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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 言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1)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2)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3)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4)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5)
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1)
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2)
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3)
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4)
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5)
成为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奋力争鸣的孤鸿(1)
成为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奋力争鸣的孤鸿(2)
成为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奋力争鸣的孤鸿(3)
成为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奋力争鸣的孤鸿(4)
成为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奋力争鸣的孤鸿(5)
成为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奋力争鸣的孤鸿(6)
成为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奋力争鸣的孤鸿(7)
辜鸿铭：“东学西渐”第一人(1)
辜鸿铭：“东学西渐”第一人(2)
辜鸿铭：“东学西渐”第一人(3)
辜鸿铭：“东学西渐”第一人(4)
辜鸿铭：“东学西渐”第一人(5)
辜鸿铭：“东学西渐”第一人(6)
辜鸿铭：“东学西渐”第一人(7)
孙中山蒙难伦敦(1)
孙中山蒙难伦敦(2)
孙中山蒙难伦敦(3)
孙中山蒙难伦敦(4)
孙中山蒙难伦敦(5)
序
以思想的方式去行游
阎 志
人类总是以思想的方式在行游，而行游更是思想的永恒载体。当我们回首时空去寻找人类足迹的时候，会发现历史上任何一次行游，无论其卑微抑或伟大，其归宿都是思想。无论其信仰如何，有心或无意，远古与当下，因为只要你在使用语言和目光，你的行游就注定是在思想，并属于思想。
人类行游的目标总是在远方，尽管身边也不乏风景。而思想亦然，其路径与归宿也是在远方，那是因为任何思想总是需要穿越遥远的时空，才能展开，才能留下波澜，才能构建框架。不管你是否读过万卷书，但凡需要思想之人，或真正的思想者，是注定要万里行游的。而伟大的思想家则要孤独行游，或者说不孤独则无从行游至远方。
人类思想的终极价值是反思，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
人类在偶然的普遍行游中，使具有反思特征的思想从直接投射上升到间接认知，是对感性经验的扬弃，从而使人类的思想进入到纯粹的领域。由人类的认知过程而注定，人类自身总是不断在行游。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出发，尽管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也从未停止过。因为其行游的目标在永恒的远方，所以人类的思想或反思则永远在路上，永远有待完成，或者可以诠释为已有的人类思想都不曾真正失落，只是有待完成而已。而经典首先是存在于未来人类的行游之中。
人类的行游，虽然带着亿万年遗传到今天的眼睛和耳朵，但人类总是以超越自身去发现新的远方为目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本原，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面貌，一切风景都是在思想的行游中历史地塑造着，同时也被历史地改变着。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按着自己的目标去行游，走向自己的远方。
为什么人类行游的目标总是在远方？因为只有远方是开放的、无主的风景，是尚未被规定的时空，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想象之中，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行游的目标必然向远方，并在不断开始之中。思想也必然伴随着行游，在不断反思之中。远方是每个人思想的自由家园，而每个人的自由又是一切人自由的开始。
回望整个人类的行游历程，不知道谁是最伟大的先行者？
是远古逐日的夸父，是中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是当代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
虽然他们行游的时间、方式、结果各有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成就都是思想，追求的目标都是自由。
回望整个人类的行游历程，不知道谁是最伟大的哲人？
《庄子• 逍遥游》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认为只有这样的行游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其已无所待哉！庄子的行游之道，是在倡导一个博大的思想解放之路。
而谁与庄子同行呢？可能从来就不曾有过逍遥游，而真正的无所待恐怕也是一个伪命题。尽管如此，人类每天早晨都在照常出发，去自己心中的远方行游。
吴十洲新著《伦敦诱惑》，以21 世纪人类的目光去回望百年中国人的西方行游，是一次对历史行游的反思，是在反思中的一次行游。而超越百年行游的意义还在于对东西方文化架构的比较与审视。虽然其行游中总是有东方文化大师的影子在一路陪伴，但行游注定是孤独的，除《伦敦诱惑》外，没有带走英伦三岛匆匆而去的一丝季风。
去追逐季风吧！
让人类的行游永不停息，并放射着思想的光芒。
前 言
他们曾游历伦敦
像是传说中的夸父追日，飞机一直追着太阳飞。下午4时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一直向西，经过近12 小时的飞行，终于在当日下午7时飞临伦敦上空，一路上都是灿烂的阳光，唯在旅程的终点，夜幕挂上了飞机的舷窗。鸟瞰伦敦的夜景，眼下是一个扁平的、璀璨的城市。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1)
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曾经是全世界最为繁忙、最大、最重要的空港之一。现在站在这里却有一种置身于旧有时代的感觉，它的外观已经染上了厚重的岁月痕迹，就像是一件不那么时兴的名贵的绅士外套，徒让人去怀旧，引发对逝去时光的眷恋……只有那标示着众多到港与离港航班的时刻表让人产生更多的行程计划与幻想。
