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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导言(2)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1)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2)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3)
第2章沃尔克的圣战,阻击通胀(1)
第2章沃尔克的圣战,阻击通胀(2)
第2章沃尔克的圣战,阻击通胀(3)
第3章一位饱受争议的主席获得高度赞扬(1)
第3章一位饱受争议的主席获得高度赞扬(2)
第4章避免通缩性瘫痪(1)
第4章避免通缩性瘫痪(2)
第5章拒绝监管(1)
第5章拒绝监管(2)
第6章伯南克时代开始了(1)
第6章伯南克时代开始了(2)
第7章泡沫之争(1)
第7章泡沫之争(2)
第10章泡沫之争(3)
尾声(1)
尾声(2)
尾声(3)
尾声(4)
导言(1)
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正当大多数美国人在享受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假期的时候,本·伯南克却在努力工作,他是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简称美联储)的主席。他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上高耸的美联储大楼里,此刻的他,正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
伯南克为全球股价持续下滑而忧心忡忡。当天的美国股市收盘在即,而仍在交易中的美国股指却显示,急跌就在眼前。伯南克担心,除了2007年8月因次贷市场崩溃所造成的信贷危机之外,股市正面临另一场大崩盘的危险。这幅场景的后果犹如梦魇,不仅对美国而言,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身为普林斯顿大学前教授、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大萧条的权威,伯南克决定采取大胆的紧急行动——大幅降息,势在必行。
这一天,伯南克会晤了两名资深同事:美联储副主席唐·科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美联储由主席领导,十二家区域性的联邦储备银行各有一名行长)。三人一致认为,美联储对短期市场波动的迅速反应,可能会产生不利后果;但他们仍得出结论,目前正在考虑中的大胆金融行动,必须在由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等主要决策机构参加的定期例会(1月30日)之前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当天下午6时,他们迅速组织了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视频会议。
在视频会议中,伯南克大力鼓吹大幅降息的主张,他与若干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一道,为此项提议大声辩护。眼看天快黑了,比尔·普尔这位历来持强硬态度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却仍旧反对这个提议。尽管如此,伯南克仍最终获得了足够多数的强大支持,推动了此项提议。1月22日,星期二,上午8点20分。美联储下调其主要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达75个基点。从80年代起,美联储开始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基点。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联储最大规模的一次降息。市场反应积极,至少暂时扭转了下降的趋势。该周晚些时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市场的事情。法国兴业银行的一名交易员杰罗姆·克威尔所累积的金融交易损失已高达50亿美元。《金融时报》宣称这一周是“震撼世界的一周”。1当时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更糟糕的日子还在后面。
由伯南克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所造就的历史性的1月22日,迅速占据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成打的专家和分析师宣称,在美联储这家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里,发生了某种不同凡响的事情。媒体广泛报道了1月22日的降息,并重点突出了力促此事的幕后人物。美联储主席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中,美联储主席已经由原来坚如磐石的建筑物中的匿名官僚,变成了流行歌星一般的人物。事实上,这一职位已家喻户晓,此种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南克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超过19年,伯南克从他手中接过了美国信贷危机及其相关经济问题的烂摊子。在格林斯潘任职期间,他就如某些好莱坞名流一样知名。格林斯潘会对各种形式的经济问题提出劝告,尽管他的评论通常含糊且有所保留,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海外,不管他说了什么,都会被非常认真地对待。
过去几十年中,公众对中央银行的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中央银行的核心事务几乎没什么改变,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联储的使命及其在政府内的地位。在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一次会议中,伯南克非常雄辩地说明了央行的使命。他发表了如下演讲:
经济增长与繁荣主要建立在经济学家所谓的“实体”要素之上,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可供使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知识的水平以及企业家和管理层的创造性与职业技能等。但从广泛的实际经验以及专业研究来看,金融要素在经济中起着突出的、关键性的支持作用……健康的金融环境能够帮助现代经济充分发挥其潜力。
营造并维护“健康的金融环境”的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责任,这就要求物价稳定以及拥有一个健全而高效的金融体系。可以说,在央行的种种职责中,它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担当最后贷款人。换言之,央行有创造货币的权力。
导言(2)
伯南克演讲中提及的最重要的措辞是,央行要甘当“配角”,以充当支持者的角色。央行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但它们不能单独创造经济增长和繁荣。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因为胡乱制定政策和/或纵容事态自行发展,从而危及“健康的金融环境”。
