后面的女人连看都没有看我就说：“不行。”
她递给我手表、钱夹还有照片。我和谢尔日的第一张合影。我不知道他把它一直带在身边。照片背面是我的笔迹，“有那么一天……我们了无牵挂。只有彼此。”我在某本杂志上抄来的句子。我又一次想喊出声来。原来，谢尔日一直将我的照片带在身边。
在楼道里我碰见一个披着白大褂的秃顶男人。他身上发出一股刺鼻的花露水味。
我把钱塞给他。
“请您帮帮忙。我非常想看看我的丈夫。”
男人拿了钱，面无表情地向最近的那扇门摆了下头。
“去吧。17号。”
我推开门。
我略低下头，以便缩小视野的半径。我尽可能不往旁边看，只注意挂在一双双光脚上的号码牌。先是左边，然后是右边。
我用尽全身的气力让自己忘记——我的两侧就是一排排赤裸的死尸。
找到他了。17号。
我在电影里看到过，人们如何哭着扑向自己故去的亲人。
我却麻木地站在那里。
我的丈夫，那个平日里外表无懈可击的男人——熨烫平整的衬衫，擦得锃亮的皮鞋，一丝不乱的发型——不应当出现在这间可怕的屋子里，在这样的台子上，脚上挂着吊牌。然而，这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脚。
4
我奔出了门，在停尸房的后院拼命地呕吐。许久许久。天还不黑。
谢尔日的朋友们负责安排葬礼。我只需要选择举行酬客宴的酒店以及葬礼上要穿的衣服。葬礼前的几天里，我独自一人深陷在沙发里。谁也没有找。
我无法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感受。因为，我感到的是一种解脱。嫉妒心不再将我揪紧。而我要感谢谢尔日，谢谢他的死去。
当然，我更多是为他无比难过。我愿意倾我世上所有，以求他死得平静安详。希望他离开的时候不是那么痛苦和恐怖。
接下来便是葬礼了。我又是一番泪如雨下。泪如雨下的还有我们的女儿。
丧服和墨镜。瓦干科夫墓地的钟声。遗孀与亡夫的告别。
我亲吻他。拥抱他。对着他低语。他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香水是解剖专家建议我带来的，还有西装和皮鞋。我所熟悉的他的香水味已经变成一种特别的化妆品和另外什么东西的气味，我知道，那是哀恸所特有的酸涩气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与他告别。
后来有人说，我那样爱抚着他，仿佛，他还活着。
然而，他被永远安葬在地底下。
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请求维卡允许我到她家里去做客。
维卡的丈夫在三年前被害了。事情发生在布拉格。透过首都郊外别墅的二楼窗子，她看着她的费奥多尔和同事们一起上了汽车。此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三天之后，尸体和汽车被发现了。子弹射中后脑。维卡安葬了丈夫后回到俄罗斯。布拉格别墅的贷款还没有还清，几个月之后就被银行收回。维卡并没有为此伤心。那个房子里的一切都让她想起费奥多尔。
维卡在莫斯科见到了他丈夫的哥哥：他只比费奥多尔早两分钟降生。他收留了维卡的儿子，视如己出。他成了维卡生活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除了他和儿子，维卡一无所有。他给她钱，给她买车，送孩子到价格不菲的幼儿园去。他非常积极地参与对孩子的教育——如果不同他商量，维卡什么决定都做不了。很快，这感觉就开始压迫她。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她的丈夫根本不是费奥多尔，而是他的哥哥。不过他本人已经结婚。他妻子并不喜欢维卡，但又不得不同她共处。她总是轻慢地谈起维卡，计算着他们一家花在维卡身上的各种费用。
5
他们邀请维卡搬到他们家附近那座明亮宽敞的宅子里住，维卡拒绝了。
“我根本没有了自己的人生，”她说，“他控制着我的一举一动。当然，没有他的钱，我根本没办法生活，但是……”
费奥多尔去世三年之后，维卡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二十六岁，读到旅游学院之后就在夜总会做招待来赚学费。他们两个住在了一起。
费奥多尔的哥哥不再给维卡钱了。他说，“如果她给自己找个正常些的男人，我能够理解。没问题，同居就同居吧，我，当然啦，可以接纳他，我们也可以和平共处。可是这……一个脱衣舞俱乐部的毛头小子！我挣钱可不是用来让他往裤头里边塞的！”
维卡找了份工作。把孩子送到普通的学校去上学。她又开始感觉自己是掌控自身命运的活生生的人了。
她穿着背上有米老鼠图案的针织衫给我开了门。让我坐在沙发椅上，拥抱我。我什么都不用说。她完全可以一个人滔滔不绝。
我们喝着茶，根本没有注意是什么口味。我们说了许多话，也没有去顾及眼泪流了多少，只是有时候本能地从脸颊上把它们拭去。
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我才来的——
“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永远也不会，”维卡答道，“只是几个月之后就会变得轻一点。”
“你直到现在还想着他？”
“当然。我拿起碗来，就会想：‘这是费奥多尔最喜欢的那只碗’。我做肉冻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是多么爱吃。有时候我在买毛衣，也会突然想到：费奥多尔会不会喜欢这件呢？”
我看着她背上的米老鼠，墙上脱落的油漆，心里发誓说，我不会生活在过去里。对谢尔日的怀念给我带来伤痛，然而这是美好的伤痛。这种痛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我要禁止自己去想他。三年之后我将去考虑些别的事情，一些让我的生活更充实、让我自己更幸福的美妙的事情。我一定会重获幸福。我要把谢尔日用的碗都丢掉，也不会去做什么肉冻。又或者，我不丢掉它们，当然不，而是小心翼翼地收拾好，安放在地下室里。
