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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春耕前的大辩论(1)
1、春耕前的大辩论(2)
2、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1)
2、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2)
3、农村改革：包产到户(1)
3、农村改革：包产到户(2)
4、国企改革：“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1)
4、国企改革：“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2)
5、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
5、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
6、价格双轨制：“双轨”生“商鬼”(1)
6、价格双轨制：“双轨”生“商鬼”(2)
7、股票市场的试验：国企改革新探索(1)
7、股票市场的试验：国企改革新探索(2)
8、梨树县“海选”：市场经济呼唤法制与民主(1)
8、梨树县“海选”：市场经济呼唤法制与民主(2)
9、送别小平：从“伟人政治”到“常人政治”(1)
9、送别小平：从“伟人政治”到“常人政治”(2)
10、香港回归：正义和实力的胜利(1)
10、香港回归：正义和实力的胜利(2)
11、汶川大地震：多难兴邦(1)
11、汶川大地震：多难兴邦(2)
12、08奥运：北京欢迎你(1)
12、08奥运：北京欢迎你(2)
序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我们亲身经历的这个时期已经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一半多一点的时间。“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改革开放已经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记叙，加以研究。
过去，历史学家有个习惯，一般要与自己研究的对象保持50年的距离，既所谓的“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然而，现在各国史家所做的研究都向后伸延，离现实越来越近。这种变化反映了一种需求，人类社会发展越快，人们就越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方位有一个比较准确和及时的判断。于是，历史这门最古老的学科也就越来越贴近现实。其实，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是“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构筑未来”。研究历史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对现实有更全面的认识，“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续和飞跃，是这一历程的最新阶段。这段历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发展变化最快、最大，且内容极为丰富，影响必定深远。这是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历史，由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亲历者，都是知情者，都有诉说这段历史的权利。但作为个人，我们所见证的只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一个小侧面，而且亲身经历的事件我们也未必能很好地理解它。于是，我们就需要借助比较全面的历史记叙和分析。
毋须讳言，当代人写当代史是有局限的：一些重要史料还未能解密，一些重大事件的内幕还没有披露；这段历史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不少事情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还十分紧密，一时难以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后人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拥有后人所无法具备的亲历者的直觉；我们处在信息时代，能获得的资料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者，我们所了解的细节也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这又使得我们有可能写出比较全面而且会十分生动的当代史。
《伟大的历程》一书比较全面地记叙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三位年轻作者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传媒专业，他们敏感而富有激情，且有丰富的电视实践经验，近年来参加了《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伟大的历程》等一系列纪录片的创作。他们虽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努力吸收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他们理解历史写作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真实，并力图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这一原则。他们关注的不仅有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也关注社会生活的变迁。同时，媒体人写史还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优势，这就是长于把“蒙太奇”思维融合在文字表达中，在细节和故事之中探寻历史真相，在富有画面感的叙述中勾勒历史脉络。这使得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知识性。
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历史的发展不是逻辑的演绎，其过程充满各种变数，其结果亦有多种可能。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了解历史，研究历史。对历史的认识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更多是经验和智慧，而不是关于未来的直接答案；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可以使我们在展望和把握未来的时候有更高的视点和更宽阔的视野。历史也不仅仅属于历史学家。作为国史和党史的研究者，我希望史学界和传媒界能有更多的深度合作，让历史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公众奉献更多的优秀读物，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
章百家
2008年11月18日
1、春耕前的大辩论(1)
1968年，辽宁岫岩县一个叫黄旗沟的小村庄在这一年春耕前爆发了一场“大辩论”。
1964年春耕时，原岫岩县委在这个生产队总结了一个具体贯彻执行“三自一包”的经验，叫做“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原岫岩县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岫岩县代理人”。到了1968年春开犁种地的时候，这个“经验”要不要继续推行就在广大“贫下中农”中产生了一场“大辩论”。
在辩论中，一种意见主张继续推行过去的做法，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这样可以提高积极性，有奖有罚，责任清楚，干活起劲，进度快。另一种意见主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思想领先，强调为革命种田。
老贫农王连山在辩论中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劲往 公 上使，干活扎实。突出工分，有劲就往 私 上使，完全是为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就拿打柴来说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员怕苦怕费粮，谁也不愿上山，拖到种地的时候还在打柴。今年办了学习班，大家都向张思德、白求恩学习，10天工夫就备足了全年的烧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得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绝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经过“辩论”，人们认为，要不要实行“小包工”，是关系到农业生产方向的大问题，是关系到两条道路斗争的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走向邪路。“小包工”是中国赫鲁晓夫式的活命哲学，是毒害贫下中农的“砒霜”。只有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才能种好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是种不好地的。要经常斗私，经常批修，千忙万忙不转向，红心永向毛主席，打好革命、生产两大仗。
后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这场“辩论”，题目是：《开犁前的一场革命大批判》。在《人民日报》配发的编者按里，这场“大辩论”被说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批判”，引导农民“真正从思想上彻底煞住了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树立了靠毛泽东思想种田，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姓资姓社”成为人们一切行动前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为革命种田”的结果是：直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还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多30公斤，比1956年多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导一切的年代，贫困无处不在，农村连吃饱饭的问题都没有解决。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到安徽定远、凤阳等地去采访。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志愿军的史成德一家10口人，只有3只碗，还是破的。1979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记者到西部农村调查。调查发现，1978年西部农村全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是山西吕梁地区，为人均70元；最低的是宁夏固原和定西，只有36.8元。
