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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1）
绪言（2）
绪言（3）
绪言（4）
绪言（5）
绪言（6）
绪言（7）
绪言（8）
绪言（9）
绪言（10）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2）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3）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4）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5）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6）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7）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8）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9）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0）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1）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2）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3）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4）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5）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6）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7）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8）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9）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0）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1）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2）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3）
绪言（1）
中国最近500年兴衰的关键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的，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 •马克思）；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绪言（2）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而国家既然已经瓦解，至于发展什么“主义”才好，自然也都统统变成空谈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而至于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这副灵丹妙药来谋发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强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国家能力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术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国的复兴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这个道路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宽慰的是，上述浅见，并不是盲从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读书、思考和摸索中得来的。几年来，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逐渐积累了一点笔记、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一长，反而倒是更没有把这些学习体会写出来的勇气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随时光流失，逐渐淡忘了。
真正的写作机缘来自赴美前学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个学术讲座，由于参加讲座者都来自基层，以从事财政和税务工作的同志为主，既是学校的任务，于我自然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就迫使我不能不紧急准备一个初步的讲稿，这样几天下来突击搞了几万字的稿子，由于对当地的图书馆没有信心，所以还带了不少参考书到山西。我本是个过于认真又不堪大任的人，这次面对的又是上千人基层干部的大课堂，讲座结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给山西的同志（特别是曾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的李晋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期间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以及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八路军总部（虽曰“总部”，实际上不过农舍三小间而已）的经历，对我触动非常之大，应该感谢这次较长期地面对基层的机遇，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太行山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书可读，躺在宾馆养病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讲座前许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这突乎其来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
绪言（3）
革命并非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科斯•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固有亟需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抽象的“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绪言（4）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绪言（5）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