我和维卡道别已是夜深之后，走之前我见到了那个不错的小伙子，他一直舞动着双脚，不时地向我们闪出皓齿之笑。
1
坐在这家咖啡厅里，感觉很是惬意。
阳光温柔地抚着脸庞和我裸露的双肩。
我慵懒地搅动着橙汁里的冰块，冲着老相识瓦涅奇卡漫不经心地微笑。对别的人来说，他是乔。因为乔是英国人。他是个非常专情的人。
他十年前就爱上了我，一见钟情，从那时候起我就习惯了他的爱情，把它当作一种寄托，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当心情糟糕的时候或者感到无助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但不管怎么样，在我和谢尔日的夫妻生活当中他仍属于秘密。也是唯一的秘密。当然，如果不包括我几次大手笔血拼的话。
他经常来莫斯科，我们总在同一家餐厅见面。这家餐厅一度曾很时髦，从那个时候起也便有了精湛的厨艺和不错的服务。只是后来人们不怎么爱光顾了。这也正中了那些地下情人们的下怀。
侍应生都认得我们。
有时候我和瓦涅奇卡也争吵。他生我的气然后就消失了。有时候一年，有时两年。但后来又给我打来电话，对我说我是如何不同寻常，他又是多么想念我，然后我们就再度出现在熟悉的餐厅，服务生认出我们，告诉我们菜单上又多了什么新鲜的菜式。
我丈夫去世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一些。他的爱情和呵护是对我失去另一半生活的一种弥补。
瓦涅奇卡坐在我的对面，谈起他在伦敦的新房子。
“我把所有的墙都涂成了深咖啡色，特别有风格。透过客厅的玻璃墙，整个城市看上去了如指掌。”
瓦涅奇卡说话带着些微的口音，他俄语相当不错，特别喜欢借“了如指掌”这样的短语来炫耀。
2
“我想，将来你一定要去伦敦。到时候你一定不想回来。我能猜到，这极有可能。”
我想到的却是自己又该在眼睛下面做肉毒杆菌注射了——这是一种特别的毒素，它能麻醉肌肉，防止面部产生表情纹。我的脸上已经出现这些细纹的踪影了。
我不知在哪里读到过，如果用这种毒素来专门对付人，就会麻醉呼吸道，人将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窒息而死。
关于死亡，我现在会经常地思考。
没有把它当作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像在想化妆品、天气和自己的女儿。
瓦涅奇卡开始谈论生意上的事情。
我又给自己要了一杯果汁。
肉毒杆菌注射的事情一直在我脑子里兜圈。我拿起电话，说我现在就回去，然后走到饭店里边去。
美容师给我安排了今天的一个空档，5点到6点之间。我得赶紧。
我离开得太过仓促。但是我试着用最灿烂的笑容来弥补这种仓促。因为我知道，许多喜欢我的人，正是爱上了这种微笑。
注射用的时间并不太长也不觉得痛。只是，肉毒杆菌要过两个星期才开始起作用。真是遗憾。实在太想瞬间就变得年轻漂亮。
这之后我便有了一件事情要做：等待。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当你嫁了人，哪怕你什么都不做，整天干坐在那里盯着电视看，你也同样在等待，因为你不只是在看电视，而是在等待夜晚的降临，等待晚上丈夫下班回来，所以你不是在消磨时间，而是渡过了又一个充实的家庭生活日。
3
而我，根本连电视机都不打开。我听音乐。
我还想过，如果在夜里随便推开一扇家门看看里边开着什么电器：是电视还是CD，就能猜到，在这里住着的是一户家庭还是一个单身女子。
我在脑子里将自己认识的女朋友都过了一遍，越发证实了这想法的正确。
当然，例外情况也是存在的。就是当这个女子憧憬家庭生活的时候。又或者是，她已经什么都不憧憬了。
我明白，我很无聊。
瓦涅奇卡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在饭店相见。
他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我，一如从前，品味着我说的每一个字。
不愿意再见别的女人，除了她不能再忍受任何其他人——这个男人就坠入爱河了。
我们聊聊这聊聊那。
我说起，又有一个家庭女工因为偷东西被我解雇了。
瓦涅奇卡建议我到中介公司投诉其荐人不善。他说要“趁热打铁”。
我解释说，这在我们国家是没有意义的。中介到时候不过是再派一个人来，而这个人还会像前一个那样手脚不干净。
他又说起伦敦正经历着往年同期并不多见的炎热。
像以前一样，他邀请我做客英伦。而我也像以前一样，欣然同意。
瓦涅奇卡开始讲俄罗斯的笑话。这是我们谈话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我并不喜欢。他并不真正懂得我们的俄式幽默，总是选一些糟糕的笑话，其中的噱头也毫不突出。我一次也没有笑过。每次瓦涅奇卡都希望新笑话能逗我笑。这样子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我好想知道，和一个十年来一直梦想和自己上床的男人做爱，该会是什么样呢？
这十年间，瓦涅奇卡的个人生活也并不平静。甚至在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的电话也总是铃声不断，他通常不当着我的面接。瓦涅奇卡非常帅，带着迷人的微笑，他慷慨大方，从来不吝惜对女人甜言蜜语。
十年前我差点爱上他。但我遇到了谢尔日，就把世上的一切都抛诸脑后了。
我们要了甜点，说好明天在游艇俱乐部见面。
他陪我到车前，还送了我鲜花。
我把花放在后座上，直到第二天去游艇俱乐部的时候才把它们拿出来。赶紧藏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