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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所误的崇祯（1）
性格所误的崇祯（2）
性格所误的崇祯（3）
性格所误的崇祯（4）
性格所误的崇祯（5）
性格所误的崇祯（6）
性格所误的崇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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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争斗、权谋之术、战争之术，本书足以调起我的胃口。掩卷沉思，忽自惊，这就是历史，但也是当下的职场现状。
——《新前程》杂志执行主编 邓晓燕
本书不是“厚黑学”，却让我们在历史的狡诈之中认识了“道”与“术”。在“道”的指引下，在“术”的推动下，职场之路将更加开阔。
——栖息谷社区运营总监 少天
本书给了职场一个新的定义：现代职场中我们所应用的一切技能和经验，其实都早已为历史先人所领悟。商振似是无意探究历史荣辱起落循环往复的悲剧根源，而是着意解读古今天下的成败的秘诀，并将其与我们的职场生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零售商学院》主编 沈奎
本书让人有种莫名的兴奋，那些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的历史，原来每天仍在职场上演。作者不是在讲故纸堆里的事，而是在讲职场生存之道，讲职场生存所必须了解的智慧。
——华人英才网CEO 杨勇
视野决定成败，以什么样的视角去审视职场，将决定我们获得怎样的信息和价值。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职场观察视角。
——智典营销机构运营总监 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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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心离俗事话功名品评兴衰荣辱
1. 乐不思蜀的阿斗 1
2. 性格所误的崇祯 6
3. 好人恶名的雍正 12
4. 闯王皇帝李自成 17
5. 布衣贤相话王猛 25
6. 吕端大事不糊涂 31
7. 几起几落的寇准 36
8. 一人战斗王安石 43
9. 一败涂地张居正 49
10. 洞悉人心的郭嘉 55
11. 未被封侯的李广 61
12. 传奇一生薛仁贵 65
13. 绝不混混的李卫 70
14. 幻梦一场话和绅 75
15. 褒贬不一曾国藩 81
下篇：身陷凡务语心机纵论道术权谋
16. 安静，未必没力量 86
17. 小人，未必不可用 90
18. 常情，未必只小意 94
19. 敌人，未必非自立 98
20. 好恶，未必只私情 102
21. 明伦，未必不化俗 106
22. 钱财，未必真小利 110
23. 容过，未必非容福 114
24. 伤你，未必是害你 118
25. 舍小，未必不得大 122
26. 顺从，未必是怕你 126
27. 位卑，未必权不重 130
28. 小事，未必不可大 133
29. 眼泪，未必不为器 136
30. 愚钝，未必是真傻 140
性格所误的崇祯（1）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之君大都会被后世所骂，崇祯帝是个例外。后世评价他时，大都很同情他。因为，当接力棒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回天。明末，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外有后来的江山得主清朝虎视眈眈。屋漏偏逢连夜雨，崇祯帝执政的十几年里旱灾、水灾、蝗灾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把更多的饥民推向了“流寇”那一边。皇朝内部，大臣们各有各的心思，后代历史学家经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良臣辅助(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竟没有一位历史上很知名的朝臣)导致崇祯的悲剧，还是崇祯注定的悲剧淹没了良臣虎将。明朝就在一片吵闹的纷扰之中消亡，崇祯也在众叛亲离后将自己吊死在煤山上。
崇祯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如果论起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的一个。正因为这样，后世大都认为明朝灭亡与他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悲剧人物。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难道真应了那句“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吗？
崇祯在刚刚登基之后，曾当机果断地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这是他最为光辉的篇章。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年改元崇祯。而此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两人分掌朝廷内外两大兵权。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处在恐惧和压抑之中。
崇祯是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的，当天晚上没敢睡觉，因为他害怕有人会谋害他。他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防身，不敢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在这样的氛围中，崇祯没有办法沉浸在君临天下的喜悦，而只能考虑如何稳固自己的位置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登基之后作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除去魏忠贤。他要怎样开始这个大计划呢？
性格所误的崇祯（2）
崇祯知道，凭他现在的势力，根本无法除去魏忠贤。因此，他需要把拳头藏起来，用笑脸相迎。在最初对待魏忠贤的态度上，崇祯和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对之，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而另一方面，他将自己原来王爷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人身安全。与此同时，崇祯在逐步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并以此向朝臣发出信号。
