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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由“耳光事件”说起
第一章老爹打反把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隆科多在康熙时代已经位至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1）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2）
这个问题可称为“匕首悬案”。
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不杀你，也得吓你！
这不是两头不落好吗？
一位副部级官员，一下子成了卖苦力的民工（1）
一位副部级官员，一下子成了卖苦力的民工（2）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1）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2）
公中有私，私中有公（3）
医卜一家嘛！
选谁呢？（1）
选谁呢？（2）
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呢？
第二章看谁更江湖——有限新政无赖风（1）
第二章看谁更江湖——有限新政无赖风（2）
这还了得？！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1）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2）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3）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1）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2）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3）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4）
决不允许涉及敏感话题（5）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1）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2）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3）
市间第一招牌被晒（4）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1）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2）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3）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4）
第三章学士比倡优——纪晓岚“奉旨纳妾”（5）
万勿作出位之言（1）
万勿作出位之言（2）
万勿作出位之言（3）
万勿作出位之言（4）
万勿作出位之言（5）
万勿作出位之言（6）
自序：由“耳光事件”说起
2008年的重大文化事件之一就是清史学者、通俗历史作家阎崇年先生签名售书时，被一位冲上前去的观众打了一记耳光。多亏阎先生有涵养，当场并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工作人员恢复秩序后，阎先生继续签名售书。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耳光事件”却引发了清史研究圈子与通俗历史写作圈子的深度讨论。比如，清史研究专家李治亭先生专门著文，指出阎著《正说清朝十二帝》中的诸种错误；再比如，通俗历史作家张鸣教授就此事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阴谋盛行，而且臣民文化、奴才文化盛行，清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乾隆认为他是英主，底下没有大臣，没有明臣，不能有什么明臣。”