上文提及的那位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比尔·普尔曾经说过:“大萧条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就业灾难,而大萧条是一系列货币政策失误的后果。”这些“失误”常被人们引为大萧条的首要原因,但其他一些因素,如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也是其中的原因。另一方面,当央行恰当行事并维护“健康的金融环境”,贷款就变得比较容易获得,金融当局的贡献也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第二个核心事务涉及中央银行在一个民主社会的权力和责任。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开玩笑说,央行的主要目标是“一边在回避问责制,一边又想获得公共威望”。5
历史资料和经济研究都相当清楚地表明,只有在不受行政当局的干涉、保持实质性的独立时,央行才能创建“健康的金融状况”。事实上,最近的许多经济灾难,都可以追溯到政客们出于政治原因而滥用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但是,如果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民选政府,那应如何追究它们的责任呢?这个难题不易回答。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往往与央行不断对抗,因为有许多国家都采用了美国模式的中央银行制。显然,增加透明度至关重要。用以平衡问责制与独立性之间的确切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是一个融入了央行现代理念的结构性缺陷,你可以称之为“民主赤字”。不过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尽管它存在缺陷,却大大有益于整个社会。正如《经济学人》最近宣称的,“各国央行的现有成就足以证明,货币政策应该由技术专家制定,而不是民选的政治家。”
除了缺乏问责制,中央银行行长们往往使用极为复杂(或至少十分深奥)的语言与外界沟通,这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晦暗不明。在这方面,格林斯潘可谓行家里手。下面的引言就是例证:“自从我当了美联诸主席,我就学会了没条没理地嘟嘟囔囔。如果你觉得我清晰明了,那你一定误解了我。”甚至更过分的说法也同样来自格林斯潘:“我知道你相信自己理解了你所认为的我所说的,但我并不确定你是否明白,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所表达的。”
鉴于他的这种说话方式,有如下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常批评格林斯潘钝头钝脑,比凯恩斯还偏好詹姆斯·乔伊斯式的句子。”
针对格林斯潘的晦涩,一批专业分析师应运而生。他们的工作就是当央行行长们发言时,专门破译什么才是行长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央行行长们缺乏问责制和面对公众时的言辞含混,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央行行长们个个精于保密,或至少精于含糊其辞。“从历史上看,”作家兼银行业专家马丁·梅耶写道:“没什么职业比这更要保密的了……银行的机密,都在央行行长们的骨头里。”
经济学家和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我1991年进入英格兰银行时,有幸受邀与人吃饭,其中包括保罗·沃尔克。晚宴快结束时,我问保罗,他对一个新央行行长有什么建议。他只回答了两个字——“神秘”。这两个字大大概括了那时的央行传统和智慧。
已故的卡尔·布伦纳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货币经济学家,他这样形容中央银行:“传统上,它被一种特殊的具有保护性的政治神秘感所包围……这种神秘感的兴旺发达,得自于这样一种普遍印象,即中央银行这个行业是门深奥的艺术。接手这门艺术并能适度驾驭它的人,仅限于入行的精英。”
精英的工作至关重要,管理不善的中央银行可能会严重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用他那富于说服力的观点进一步阐明:经济增长转而会对一个社会的道德素质产生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领域,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基础理论对央行运作的支持也已经大大拓展。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经济学家们常常重复发表彼此相似的言论,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在这样阐述。与此相呼应,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2007年指出:“货币政策除了科学要素之外,始终具有艺术的成分。”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在1913年威尔逊政府时期被创立的。
此前,美国曾两度试图建立中央银行,但均遭失败。用本·伯南克的话来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显可见的利益冲突,一方是农民和大街上的商人,他们认为宽松的信贷政策最有利;另一方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他们作为债权人和债券持有人,偏好‘硬钱’和低通货膨胀政策”。
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设计者们希望,美联储能通过组织更良好的支付系统和“弹性货币”(an elastic currency)供应来惠及商业;避免银行危机,减少金融不稳定性;以及扮演政府的银行家的角色。你只要想想美联储建立之前那疯狂的、过于频繁的利率波动,就能明白提供弹性货币的重要性。农业是那个年代美国经济的基石。既然对信贷的需求有季节性——很大程度源自农业生产的特性,而供给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剧烈的利率波动就不可避免。人们期望美联储能理顺这些利率波动,而它果然不负众望,成效立竿见影。
在历史上,银行需要自行应对金融危机。4金融不稳定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乡土病,1907年的恐慌导致了数以千计的银行倒闭。幸好有超级富豪、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直接(且大规模)的个人干预,才挽救了美国金融体系,使它免于彻底崩溃。
因此,特别是金融家和银行家们意识到,迫切需要一家央行以充当“最后贷款人”。银行家保罗·沃伯格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是尝试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美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推动者。联邦储备系统的创始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人们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实体。众所周知,美国人民一向不信任强大的机构,特别是那种有权力创造货币和信贷的机构(它不仅代表一种垄断,而且还可能因滥用政治权力而带来巨大危险)。可现在又的确需要这样一个实体,以服务于金融业的真实需求。在这两者之间,两人设法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这些政治力量间的矛盾冲突,也许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所谓的“组织性昏乱”(organizational muddle)。