魏忠贤一次给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崇祯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当时各地官员，为了巴结魏忠贤，纷纷在属地为其兴建生祠，以表达对魏忠贤的尊重之情。崇祯读了这篇奏折，批复道：“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借着这道折子的坡，崇祯下驴了。在看似“顺从” 魏忠贤意愿的背后，崇祯抑止了朝野上下对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同时向朝臣发出信号：清算的时候到了。
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呈秀毫无益于厂臣(魏忠贤)，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意思是：所有的坏事都是崔呈秀做的，而魏忠贤是天底下最好的人。这显然是丢车保帅之策，把所有问题都让崔呈秀来扛。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魏忠贤党羽中很有分量，是魏忠贤门下“五虎”之一、得力干将。这次崇祯有便宜照捡，准奏，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
停生祠，免呈秀，两记杀威棒一出，这下朝廷中的大臣们就摸准了风向，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但不是有人弹劾就可以下手了，崇祯选择了继续等待，他在等待魏忠贤下一步的动作。魏忠贤还是上钩了，迫于舆论压力，他主动请求“引疾辞爵”， 崇祯照准。在削掉魏忠贤官职之后，崇祯派魏忠贤到中都凤阳祖陵司香，这正是崇祯的杀着所在。
性格所误的崇祯（3）
名为司香，实际上是将魏忠贤从权利中心赶走，一旦离开了京都，魏忠贤就是孤军奋战，失去了党羽们对他的有力支持。魏忠贤失去党羽的掩护和帮助，捉拿他的事情才可以一击即中。魏忠贤前脚走，崇祯就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锦衣卫捉拿到此，魏忠贤自缢而亡。
魏忠贤其实死得蹊跷，在外他没有帮手，但回京他就大有机会，他不会不知道自己还有残余势力，但他竟然放弃了生机。其实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魏忠贤死了，这正是崇祯想要的结果。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开始了，至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才告完结。
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体现了崇祯的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但令人不解的是，费尽周折地除去魏忠贤阉党之后，崇祯自己又继续信任宦官，走上了如他兄长一样的轮回。也许这正是崇祯性格多疑的一个验证，他不信任外人，而只相信自己身边的人。可见，人真的不是相信值得信任的人而是相信愿意信任的人。值得崇祯信任的袁崇焕就没那么幸运，自己拼死卫主，结果却被崇祯凌迟处死。
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接受崇祯召见时，曾许下海口“五年平辽”。事实上，袁崇焕确实很有几下子，在辽东宁远、 锦州及山海关一线确实是牢牢守住了京都门户，清朝军队在此尺寸未进。后来，皇太极没办法，绕过袁崇焕布置的防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清朝10万军队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二三百里。袁崇焕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然后自己也于十一月五日率兵入关。十一月二十日，崇焕在广渠门与清朝军队开战，袁崇焕身先士卒，将皇太极逼退。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已经完全肃清。没想到打败了敌人的袁崇焕马上就要上路，一条不归路，死神正一步一步向其靠近！
十二月一日，崇祯在紫禁城平台召见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袁崇焕，传谕是要“议军饷”。北京此时是全城戒备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同他议军饷，而是当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此时袁崇焕才明白所谓“全城戒备”，戒备的不是清兵而是他及他手下的精兵。可笑的是，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遂节制辽兵，得知此消息后率部东返，不理会崇祯的“勤王”命令了。后来还是靠着狱中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及守辽军队召还，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性格所误的崇祯（4）
事情的起因，据《崇祯长编》记载：杨春、王成德两名太监被清兵俘虏，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和巴克什达海等看守这两人。几个人坐在两个太监隔壁，故意在谈话中暗示袁崇焕已经与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后来，杨、王太监居然“神通广大”地越狱成功逃回紫禁城。这俩人刚从鬼门关旅游回来，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我这一路上”的记实文学，并第一时间将文稿交给了崇祯皇帝。皇帝此时很相信太监——他身边的人，所以才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饷”。
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人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从后来的一系列事件来看，这一看似平常的“狡兔死走狗烹”却为明朝灭亡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而崇祯犯下如此严重错误，居然只为太监听来的一句话，这再次印证了崇祯悲剧实际上是其多疑性格的悲剧。除开性格多疑，崇祯的性格中还有其他的弱点。