古时中国，有一句得道成仙的话，说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现在更多的人或许以为那是不真实的。然而，有一些怀有特殊兴趣的人在感受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在欧美科学界就有人热衷于探索这样的超自然现象，并称之为“时空隧道”。
这就好比设想在一块向水平方向拉开的橡皮膜上套用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60）的坐标网，然后在这一平面上运用欧几里得几何定律，即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去满足毕达哥拉斯定理。另一方面，以初速沿这一平面滚动的轻质小球，由于惯性作用（略去摩擦力）做匀速直线运动。现在若在橡皮膜上放上一块重物，如较重的球，由于该物体的重力作用，橡皮膜被压弯而凹下去，因而成为一个二维的“曲面”。在这一曲面上，欧几里得定律已不再适用，这样位于弯曲的橡皮膜上的小球将朝着重物滚动，或者说，被“吸向”重物。从这个物理实验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存在着质量很大的物体时，将同时产生万有引力和弯曲现象。广义相对论的基本观点是：引力来源于弯曲。
引力场是怎样产生的？按牛顿的引力理论，引力场应由物质产生，而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说法，引力场使空间弯曲了，就改变了时空特性。广义相对论中物质的运动与分布情况与时空弯曲之间的关系由引力场方程来描述，因而空间的几何性质和时间流逝完全取决于在一定空间区域内的物质密度。空间和时间是“弯曲”的——几何学变成非欧几里得的，且时钟开始变慢。重要的是，通过认知时空的“弯曲”，我们应当正视这种“弯曲”的存在，并认识这种现象，进而认知我们自己——一个过去的、有时会是现在的自己。
12 小时的飞行旅行也会将人拖入一个奇妙的时空“弯曲”。
这里所说的时空“弯曲”，可假设为是由一种文化本体通向一种文化客体的通道。一位18 世纪的德国学者巴耶尔（Gottlieb Siegfnied Bayer，1694—1738）在1718 年发表的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中国日食》中提到，17 世纪耶稣会士发现中国史书关于日食的记载清楚而精确，其中有一次日食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即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他们找到了这样一条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日食过后，皇帝严令，上书言事“不得称圣”。这一年正是公元31 年，亦即耶稣30 岁时，在约旦河受施约翰的洗礼，此正与《新约• 路加福音》第23 章中的“基督日食”有暗合的地方。于是乎，通过这一时空“弯曲”的传教士们要对欧洲人说，中国人曾经是基督的信徒，他们为耶稣的死而难过，中国皇帝规定上书言事，“不得称圣”①，为的是对耶稣遇难寄以无上的哀悼。
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记录异国形象（文化客体）的游记，更多是游客从游历中产生的对“本体”文化的重新思考，借此阐发他们对本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构成这本书思维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就好比是通过被交换了时空关系的弯曲的“时空隧道”。在解读了中世纪来华的西方人的游记时，也会发现，“即观察者的视野受到了故国同期经验的制约，因而他（伽利奥特• 佩雷达，葡萄牙人，1549 —1552 年来华）对中国道路的称赞让我们联想到16 世纪欧洲的公路情况是何等地糟糕；他对中国粪肥收集习惯（认为这样有利于保持城市清洁）的颂扬让我们联想到同时代欧洲城市较肮脏的习俗”②。
《伦敦诱惑》将一次真实的实地学术考察作为写作基础，记述了近代史上一批重要的中国文化名人与政治活动家在英国伦敦的行为与心理活动，而本书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察报告，其立意在于进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学与文化学的观察与分析，因此，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通才是这里所关注的主题，较多数量的互不相干的人物与事物的历史碎片，通过这一特定视角，在这里连缀成一个共有的人类文化主题——冲突与融通，而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传递中的“弯曲”。
这本书将在以下诸方面向读者传达一种信息。它借用历史学的观察为读者讲述仅仅“十五天”在伦敦考察的故事，一个特定地点（英国伦敦），带给读者的则是一个特定时间（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中叶）——约一百年间，时空，在此重新聚焦，这是一种别有感触的体验。我们用21 世纪的脚步重新踏上先行者过往的旅程，在文化冲突与融通中，再一?将有趣人物、有趣故事在伦敦的街头不断地在我们的认识中呈现出来，还有我们的反思。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2)
马戛尔尼谒见乾隆 中国神秘光环消失
在马戛尔尼来华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交往的地理限制，关于对中国更多的认识，在西方人那里简约成了几个富有想象力的词组：一个东方的“北方蛮族”，一个神秘的挪亚后裔“部落”，或者一个遍地黄金的“锡安（Sinim）王国”、秦尼国和赛里斯国等等。造就这些词组的原材料不只是西方人的观察和推断，还有他们的强烈欲望、梦想和愚蠢。
17到18 世纪，欧洲的一些著名思想家（以法国和德国为多）为了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论战，或者为了给启蒙运动寻求“反教权主义”的合法性，曾将中国文化奉为人文主义精神的楷模。只是这样一种认识经过了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奇游历到哲学家的“弯曲”——提供原材料的是普通的具有亲身经历的传教士与旅行者，而向欧洲传送中国认识的则是一些从未有过在华感受的精英思想家。
18世纪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带去的中国印象似乎让欧洲人恍然大悟，其概貌是，虽然，“中国本部（中央政府）的国家收入据说稍低于2亿两白银，折合英币是6600万英镑，也就是说，等于英国总收入的4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3倍。”然而，这些英国人很快发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财富规模的经济“体”内，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作者特别强调了，人和社会因素在形成这些财富数据的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记述道：
中国工人生活条件很差，挤住在一个城市的角落，室内空气混浊，极不卫生。但中国工人人数比起农民来只占一个极为小的比例。总之，除了受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而外，中国的人口繁殖是漫无止境的。比起其他各国来，中国人口所受到的物质条件限制宽泛得多。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种植专门为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公园和其他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运动的场所。①