美联储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和十二个半自治、由私人出资的地区分行构成,这些分行分设在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达拉斯、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纽约、费城、里士满、旧金山和圣路易斯,每家分行都有权力制定自己的贴现政策。中央委员会中还有两名政府官员——财政部部长和货币监理署署长,所以美联储中央委员会在当时被视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退一步说,联邦储备系统中的权力和责任划分还不清楚,这最终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和决策的瘫痪。直至《1935年银行法》出台,才解决了部分问题。
该法律简化了系统结构,还明确了美联储要为“国家的一般信用状况”以及前面提到的“商业需求”负责。直到这时,在美联储中,所谓的“实物票据论”(realbills doctrine)仍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理论,央行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任务,是仅仅以商业票据的贴现来满足贸易、工业生产和农业的需求。
此外,《1935年银行法》还从中央委员会中去掉了那两名政府官员(不过美国财政部仍保留了相当的影响力)。为更好地协调货币政策,还设立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和十二家分行的五名代表。194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委员会中获得了常任副主席的席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决策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美联储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长期统治地位正不断遭受巨大的压力;美国和美元,正一步步走向舞台的中心。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2)
把本杰明·斯特朗(1872~1928)视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初创岁月时的主宰人物,可以说最恰当不过了。他是第一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还是一家重要的纽约城市银行——美国信孚银行的前任董事长。6在最初的数十年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斯特朗的强力主宰之下。斯特朗是最先坚持十二家分行应该以更有序的方式协调政策行动的人之一。“他认为,十二家分行中有十一家都多余了。”7
事实上,斯特朗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时是如此强势,以至于前六位美联储主席——查尔斯·哈姆林(1914~1916)、威廉·哈丁(1916~1922)、丹尼尔·克里辛格(1923~1927)、罗伊·杨(1927~1930)、尤金·迈耶(1930~1933)和尤金·布莱克(1933~1934),基本上都被历史遗忘了,而斯特朗的盛名仍为人们所称道。
为实现更加协调和集中的目标,斯特朗游说建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前身——储备银行行长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执委会专门负责联邦储备银行所统管的政府有价证券的购销事务。最终,这个委员会在1922年成立了。斯特朗相信,美元的国际性角色,不仅有利于美国银行系统,而且会大大加强美国的经济。他意识到,一个积极而强大的中央银行是美元获取该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联储争取独立于财政部的斗争中,斯特朗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大力支持中央银行为实现对政策工具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同时代其他重要的央行行长一样(比如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斯特朗认为,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是恢复国际金融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到1928年,所有主要经济大国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
同年10月,斯特朗因患慢性肺结核逝世。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合著者安娜·施瓦茨的说法,他的去世是令形势急转直下、最终引发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斯特朗仍然活着,并一直掌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直至1930年秋天,他肯定能看清迎面而来的流动性危机是什么。他本来会凭借其经验和信念,采取迅猛而又适当的措施,迎头阻挡危机。他定能挺住,并让美联储同他一道挺住。
然而,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的见解却与其不同。美联储为了对付大萧条,推出了充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结果却遭到失败。这与本杰明·斯特朗之死只有“可疑的关联性”(doubtful validity)。
《1935年银行法》的出台,大大改善了美联储的运作,并提高了它的效率。然而,在1934~1951年之间,有效的货币政策都是财政部制定的。财政部事实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两任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1948)和汤姆·麦凯布(1948~1951),对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在1934年,埃克尔斯邀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希林·居里与他一道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居里刚刚撰写了《美国货币的供应和控制》(The Supply and Control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而且他对美联储收集货币统计资料大有帮助。
终于到了1951年,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与财政部进行谈判,并成功使美联储获得了更加独立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在马丁的努力下,该机构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为了资助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美联储曾与财政部达成融资协议。而在马丁的努力下,美联储终于也从该协议中独立了出来。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3)