袁崇焕死后，明朝在与李自成的各次对抗中，均处于劣势。究竟谁能担当抵御反贼的重任？此时他想到了吴三桂。吴三桂继袁崇焕之后镇守山海关多年，一样将皇太极挡在关外，实战经验和能力自然不用说，调此人来指挥军队对抗李自成，不失为一计良策。但“聪明”的崇祯皇帝，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又打起了小算盘。把吴三桂调进关，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兵，他不想担这个丢疆土的罪名，因此，想拉上朝臣一起“上刀山”。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崇祯正式向大臣就调吴三桂入关一事征询意见。大臣们都承认吴三桂是抗击李自成最好的人选，但大家也都心里跟明镜似的明白：崇祯是想拉自己垫背呢。啥年代了，还玩这招！这都玩过了啊！
两年前的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被李自成打得很狼狈的时候，崇祯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安内——扑灭闯王起义。崇祯与兵部尚书陈新甲商议后，决定秘密进行此事，并交由陈新甲具体实施。可惜事情还是张扬出去了，大臣们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此时崇祯害怕担个“媚外”的罪名，没等陈新甲说话讲出实情，就把他拉出去给“咔嚓”了。这事情才过去不到两年，大臣们还是记得的，没有人想做第二个陈新甲。
崇祯一再声言：“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这些大臣们都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了，谁肯上这贼船。崇祯有意推卸责任，朝臣含糊应对，谁也不拍这个板。后来崇祯逼问得紧了，朝臣就想出一个很“民主”的办法——向各省督抚征询意见。在此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皇帝和大臣在这慢悠悠地推太极，二月八日山西首府太原城破，一晃二十天过去了，调吴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此事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朝臣们没有明确表态，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
性格所误的崇祯（5）
时间没了，机会没了，京师也没救了！等到崇祯皇帝在三月初终于下了让吴三桂勤王的命令后，吴三桂的军队刚刚开拔，北京就已经陷落了。
身为国君，在危亡时刻不能力挽狂澜，反而为了谁的责任问题而与群臣纠缠不清，最终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反映出崇祯性格中懦弱的一面。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扛问题的，天塌了，你不扛谁扛，虽然你个头不高，但谁让你在最上面呢？如果你都不想承担责任，又有谁会愿意为你承担责任呢？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过一次。
崇祯十七年二月十日，总宪李邦华向崇祯帝提出了迁都南京的建议。根据李邦华的建议，崇祯帝可以以到孔庙圣地的名义出京，出京后直接南下去往南京。崇祯听后没表态，只说“知道了”。崇祯可不是没听进去这个建议，后来就在朝会上讨论这件事情，可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即便是南下，也应该是太子南下，而皇帝应该守卫社稷。我这做皇帝的留在这等死，你们领着接班人躲风头去了，如果我这儿有个万一，你们立马拥护新皇帝即位，酒照喝，舞照跳，官照当，就皇帝我一个人和阎罗王下棋，真亏你们想得出来。那还讨论南下做什么？崇祯于是冠冕堂皇地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这话说得显然违心，既然已经打算“死社稷”了，怎么还抛出南下这个议题呢？
末了，崇祯还给提出南下建议的臣子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废话，不打算逃跑你开会研究它干吗？准备组团到江南旅游？你就是有这个精力和时间，人家李自成还不干呢，他还想找你喝酒呢。自己没走成，还埋怨人家。大臣们一看风向不对，马上调转口风，纷纷表示放弃南迁主张。但崇祯不是不想南迁，只不过是他想代替太子南迁，于是就又大骂“光时亨阻朕南行”，光时亨因极力反对南迁而成了倒霉蛋。
崇祯可能觉得这话说得太露骨了，显得自己太想逃跑了，于是又回过头对提议南迁的臣子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说是“毋复多言”，其实崇祯是想做个姿态，让大臣们极力进谏，这样自己“盛情难却”顺水就把南迁的事情定下来了。可谁想，他这前后矛盾，一会迁一会死社稷的，搞得大臣们也摸不清风向了，迁也不是，不迁也不对，到底怎么着你给个痛快话啊！既然风向不清，那就闭嘴不说，于是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南迁没形成决议，崇祯的逃跑计划没能成功，此时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李自成没有马上开始攻城，而是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自己与崇祯皇帝谈判。杜勋带来了李自成的要求：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这样的条件，对于已经内忧外患的崇祯帝应该是最好的条件了。只要给了李自成一个官方身份，马上就可以解除起义军对自己的威胁，同时又为自己抗击满清增强了力量。可是崇祯又犯了老毛病，他不想落个“偏安”的名声。他希望找个替罪羊，此时在他身边的大臣魏藻德成为他的目标。
性格所误的崇祯（6）
崇祯便问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那意思是：你说行，然后我同意，这事情就成了。可魏藻德不想背这个黑锅，他选择了沉默。崇祯于是再次发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依旧“拒绝回答”。没办法，崇祯拉不下这个面子谈议和，于是打发走了杜勋。杜勋刚走，崇祯帝就拍桌子摔板凳，并把魏藻德一把推倒，其气愤程度可见一斑。
崇祯不仅不能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也往往是“说得轻松做得稀松”。
崇祯十年四月大旱，祈了几次雨都没效果，此时崇祯下了一道《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