作为经济学家兼自由撰稿人，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也写过几本这方面的书，有的还算比较成功（如《烫手的江山》和《刀与笔》），关注“耳光事件”与后续讨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认为：第一，多角度看历史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东西正史上没有而野史上言之凿凿，如此，就需要作者详作比较，而不可以想当然按某一方面的说法“翻译”；第二，虽然微言大义的史观不足取，但是写史要有基本的史德，就像练武的人要有基本武德那样。第二点尤其重要，这也是张鸣等学者与阎崇年先生观点不一样的原因所在。其实，不唯张鸣等身为学者的人不同意美化清朝的笔法，早在民国之初，就有一批身跨晚清与民国的民间文人以笔记的形式揭露清朝政治的阴暗面，还特别对乾隆一朝的历史进行“另类”补充，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我的阅读范围较广，并且写过晚清方面的通俗历史作品《宿醉的王朝：1860-1889晚清三十年》，所以对身跨晚清与民国的那些文人的笔记多有阅读，陆续整理了九个提纲，而后又根据这九个提纲对《清史稿》进行反印证，写成系统性的文字，就成了本书的雏形。坦率地说，面对通俗历史作品近乎泛滥特别是史德不佳的状况，我不打算很快将本书付梓，想让它成为“陈年老酒”。不过，此时既然出了“耳光事件”并且后续讨论仍在继续，那么，还是把它交出来，算是表达一种治史的态度吧。
具体的治史态度，特别是关于本书的思路，将在后记中详作交代。序言则是越短越好，以便读者迅速进入正题阅读。
2008年10月27日
第一章老爹打反把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在兄弟们复杂的权位争夺中，雍正能够成为最后胜利者，不唯“天命”二字可作解释，尤以“权变”二字为根本所在。雍正之诡诈，由处理年羹尧与田文镜问题上的权变可见一二。
年羹尧是雍正继位后所倚重的第一大臣，更因青海平叛之功威震天下，后来，其极端骄横的做法终不为雍正所容，于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被改任杭州将军。杭州将军是个闲差，但雍正并没因年羹尧被冷落而放过他。隔了三个月，就给了两道处分：第一，罢免年羹尧二子年富、年兴职务，交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予以管束，“你爹不管，看你爷爷管不管？”不言而喻，雍正就是这么个想法；第二，剥夺年羹尧的太保职衔。其间最让年羹尧蒙羞的是雍正自造谣言并附会到年羹尧身上，进而借机挖苦、讽刺。
他在该年四月二十四日对年羹尧例行履新职的谢恩奏折上作了长长的批示：“我早听说一句谣言在流传，说是‘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现在让你出任杭州将军应是符合此言，此前你不就上奏过浙江天象问题吗？我想，你果真自称帝号，也是天命所在，我难以抗拒。你要不想称帝，又统率我的数千军兵，断然不会允许别人在三江口称帝。关于以上谣言，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你前几天连续交来的两份奏本，我已看完，彻底心凉了。看来，你并不思悔改。我对上天发誓，要是我对不起你，天诛地灭；相反，你要是背叛了我，上天应该给你相应处罚。你只讲臣下该做事的道理，却不理会我身为君主该持守的道理。你做事总是以破坏现成制度为主，说起话来又口是心非，给我安上听谗言怪功臣的恶名。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只能守住君道而不理会你的臣节了，后世天下人认为我站在一个‘是’字上，就可以了。我下决心这么做，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后人笑话我们之间没尽君臣之谊，忘记了从前团结一致的事实。写出以上这番话，我几乎没法落笔，可愧、可愧！可怪、可怪！”雍正如此直言，本身就已经不顾君臣之分了。除了权谋奸计外还算有几分人情因素，因为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没当皇帝时娶的侧室（称为“侧福晋”），二人是大舅子与小妹夫的亲戚关系。由于这份亲戚关系，再加上雍正的老爹康熙皇帝赏识年羹尧，给以川陕总督之高位，这无疑是雍正利用其夺位的筹码。在二人过往的密切政治合作中，雍正不惜采用种种手段拉拢年羹尧，同时把另一个合作伙伴牢牢粘紧。这个合作伙伴就是隆科多，康熙时代重臣佟国维的儿子，也是康熙懿仁皇后的弟弟，还是顺治孝康皇后的侄子。有这样的背景，一心想夺取皇位的雍正肯定重视。尽管雍正是康熙恭仁皇后所生，隆科多不是他的亲舅舅，但他还是亲热地称前者为“隆科多舅舅”，到雍正当上皇帝后还是这么称呼。
隆科多在康熙时代已经位至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
理藩院是处理清王朝与重要少数民族如蒙、回、藏等族关系的中央部门。满洲力量进关之前，该机构叫蒙古衙门，后改名理藩院，隶属礼部。大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后，理藩院虽仍属礼部，但已有尚书、侍郎职务设置，相当于“部中之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升格，与六部同级，尚书亦参与议政。简单地说，位居理藩院尚书的隆科多可以为雍正登基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至于步军统领之职，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全面负责首都的卫戍与治安工作。该职务是发动政变的有利条件。借着此职的权重，隆科多才敢帮助雍正秘密登基。虽然说在年羹尧被杀两个月后，隆科多被永远囚禁并于次年死在畅春园附近的禁所，但是在年、隆二人有用之际，雍正还是为他与年、隆二人的“铁三角”关系算尽了机关。比如以皇帝身份强行做主，将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