马丁原本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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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导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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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沃尔克的圣战,阻击通胀(1)
第2章沃尔克的圣战,阻击通胀(2)
第2章沃尔克的圣战,阻击通胀(3)
第3章一位饱受争议的主席获得高度赞扬(1)
第3章一位饱受争议的主席获得高度赞扬(2)
第4章避免通缩性瘫痪(1)
第4章避免通缩性瘫痪(2)
第5章拒绝监管(1)
第5章拒绝监管(2)
第6章伯南克时代开始了(1)
第6章伯南克时代开始了(2)
第7章泡沫之争(1)
第7章泡沫之争(2)
第10章泡沫之争(3)
尾声(1)
尾声(2)
尾声(3)
尾声(4)
导言(1)
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正当大多数美国人在享受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假期的时候,本·伯南克却在努力工作,他是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简称美联储)的主席。他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上高耸的美联储大楼里,此刻的他,正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
伯南克为全球股价持续下滑而忧心忡忡。当天的美国股市收盘在即,而仍在交易中的美国股指却显示,急跌就在眼前。伯南克担心,除了2007年8月因次贷市场崩溃所造成的信贷危机之外,股市正面临另一场大崩盘的危险。这幅场景的后果犹如梦魇,不仅对美国而言,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身为普林斯顿大学前教授、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大萧条的权威,伯南克决定采取大胆的紧急行动——大幅降息,势在必行。
这一天,伯南克会晤了两名资深同事:美联储副主席唐·科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美联储由主席领导,十二家区域性的联邦储备银行各有一名行长)。三人一致认为,美联储对短期市场波动的迅速反应,可能会产生不利后果;但他们仍得出结论,目前正在考虑中的大胆金融行动,必须在由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等主要决策机构参加的定期例会(1月30日)之前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当天下午6时,他们迅速组织了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视频会议。
在视频会议中,伯南克大力鼓吹大幅降息的主张,他与若干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一道,为此项提议大声辩护。眼看天快黑了,比尔·普尔这位历来持强硬态度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却仍旧反对这个提议。尽管如此,伯南克仍最终获得了足够多数的强大支持,推动了此项提议。1月22日,星期二,上午8点20分。美联储下调其主要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达75个基点。从80年代起,美联储开始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基点。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联储最大规模的一次降息。市场反应积极,至少暂时扭转了下降的趋势。该周晚些时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市场的事情。法国兴业银行的一名交易员杰罗姆·克威尔所累积的金融交易损失已高达50亿美元。《金融时报》宣称这一周是“震撼世界的一周”。1当时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更糟糕的日子还在后面。
由伯南克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所造就的历史性的1月22日,迅速占据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成打的专家和分析师宣称,在美联储这家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里,发生了某种不同凡响的事情。媒体广泛报道了1月22日的降息,并重点突出了力促此事的幕后人物。美联储主席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中,美联储主席已经由原来坚如磐石的建筑物中的匿名官僚,变成了流行歌星一般的人物。事实上,这一职位已家喻户晓,此种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南克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超过19年,伯南克从他手中接过了美国信贷危机及其相关经济问题的烂摊子。在格林斯潘任职期间,他就如某些好莱坞名流一样知名。格林斯潘会对各种形式的经济问题提出劝告,尽管他的评论通常含糊且有所保留,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海外,不管他说了什么,都会被非常认真地对待。
过去几十年中,公众对中央银行的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中央银行的核心事务几乎没什么改变,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联储的使命及其在政府内的地位。在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一次会议中,伯南克非常雄辩地说明了央行的使命。他发表了如下演讲:
经济增长与繁荣主要建立在经济学家所谓的“实体”要素之上,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可供使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知识的水平以及企业家和管理层的创造性与职业技能等。但从广泛的实际经验以及专业研究来看,金融要素在经济中起着突出的、关键性的支持作用……健康的金融环境能够帮助现代经济充分发挥其潜力。
营造并维护“健康的金融环境”的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责任,这就要求物价稳定以及拥有一个健全而高效的金融体系。可以说,在央行的种种职责中,它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担当最后贷款人。换言之,央行有创造货币的权力。
导言(2)
伯南克演讲中提及的最重要的措辞是,央行要甘当“配角”,以充当支持者的角色。央行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但它们不能单独创造经济增长和繁荣。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因为胡乱制定政策和/或纵容事态自行发展,从而危及“健康的金融环境”。
上文提及的那位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比尔·普尔曾经说过:“大萧条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就业灾难,而大萧条是一系列货币政策失误的后果。”这些“失误”常被人们引为大萧条的首要原因,但其他一些因素,如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也是其中的原因。另一方面,当央行恰当行事并维护“健康的金融环境”,贷款就变得比较容易获得,金融当局的贡献也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第二个核心事务涉及中央银行在一个民主社会的权力和责任。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开玩笑说,央行的主要目标是“一边在回避问责制,一边又想获得公共威望”。5
