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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1)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2)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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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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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5)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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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1)
自1978年到1986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8年，有幸两次听胡耀邦讲话。一次是1978年底，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此前不久，胡耀邦任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在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耀邦对“文革”后刚恢复的共青团很是惦记，特地安排时间和团中央机关以及直属部门的干部见见面。我们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和这位老首长相聚。
此时的胡耀邦，名震中国，意气风发。他个子矮矮的，披一件黑呢子大衣，说话声音很大。讲到激动的地方就来回走动，伸出手来挥舞着。在这次讲话中，他让我们读一读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著的《激荡的百年史》，思考一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胡耀邦正直诚恳，让人感到非常亲切。我一边听他讲话一边想起他的一个故事。他曾在一个破茅棚里遇到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棚子里找不到一支笔，他就扯下一根细竹子，缠上棉花，蘸了蘸黑色的汁水当作毛笔，给青年人写字。当然，更轰动的故事是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下的赫赫功勋。这些故事，已经在团中央各个系统绘声绘色地传开了。不用说，这些故事启迪着那个时代的团干部和年轻改革者，为他们树立了理想主义的人生范式。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兼任，胡耀邦是第三把手，实际负责党校工作，筹备党校的恢复。此时，邓小平还未出山。“两个凡是”在6个星期之前出现在报端，引起争议。
中央党校不但是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而且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理论舞台，胡耀邦就抓住了理论舞台这一条。他直接负责党校工作的时间只有8个月零10天，就像他在“文革”后期任职中科院的短暂期间搞了个“百日维新”一样，他抓住了这个理论舞台，实现了巨大突破。办法是什么呢？先办刊物。他对党校的理论家吴江、孟凡、孙长江、沈宝祥、王聚五等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
“5天1期，逢五逢十出版，”胡耀邦说，“每期可以只发1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这就是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创刊号文章是吴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文章针对毛泽东，实际上也针对了华国锋。就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五一节，华国锋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仍然是“继续反右”，“抓党内走资派”。而吴江的文章却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并且提出“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不是对着干吗？
胡耀邦最初的挑战，就是这样从意识形态方面展开的，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特点和普遍现象，不像后来的改革，牵扯了太多的利益集团纠葛。有趣的是，《理论动态》创刊和邓小平官复原职发生在同一周，看来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除了《理论动态》之外，胡耀邦还办了《中央党校校刊》和《中央党校简报》两个刊物。
文章一篇接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每5天他就审定一篇，然后印制成《理论动态》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理论动态》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开始只印几百份，过了几个星期，因需要量大增，增加到几千份。
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的报告主旨，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要进行多次。由此可见，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理论动态》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冒着很大风险。
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台上掌握权力的人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千百万干部是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命运。当然，胡耀邦并不这么认为。他怎么看当时的干部状况？当然是好人受苦，小人得志。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胡耀邦当时的心态。就在这一年年初，也就是1977年1月1日，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违心去做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胡耀邦回到党校，找人写了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对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至今有些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题上工作仍然很不得力，致使许多受审查的干部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的“至今”两个字，又是暗中驳斥华国锋。
这篇文章经过17次修改，于1977年10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占了整整一版。犹如巨石投进湖面，从这一天起，读者来信和电报浩浩荡荡涌进报社。1个月之内，报社就收到1万多封信件和电报。中组部门口更是热闹。很多人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他们的手上都拿着那张《人民日报》，因为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怎么这么多人来闹？原来，在“文革”中，全国干部有17.5%的人被立案，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当时中央各机关就有6000多名干部被“挂”着。像夏衍、楚图南等人，就被统称为“社会糟粕”，窝在家里。
当时的中组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做“上访的”，视如阶级敌人。上访干部拿着《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给郭玉峰看，郭玉峰说：“这篇文章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中组部立即有人跟着说：“《人民日报》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这么多案子怎么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好不容易定的案子，现在不能翻烙饼。”
“上访的”当中有一位是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书法家舒同。郭玉峰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舒同摸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暂住，郭玉峰听说后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对这位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来就回哪去！”