钱钟书揭示道，从英国方面来看，“自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访华结束，汉学在英国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而专门化的惩罚是在职业学者对他们的专业懂得越来越多的同时，普通民众对它的兴趣却越来越少。这个主题不再是人文、文化兴趣的组成部分了”②。就像是一个“民则祀之”演变为“圣王之祀”的过程，《国语• 楚语下》载：“颛顼受之，及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重、黎绝地天通。”所谓颛顼的两个儿子重和黎“绝地天通”，是说从此平民不再具有直接和天地之神沟通的权力，巫师有了专职，使过去“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社会状态为之一变。当中国文化现象成为了职业学者的“解剖物”，它被分解得七零八落，它的一切，包括更多的缺陷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8 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光环就此不复存在。
而在1800 年以后，欧洲则进入了一个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特别是随着 “条约体制”的建立，规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成为针对实现具体目的的具体社会结构的集体创造物，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必然要受到这种外在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且也直接参与和促进了这些因素的形成。对于东方的中国，其形象的被贬低，已成为理性化、规范化西方社会科学的直接后果。中国的人文特征在新的话语体系中被重新定位。
此后，在欧洲人眼里，中华民族完全是一个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因闭塞而自负却又奴性十足的民族。如赫尔德将中国描绘为“一具木乃伊，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①。他甚至认为，“阻碍它（中国人）发展的因素在于它的性质，它的居住环境以及它自身的历史”②。这是一种无可拯救的文化历史现实。被负面化的中国形象江河日下，在西方人偏见的注视下，在他们诽谤的声浪中，19 世纪的中国人真正坠落到了历史的谷底。
时空“弯曲”中的文化窥视(3)
大西洋贸易航线使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首发地
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必要条件。它其实和欧洲大陆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并且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和欧亚大陆有着密切的交往。后来它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全面继承了希腊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精神与智慧，而且，它发扬岛国航海的悠久传统，通过全球性的直接贸易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并吸收其文明的精华，成为一个领先同时代其他民族的新型国家。尤其1588 年，它击败了入侵英伦海峡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夺得了海上的霸权。这场胜利让整个伦敦为之欣喜若狂，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由此，洋溢着乐观主义的喜剧和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戏剧在全国流行开来。
英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对英国后来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岛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一直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然而它不会像传统的大陆型强国借助蚕食邻国国土扩大疆域，而只是鼓励民间自由经营海外贸易和向新大陆殖民扩张，就可以减轻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压力。民间自发的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使它的社会能源源不断吸收外来的信息——知识、技术，使社会日益开放。也正因为它有着大陆国家所不具备的天然安全保障，社会形态比较自由、宽松。假设它的领土和欧洲直接相连，为了巩固边防，就必须发展规模庞大的陆军，对社会也要有严密控制的必要。然而，这些对于英国来说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同时，它正好位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航线上，由于执行了依赖于强大海上力量的重商主义从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再者，如果它的本土没有容易开采、便于运输的煤炭、铁矿藏等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也将无从策动。
1215 年的《大宪章》作为“第一个议会文献”，为未来的议会及议会制度奠定了厚实的政治基础，《大宪章》的制定使国王无权擅自征税，国民则拥有协商权，国王应受到监督，任何国民都有权向政府提出抗议，它成为了英国人反抗不合理统治的宪法依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大宪章》“以具体申述封建习俗的含蓄形式，体现或宣告了一条崇高的宪法原则——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将一般原则寓于具体条款之内，这恰恰是《大宪章》的奇妙之处”①。到14 世纪末，英国议会已发展为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完整的程序规则及确定的权力范围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议会制度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另外，它具有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开放的社会体系，加上地理大发现后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带来的黄金机会，终于造就了工业革命的伟大事业。
特殊的地理资源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