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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开拓视野、有助历史反思的书
传达进步的历史观
左图右史，图文两证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1）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2）
英雄的诞生（2）
英雄的诞生（1）
英雄的诞生（3）
英雄的诞生（4）
早年纪录（1）
早年纪录（2）
过渡期的国王
一套开拓视野、有助历史反思的书
何兆武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及其野蛮史）乃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或野蛮）积淀的结果，是历来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参与其中的人类共业。但是每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及其影响却各不相同。我们总是会希望了解历史上所有的人，但实际上往往只能是了解其中少数特别突出的人、个别的人，因为这些人足以代表或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时代及其特色。《昨天和今天的世界领袖》丛书，就是这样性质的一套丛书。这套书选择了历史上最有特色和最具影响的一百多位历史人物，凝练又不失生动地介绍了他（她）们的生平业绩和影响。
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历史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读者们不必把这套书看作历史的定论，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并有助于对历史的反思。毕竟这里的人物确实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最有影响而又最具有典型历史意义的人物。
本丛书每一部均附有丰富的插图， 几乎占有一半的篇幅，文字不过五六十页左右。限于篇幅，作者不可能对许多历史问题深入地展开探讨。这些书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一般读者提供一条清晰的线索，藉以了解人类过去的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的历史。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不妨再作进一步的深入阅读和研究。本丛书的读者并不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它的目的也只是为一般的读者提供一些初步的知识。
本书的主编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为当今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著有和编纂过多种历史著作，均极为畅销，本丛书尤其具有浅显易读的特色。当然，读者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不必一定认同作者的观点和见解。但是阅读作者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及其背景，却仍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价值和影响。
传达进步的历史观
秦　晖
人们的生存状态是有好坏之分的，而好坏之分是有普世标准的，尽管这些标准有多元、相对的一面。例如一个技术先进的时代可能有野蛮的制度，一个战乱不已的时代可能“国家不幸诗人幸”，在文化上群星灿烂。虽然对一些事情的评价会有因文化与传统而异的不同，但是最基本的人文价值还是应该有普世性，我们据以将不同的状态分别称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都未尝不可。
历史学就是要研究这些不同状态之间的演变。但是实证的历史表明，所谓“落后”变“先进”、“野蛮”变“文明”的“必然性”或者“客观规律”并不存在。无论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全人类“必然”进步的“普遍规律”，还是文化决定论意义上的某个族群“必然”进步或者“必然”落后，都是无法证明的臆说。
因此，历史的本质是非决定论的。人们的状态可能变坏，也可能变好，这取决于人们的选择和努力。在时间上，某些关键点即重大历史契机时期的选择比一般时期的选择更为重要，在选择主体上，某些人的选择对其他人的命运有更大的影响。而且这两种情况还往往互相影响，形成“时势造英雄”或“英雄造时势”。这两种现象都是客观存在，而历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时势”与“英雄”展开的。