历史资料和经济研究都相当清楚地表明,只有在不受行政当局的干涉、保持实质性的独立时,央行才能创建“健康的金融状况”。事实上,最近的许多经济灾难,都可以追溯到政客们出于政治原因而滥用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但是,如果中央银行完全独立于民选政府,那应如何追究它们的责任呢?这个难题不易回答。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往往与央行不断对抗,因为有许多国家都采用了美国模式的中央银行制。显然,增加透明度至关重要。用以平衡问责制与独立性之间的确切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是一个融入了央行现代理念的结构性缺陷,你可以称之为“民主赤字”。不过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尽管它存在缺陷,却大大有益于整个社会。正如《经济学人》最近宣称的,“各国央行的现有成就足以证明,货币政策应该由技术专家制定,而不是民选的政治家。”
除了缺乏问责制,中央银行行长们往往使用极为复杂(或至少十分深奥)的语言与外界沟通,这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晦暗不明。在这方面,格林斯潘可谓行家里手。下面的引言就是例证:“自从我当了美联诸主席,我就学会了没条没理地嘟嘟囔囔。如果你觉得我清晰明了,那你一定误解了我。”甚至更过分的说法也同样来自格林斯潘:“我知道你相信自己理解了你所认为的我所说的,但我并不确定你是否明白,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所表达的。”
鉴于他的这种说话方式,有如下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常批评格林斯潘钝头钝脑,比凯恩斯还偏好詹姆斯·乔伊斯式的句子。”
针对格林斯潘的晦涩,一批专业分析师应运而生。他们的工作就是当央行行长们发言时,专门破译什么才是行长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央行行长们缺乏问责制和面对公众时的言辞含混,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央行行长们个个精于保密,或至少精于含糊其辞。“从历史上看,”作家兼银行业专家马丁·梅耶写道:“没什么职业比这更要保密的了……银行的机密,都在央行行长们的骨头里。”
经济学家和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我1991年进入英格兰银行时,有幸受邀与人吃饭,其中包括保罗·沃尔克。晚宴快结束时,我问保罗,他对一个新央行行长有什么建议。他只回答了两个字——“神秘”。这两个字大大概括了那时的央行传统和智慧。
已故的卡尔·布伦纳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货币经济学家,他这样形容中央银行:“传统上,它被一种特殊的具有保护性的政治神秘感所包围……这种神秘感的兴旺发达,得自于这样一种普遍印象,即中央银行这个行业是门深奥的艺术。接手这门艺术并能适度驾驭它的人,仅限于入行的精英。”
精英的工作至关重要,管理不善的中央银行可能会严重损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用他那富于说服力的观点进一步阐明:经济增长转而会对一个社会的道德素质产生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近几十年来,在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领域,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基础理论对央行运作的支持也已经大大拓展。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经济学家们常常重复发表彼此相似的言论,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在这样阐述。与此相呼应,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2007年指出:“货币政策除了科学要素之外,始终具有艺术的成分。”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1)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在1913年威尔逊政府时期被创立的。
此前,美国曾两度试图建立中央银行,但均遭失败。用本·伯南克的话来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明显可见的利益冲突,一方是农民和大街上的商人,他们认为宽松的信贷政策最有利;另一方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他们作为债权人和债券持有人,偏好‘硬钱’和低通货膨胀政策”。
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设计者们希望,美联储能通过组织更良好的支付系统和“弹性货币”(an elastic currency)供应来惠及商业;避免银行危机,减少金融不稳定性;以及扮演政府的银行家的角色。你只要想想美联储建立之前那疯狂的、过于频繁的利率波动,就能明白提供弹性货币的重要性。农业是那个年代美国经济的基石。既然对信贷的需求有季节性——很大程度源自农业生产的特性,而供给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剧烈的利率波动就不可避免。人们期望美联储能理顺这些利率波动,而它果然不负众望,成效立竿见影。
在历史上,银行需要自行应对金融危机。4金融不稳定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乡土病,1907年的恐慌导致了数以千计的银行倒闭。幸好有超级富豪、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直接(且大规模)的个人干预,才挽救了美国金融体系,使它免于彻底崩溃。
因此,特别是金融家和银行家们意识到,迫切需要一家央行以充当“最后贷款人”。银行家保罗·沃伯格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是尝试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美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推动者。联邦储备系统的创始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人们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强大而集中的实体。众所周知,美国人民一向不信任强大的机构,特别是那种有权力创造货币和信贷的机构(它不仅代表一种垄断,而且还可能因滥用政治权力而带来巨大危险)。可现在又的确需要这样一个实体,以服务于金融业的真实需求。在这两者之间,两人设法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这些政治力量间的矛盾冲突,也许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所谓的“组织性昏乱”(organizational muddle)。