“文革”期间，历史学家高华有一天在南京大学校园看到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直到今天高华还记得，这群农民中男女老少都有，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来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天津第一棉纺织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有66.95%的人平均收入在20~25元之间，18.84%的人平均收入在15~20元之间，8.11%的人平均收入在13~15元之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上的只有几户人家。
在调查中，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这个厂挡车
1、春耕前的大辩论(2)
组贫困户张淑珍家一个月的日常生活开支。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精打细算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文革”结束后，万里来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1978年3月，万里到安徽定远县考察，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目睹了万里和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之间的一段对话。
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解开破棉袄，拍着肚子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这位农民又拍拍肚子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
后来，万里感慨地说，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就在人们还在为春耕辩论走什么道路，天天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国家的活力在一天天丧失，人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0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日益拉大。10年“文革”的浩劫结束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危险边缘。
2、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1)
复出后的邓小平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
1977年7月23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见了长沙工学院的负责人张文锋和高勇。长沙工学院的前身就是“文革”前闻名全国的“哈军工” 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新中国兴办的第一所军事工程高等学府和重要的国防科研机构。在“文革”中，哈军工和全国高校一样，经历了10年的“冬眠”。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
“1975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该发展。”
当时担任长沙工学院系副主任的高勇，现在还记得这次谈话的每一个细节：
“他（邓小平）说，我抓教育，我对现在的教育很不满意。他说，我想找一个学校带个头。 我就抓住机会插了话： 邓副主席，我们学校能不能带个头？ （他说）那当然可以的了。声音还特别的高，那当然可以的了！”
这次谈话成为长沙工学院发展的转机，不久，长沙工学院改名为国防科技大学。
这一年6月，教育部在山西的晋祠宾馆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最终决定仍然延续“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
8月4日，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
就在同一天，在北京饭店，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报道，留下的影像资料也很少。但是，这次会议却因邓小平作出的一个决定，而改变了几千万人的命运。
这天上午8时，邓小平来到了会议现场。座谈会一开始，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学者们的一些顾虑被打消了。会议一开始，“文革”中“两个估计”对教育界知识分子造成的迫害，成为座谈会的中心话题。
所谓“两个估计”，来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会议因此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30年后，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的细节。查全性后来回忆说，参加这种会议，很多人都不是从头听到尾的，而邓小平能够从头听到尾。而且，邓小平每次都准时到会，也很少插话。邓小平的耳朵不太好，女儿邓楠就在旁边一句一句地说给他听。
对所谓“两个估计”，邓小平在会议座谈上明确指出：
“我看，主导方面是 红线 。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邓小平这番话，引起了学者们的强烈反响，会场情绪开始高涨。查全性觉得，这次会议有可能解决某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是个好机会。会议的第三天，查全性将意见写在一张稿纸上，措辞激烈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
查全性的发言使与会者感到意外。因为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当年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决定继续沿用“文革”中招生的老办法。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那天送到邓小平手中，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无论是查全性还是其他人心
2、恢复高考：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2)
里都明白，当年恢复高考的难度很大。
令与会者更没有想到的是，查全性发言结束后，邓小平问在场的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查全性马上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
查全性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邓小平）说今年恐怕来不及了，他说了以后，我们大家就说今年还来得及，虽然已经开了招生会议，但是还没有报名，还没有考，许多事还没有做。”
查全性插完话，刘西尧对邓小平说：“推迟开学，今年就恢复还来得及！”
邓小平做了一个手势，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邓小平最终拍板：当年恢复高考。随后，邓小平指示教育部紧急追回正在送往国务院的招生报告。
这个关系到几千万知识青年命运的重大决策，当天就在北京城迅速传开了。
3、农村改革：包产到户(1)
1979年1月29日，当世界把目光聚集在大洋彼岸邓小平的访美之旅时，在中国安徽肥西县小井庄，以往要休息到正月十五的村民们，正月初四就下地干活了。在热火朝天的劳作氛围中，人们的内心既喜悦又惶恐。没有人预料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将从中国广袤农村的田野上燃起希望，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作出最为生动的注脚。
四个多月前，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了一次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此前一年，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除长江、淮河流域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龟裂，全省受灾农田6000多万亩，粮食严重减产。
大家最后商议的办法是“借地”给村民。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为“四定一奖”（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工本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全村人员作出了更为大胆的决定，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甩开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到一周，老天帮忙，连着下了两场及时雨，庄稼长得格外喜人。然而，“包产到户”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大字报不仅贴满了山南镇的街道，连小井庄的墙上也贴满了。一条标语写道：“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不仅如此，一封状告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在小井庄的村民忐忑不安之时，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们也在经受着相同的考验，不同的是他们的行为更为“悲壮”。18户村民不惜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