在我看来，进步的历史观比起陈腐的历史观，只不过是不再把成为“英雄”的资格看成某些特殊个人的先天特权，而是把“英雄”看作时势与个人的努力的共同结果。陈腐的历史观相信某些人一生下来就“天纵英明”，而英明的主要表现是有权有势能够役使他人，而我们现在相信成为英雄的机会是向努力的人们开放的，而且英雄应该有益于公众，这并不必然与权势挂钩。杰出的帝王固然是英雄，但像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作为英雄的资格绝不亚于前者。
我觉得，这就是这套人物传记丛书的价值所在。
左图右史，图文两证
刘苏里
两种情况下，人类往往不厌其烦地回顾自己的历史，一是教育自己的后代，一是遭遇重大挑战和灾难。于后者，是想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勇气与警示；于前者，是企图让后代牢记先辈艰苦卓绝的行动轨迹，伟大卓越的指导行动的思想、智慧与精神。由执美国历史学界牛耳的小施莱辛格挂帅的《昨天和今天的世界领袖》丛书，努力在以上两个方面有所建树：它用巨大规模（遴选百人）、超长历史跨度（2000年），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人群中那些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无与伦比的精神状态；对负面人物行迹与思想的呈现，也构成了一代代人类反省自我的养料与资源，让他们回顾先辈光辉荣耀的业绩同时，永远记住那些让人类羞耻的血污。这套丛书另一值得赞赏的努力，是图文两证法的精彩融合，不失平衡——左手图右手史的读者理想，得到有机体现，使后辈读者享受文字信史快感的同时，领略通过图片进入当时历史（人物）情境的风景。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1）
阿瑟•施莱辛格
有人说，领袖是时代的舵手，推动历史的巨轮往前迈进。领袖这概念肯定个人具有煽动、激励并动员群众的能力，使他们一起行动，朝共同的目标奋斗。其目的无论臧否，伟大的领袖都是那些能名垂青史的男男女女。今天，领袖这概念包含了一个论点：个人能改变历史。这一论点从来就没有普遍地被接受。从古到今，著名的思想家视个人只不过是一些更大力量的工具或傀儡，这些力量可能是古代的众神，也可能是现代的种族、阶级、国家、辩证法、人民意志、时代精神，甚至历史本身。违反了这些力量，个人会变得无足轻重。
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Tolstoy ）相信历史决定论，在他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里，有一段非常有名的陈述。托尔斯泰问道：“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 ）中，有那么多人泯灭了人性，来回驰骋于欧洲大陆，屠杀自己的同类？”托尔斯泰自己回答说：“战争注定要发生，只因为它注定要发生。”所有先前的历史预定了它。至于领袖，托尔斯泰说：“他们只不过是标签，给结果一个名称；正如标签，他们和事件可能只
有最小的关联。愈是伟大的领袖，很明显地，他的每一行动愈是必然与命定的。”托尔斯泰说：“领袖是历史的奴隶。”
决定论有许多类型。但“人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概念却违反了人的天性。严格的决定论废止了人类自由的概念，这概念假定“自由选择”是我们一切言行和思想的基础。严格的决定论也废止了人类责任的概念，因为对于在定义上人们所无法控制的行为加以奖赏或惩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依决定论的信条而行，必然产生矛盾。
再者，历史也驳斥“个人对历史毫无影响力”这一概念。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位英国政治家，在晚上十点半左右，穿越纽约公园大道，不幸被汽车撞倒。后来他回忆道：“那一刹那，天旋地转，整个人都吓呆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像蛋壳般被压碎。”十四个月后，一位美国政治家，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坐在一辆敞篷车里，遭刺客狙击，结果击中他身边的人。那些相信个人对历史毫无影响力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康斯坦西诺（Mario Constasino） 的车子在一九三一年撞死了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桑格诺（Giuseppe Zangara ）的子弹在一九三二年射杀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接下来历史的发展还会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样吗？又假如希特勒（Adolf Hitler ）死于一九二三年的慕尼黑街头暴动（Munich Putsch）， 现在的二十世纪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个人对历史的确具有影响力。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 ）写道：“除非透过大大小小的创造者主动积极地去创造，让其他平凡的大众去模仿，人类不可能有任何成就，而这也正是促使人类进步的唯一原动力。伟大的天才为我们指点去路，树立典范，让普通人去遵循。”