美联储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和十二个半自治、由私人出资的地区分行构成,这些分行分设在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达拉斯、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纽约、费城、里士满、旧金山和圣路易斯,每家分行都有权力制定自己的贴现政策。中央委员会中还有两名政府官员——财政部部长和货币监理署署长,所以美联储中央委员会在当时被视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退一步说,联邦储备系统中的权力和责任划分还不清楚,这最终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和决策的瘫痪。直至《1935年银行法》出台,才解决了部分问题。
该法律简化了系统结构,还明确了美联储要为“国家的一般信用状况”以及前面提到的“商业需求”负责。直到这时,在美联储中,所谓的“实物票据论”(realbills doctrine)仍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理论,央行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任务,是仅仅以商业票据的贴现来满足贸易、工业生产和农业的需求。
此外,《1935年银行法》还从中央委员会中去掉了那两名政府官员(不过美国财政部仍保留了相当的影响力)。为更好地协调货币政策,还设立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和十二家分行的五名代表。194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委员会中获得了常任副主席的席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决策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美联储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长期统治地位正不断遭受巨大的压力;美国和美元,正一步步走向舞台的中心。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2)
把本杰明·斯特朗(1872~1928)视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初创岁月时的主宰人物,可以说最恰当不过了。他是第一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还是一家重要的纽约城市银行——美国信孚银行的前任董事长。6在最初的数十年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斯特朗的强力主宰之下。斯特朗是最先坚持十二家分行应该以更有序的方式协调政策行动的人之一。“他认为,十二家分行中有十一家都多余了。”7
事实上,斯特朗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时是如此强势,以至于前六位美联储主席——查尔斯·哈姆林(1914~1916)、威廉·哈丁(1916~1922)、丹尼尔·克里辛格(1923~1927)、罗伊·杨(1927~1930)、尤金·迈耶(1930~1933)和尤金·布莱克(1933~1934),基本上都被历史遗忘了,而斯特朗的盛名仍为人们所称道。
为实现更加协调和集中的目标,斯特朗游说建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前身——储备银行行长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执委会专门负责联邦储备银行所统管的政府有价证券的购销事务。最终,这个委员会在1922年成立了。斯特朗相信,美元的国际性角色,不仅有利于美国银行系统,而且会大大加强美国的经济。他意识到,一个积极而强大的中央银行是美元获取该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联储争取独立于财政部的斗争中,斯特朗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大力支持中央银行为实现对政策工具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同时代其他重要的央行行长一样(比如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斯特朗认为,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是恢复国际金融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到1928年,所有主要经济大国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
同年10月,斯特朗因患慢性肺结核逝世。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合著者安娜·施瓦茨的说法,他的去世是令形势急转直下、最终引发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斯特朗仍然活着,并一直掌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直至1930年秋天,他肯定能看清迎面而来的流动性危机是什么。他本来会凭借其经验和信念,采取迅猛而又适当的措施,迎头阻挡危机。他定能挺住,并让美联储同他一道挺住。
然而,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的见解却与其不同。美联储为了对付大萧条,推出了充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结果却遭到失败。这与本杰明·斯特朗之死只有“可疑的关联性”(doubtful validity)。
《1935年银行法》的出台,大大改善了美联储的运作,并提高了它的效率。然而,在1934~1951年之间,有效的货币政策都是财政部制定的。财政部事实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两任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1948)和汤姆·麦凯布(1948~1951),对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在1934年,埃克尔斯邀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希林·居里与他一道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居里刚刚撰写了《美国货币的供应和控制》(The Supply and Control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而且他对美联储收集货币统计资料大有帮助。
终于到了1951年,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与财政部进行谈判,并成功使美联储获得了更加独立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在马丁的努力下,该机构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为了资助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美联储曾与财政部达成融资协议。而在马丁的努力下,美联储终于也从该协议中独立了出来。
第1章动力车头,意外创设(3)
马丁原本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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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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