郭玉峰把前来申冤的老干部气疯了。他们拿起毛笔写了无数大字报，贴满中组部大楼内外。郭部长嘿嘿冷笑，叫人撕下来，把大字报送到中央党校给胡耀邦，因为他听说文章后边的指挥是胡耀邦。胡耀邦对郭玉峰并不陌生。解放战争中，胡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郭是他下边的一个团政委。“文革”中，身为某军政委的郭到中组部“支左”，受到康生欣赏。康生说郭是全军“最优秀的政委”。胡耀邦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变成这样？胡耀邦让手下把大字报再送给人民日报社，然后他又开始修改一篇针对中组部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1月27日，《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发了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勇气真是令人慨叹，总编辑胡绩伟明知道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还是自作主张发表了。那时候的人民日报社有个8字的报训：“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他们也真是这样干的。胡绩伟下令把胡耀邦送来的大字报汇编成册，取了一个题目《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给叶剑英和邓小平。叶、邓和陈云联手行动，合力驱郭。华国锋无可奈何，问谁接替，三人回答：“胡耀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北京西单北大街中组部的灰色大楼。楼内楼外热闹起来，鞭炮声响成一片，门外那群衣衫破烂的上访者也都面露喜色，他们把重见天日的希望寄托在胡耀邦身上。此时，胡耀邦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仍未免除，《理论动态》仍由他一手掌握。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2)
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开头就是：“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他举了一大堆大家心知肚明却又不敢说的例子：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个叛徒案、内蒙人民党事件、刘少奇冤案和许多由于“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案件……
“两个要求”：一是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靠边站”的老同志如杨士杰、张策、章蕴、蹇先任、陈野苹、曾志、何载等几十位部级局级老干部请到办公室谈心，请他们帮助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但是，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听说此事，很不以为然。他说：“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在压中央嘛！”
胡耀邦不管那些。他对中组部的干部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顶住各方压力，每天和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他一边看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竟然造成这么大的悲剧扼腕叹息。中组部的干部问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这种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一些人的不满。汪东兴说：“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他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但是这顶大帽子没有吓倒胡耀邦。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严令报刊不要报道胡耀邦说的这些话，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
在胡耀邦主持组织工作1年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并经中央批准，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个资本家恢复了工商业者、劳动者的身份。夏衍、楚图南等人也安排了工作。真堪称救苍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比如，1978年2月到4月，胡耀邦昼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个案子。其中有一个“新内蒙古人民党”的案子，曾使8.7万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万人含冤而死，总计有34.6万人受到牵连迫害。胡耀邦一手推倒这个大冤案，使这些人全部重见天日。还有一个著名的“五一六”案，牵涉到成千上万“‘五一六’分子”。胡耀邦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于是，这个陈年积案冰融雪化，不复存在了。
“胡青天”的名字一下子在全国爆响。到中组部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彭真、薄一波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有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家属开始鸣冤叫屈，有刘少奇一家人，有彭德怀的亲属……彭德怀的侄女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如此动人心魄，就连铁汉子也流下了眼泪。
有些案子实在太大，以胡耀邦当时的地位还无权决定这些问题，他就把这些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人手中，积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不懈努力，在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至于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凭借自己的权力为他们平反昭雪。
在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还在审阅着5天1期的《理论动态》。从1977年夏到1978年春，《理论动态》出版了40期。他非常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到此时，所有的努力，还都是在治疗伤痕，还说不上与旧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时代，就更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这只是从侧面遏制了一下“两个凡是”的潮流。新时代的开创者还没有从正面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还无法给旧时代一个致命的打击。
时代转折的契机，落到了《理论动态》头上。
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7年10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复校典礼上讲话，要求党校研究第九次（与刘少奇斗争）、第十次（与林彪斗争）、第十一次（与“四人帮”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让大家重新研究“文革”。叶剑英显然希望学员们打破思想禁锢，对“文革”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但是在讨论中，807位学员和几百位教职员却吵得不亦乐乎。也难怪，当时很多人的脑子里还有禁区。比如胡耀邦把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的“讨论提要”中扣在刘少奇头上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给删掉了。有的学员就厉声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写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这些学员认为，判断是非仍然应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
其实，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就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对‘文革’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胡耀邦这些话，实际上是婉转地否定了要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支持胡耀邦，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曾经使用这样的武器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国的权力，他的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在此期间，《理论动态》的编辑曾经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在胡耀邦多次指导下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第二稿。文中说：“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就是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源头。
当然，学员中也有很多明白人，赞同胡耀邦的主张，认为判断“文革”的是非对错，要以实践为标准。来自上海的高级班学员，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徽芜湖人杨西光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其后不久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讨论中的体会写成文章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