詹姆斯认为所谓的领袖，意味思想上以及行动上的领袖。思想上的领袖最后对世界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正如威尔逊（Woodrow Wilson ）曾说的：“在一般人眼中，行动的领导者才是人们的领袖……新思想便是透过他们，才转化成行动的粗糙语言。”思想上的领袖经常孤孤单单、默默无闻地进行创造，让后代去仿效、遵循；而行动上的领袖——本丛书所描绘的领袖——则必须对其当代产生影响。
行动领袖光凭自己是无法产生影响力的。他们必须捉住时代的脉动，并依时代的脉动而行。他们的天纵之才必须“切合时势”。没有追随者，领袖是毫无作用的。伟大的领袖能转化群众初萌的情感，利用它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乘机抓住了当代的希望、恐惧、挫折、危机和各种可能性。只要有事变发生，为他们铺路，只要有正等着唤醒的群众存在，只要他们能提出井然明晰的理念，他们就能成功。领袖接通了个人和群众之间的回路，并因此而改变历史。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领袖得为历史上最大的愚行和最恐怖的罪行负责，这些愚行和罪行使人类饱受磨难；对于人类的一些成就，诸如个人自由、宗教和种族容忍、社会正义，以及尊重人权等，他们也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没有一个肯定的方法可以预先告诉我们，怎样的领袖将会造福人群，怎样的领袖将会危害世界。但是当你对本丛书所罗列的领导者作一概略的巡礼，这或可为你提示一些有用的检验方法。
其中有一个检验方法如下：领袖是靠武力或说服来领导？是靠下令或经同意而领导？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领导权都是借着神权的名义在行使，而追随者的义务则是听从和服从。“不必问为什么，只需尽力去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些时候，比方欧洲十八世纪所谓的开明专制君?，他们人道的胸怀，使他们专制的领导显得生气勃勃；但更常见的是：专制主义总是助长了对支配、土地、财富以及征服的热情，并带来暴政。
现代伟大的革命是平等的革命。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逐渐摧毁了旧有的权威、阶级和服从的架构。平等的革命对领导的本质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其伟大的论著《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一书中所指出，平等可能意味奴役的平等和自由的平等。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2）
托克维尔写道：“我知道只有两种方法能在政治世界中建立平等。权利必须赋予每个公民，或只赋予一个人，他是全民的主人，除了他以外，任何一个人均不赋予权利。”“在全民主权和一个人的绝对权力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在他对二十世纪极权独裁政治的惊人预言中，他解释了平等革命如何导致了威权主义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可怕专制。
但是当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主权在民建立之后，领导的问题便产生了一个新的风貌，变得比以前更费力，更艰难。借绞绳、火刑柱以及集中营和劳改营的恫吓来发布和施行命令是很容易的，但想靠说理、论证或实际的功绩来软化反对者，并赢得同意，那就困难多了！正如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在他首篇联邦主义论文中所写的，他们相信历史正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决定人们是否真的能把政府建立在“反省和选择的基础上，或者他们永远都注定要依赖……偶然与暴力”。
奠基于反省和选择的政府，需要一套新的领导和追随模式：领袖必须对公众关切的事务有所反应，追随者在过程中必须是活跃且充分吸收讯息的。民主并不将情感从政治的范畴中除去，有时民主会促进煽动性的宣传，但毫无疑问地，你不能永远地欺骗所有的人。
此外，民主也不保证一个德智兼备的政府，因为人民的声音不必然就是上帝的声音。但民主保障反对的权利，这是对抗专制主义内在弊端的天然利器。正如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的总结：“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检验领导的第二个方法是：追求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当领袖的目标只是在追逐某一种族的优越霸权，促进极权的革命，获取并剥削殖民地，保护贪婪和特权，或保持个人的权力，那么他们的领导对于促进人类的理想可能鲜有裨益。然而当他们的目标是废止奴隶制度，解放妇女，为穷人和弱势者创造机会，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维护表达和反对的自由，那么他们的领导将会促进人类的自由和福祉。
领袖能危害世界，也能造福世界。在本丛书中，你便可以看到这两种领袖。甚至对于所谓“好的”领袖，也必须谨慎地加以看待。领袖并非神人，没有一个领袖是永无谬误的，每个领袖都必须经常被提醒这一点。诤言会冒犯领袖，但却能拯救他们。盲目的服从不但会使领袖堕落，也贬抑了追随者。塑造领袖崇拜永远是一个错误。幸好英雄崇拜会产生它自己的解毒剂。爱默生（Emerson）说：“每一个英雄最后都变得令人厌烦。”
伟大的领袖鼓励我们依自己最佳的自我而活，并鼓励我们主动积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肯定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力。因为伟大的领袖证明人类自由的真实性，反抗历史必然性的假定。他们证明在我们里头所可能潜藏的智慧和力量，这说明了为何林肯（Abraham Lincoln ）仍是伟大领袖的最佳榜样。爱默生说：“伟大的领袖为全人类展现新的可能性。”
总之，伟大的领袖借着解放并激发追随者的潜能，以证明他们自身的正当性。于是人类挣扎奋斗，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让我们回想一下托克维尔的话：“每个人的四周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命运圈圈，但在这个圈圈广大的范围内，他是强而有力且自由的；正如个人有个命运的圈圈，团体亦然。”
英雄的诞生（2）
由于粮食匮乏，加上亚细亚部落入侵的威胁，名为西哥特人（Visigoths）的日耳曼部落侵略军，离开东欧的家乡。他们在罗马帝国东部安居乐业了一阵子，不久后挥兵反抗帝国政府。他们在首领阿拉里克（Alaric）的领导下，沿着意大利海岸向南迁徙。公元四一○年，侵略军攻占帝国的首都罗马。虽然西哥特人后来并没有继续占领这个帝国城市，阿拉里克的入侵却适足暴露罗马帝国的军事弱点。在公元五世纪结束前，罗马城和帝国终于沦亡。
在阿拉里克侵略罗马城之前的数年期间，原本派驻不列颠尼亚的罗马军奉命返国，准备保卫受到威胁的祖国。由于长期接受罗马军的保护，不列颠人自卫的能力反而愈来愈弱。他们吁请罗马皇帝荷诺里（Honorius）保护，后者当时已经离开罗马城。为躲避西哥特侵略军，他的朝廷已迁至拉维那（Ravenna）。因此荷诺里的回答不足为奇，他说：“让殖民地自己想办法吧！”
这些起先被罗马人征服，如今又听说得自求多福的人，就叫做“不列颠人”（Britons） 。他们之前的凯尔特人（Celts），在罗马势力入侵的五百余年前，即从欧洲大陆移居至不列颠与爱尔兰。他们之所以能征服岛上的原有住民，无疑得力于他们所占有的一项优势。凯尔特人拥有极先进的锻铁知识，被凯尔特人打败的人却对锻铁一无所知。凯尔特的铁制武器，使他们成为无敌的战士；铁制的农具则使他们成为比较能干的农夫。他们轻易地就控制了这片移民的土地。
然而，凯尔特并非单一的民族，而是由各个独立的部落组合而成。每个部落由国王或皇后统治，有贵族阶级，也有奴隶。每个部队还有一个叫做“德鲁伊教士”（druid）的阶级，身兼部落的神职人员与法官。凯尔特妇女和男性同担义务，包括军事领导职责在内。凯尔特各部落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则兵戎相见。当罗马人入侵时，有些部落大开欢迎之门，有些则加以反抗。
但是，在公元一世纪时反抗罗马的凯尔特部落，根本不是罗马兵团的对手。罗马军人不但训练较精良、补给较充足、组织较严密，适应力也优于以往任何军队。罗马兵团由十个每队各五百五十五人的步兵大队组成，每名士兵配备剑、矛及护盾；炮兵则配备十字弓和炮。受过良好训练的将士不仅仅战技出色、能屈能伸，造桥铺路、修筑城池也有一套，更能辅助军事行动，又巩固了他们在岛上的统治者地位。遍布全岛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不但使得部队和补给可以迅速调动，也促进贸易与通讯。罗马人在不列颠至今仍留存的最伟大遗迹，莫过于以哈德良大帝（Emperor Hadrian）命名的城墙，建筑在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乃为防御罗马人的强敌——北方的皮克特人（Picts）而造。城墙由爱尔兰海迤逦至北海之滨，全长大约七十五英里。
然而，罗马人不但骁勇善战，统治被征服的百姓也很在行。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