将内侄塞给舅舅当继子，实乃一大创举。
对于这一创举－－雍正皇帝所做的“政治广告”，几乎让人忘了他还是个皇帝，认为他大概就是个亲朋好友之间的“热心肠”罢了。这样的作为不仅让年、隆两人感恩戴德，也让大小臣子感受到皇帝人性化工作方式的力量。
雍正将此不顾辈分的安排宣传为照顾年羹尧的命理与年熙的健康，因为雍正亲自请来的相面大师说多病的年熙克父。如果把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不但此子不再是年氏之子，破除了他克父的命理，而且年熙日后还可借年、隆两家的势力在宦场仕途大有作为。如此重要的决定当然要让年羹尧的老父亲年遐龄知道。年遐龄进宫听旨后虽难舍祖孙之情，但也不得不服从皇帝的安排。并且，这春天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到夏天才正式以批示的形式告诉远在边疆的年羹尧。把年羹尧用好、用活、用足、用死，一直是雍正不易的政治策略，以至于在往来公文中，雍正不惜采取给年羹尧抬轿的说法。比如有一次他批复年羹尧一项提升有功人员的请示时，写道：“历史上君臣之间因公务成私交的事例是有的，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案例超过现在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臣下，你的幸运自不必说，而作为君主我的喜悦之情也是古人无法比的。总之，我二人肯定能成为君臣关系的千古榜样，让后人羡慕不已！”写这个批示时，雍正似乎连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得那么甜，吹得那么高，难怪他后来在狠狠挖苦年羹尧时竟然语无伦次，说出“可愧、可愧，可怪、可怪”那样不知责人还是责己的话来。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1）
性情乖戾的年羹尧，实非雍正所能驾驭。少年时代的年羹尧不喜读书而好活动，他父亲管不了他，只好招聘特殊教师调教他。由于他调皮捣蛋已经远近闻名，所以没有哪个教师愿意应聘。倒是一位老者来后出了奇招：专门辟一处园子，各门全堵上，只留一处“饭口”供送饭菜和零用东西，三年之后孩子自然改变。
少年年羹尧到了与世隔绝的园子里也闲不下来，今天挖这里，明天填那里，至于园中什物也是东搬西挪，折腾不止。就是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老先生也不发火，自管在一边看书。时间一长，年羹尧对体力活动有些厌烦，就问老者：“你这书里有什么好东西，让你这么入迷？”老者并不直接回答，只是淡淡地回答：“你看看就知道了。”要看书，就得多识字，年羹尧在老者的引导下，不但识字上进步极快，读书的领悟程度也大大超过同龄人。三年之后，年羹尧竟然变成了“天才儿童”，为以后科举入仕打下了基础。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年羹尧功名显赫之后，他的性格缺陷就放大数倍地显露在人前。雍正不解就里，所以对他先是信赖后是猜忌，先是钟爱后是厌弃。如此看来，雍正还不如一介未成名的文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那位文人叫蒋衡，是位未考进士的举人。他应聘入年大将军的幕府，年大将军一见他，就说“凭你的才学，来年中进士没问题”，言外之意：京城考官一旦知道你是我的幕僚，判卷时不敢不给你打高分；皇帝知道了你的身份，也会破例让你成为进士的。对于年大将军如此明显的点拨，蒋衡并不感激而是“干活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蒋衡认为年羹尧这个人“威不胜德”。所谓威不胜德，就是说威风足够、品德大有欠缺。他把观察的结果告诉了亲近的同事，意在提起注意，免受主人日后犯事的牵连。同僚们哪里听得下去，分明年大将军就是“西部天子”嘛！
蒋衡见同事们听不进劝说，就提前向年羹尧告辞，声称身体有病，回家调养。年羹尧对蒋衡的辞归并无不快，反而拿出一千两银子做资费。蒋衡只要了一半，五百两。这五百两是个奇怪的数字，因为等到年羹尧遭受政治处分之后，他的幕僚也被全面调查，处理的标准是接受年羹尧五百两银子以下（含五百两）恩惠的人，免于政治处分。从这个奇怪的标准来看，雍正表面上虽然不及蒋衡那样一个文人有眼光，但反过来看，这说明蒋衡很有可能就是雍正派到年羹尧那里的间谍。一边打探西部军队实情，一边离间幕僚与年羹尧的关系。离间不成，结果让雍正大为惊恐。惊恐，促使雍正加快了除掉年羹尧的步伐。年羹尧起初认为自己有大功于雍正，后者还不至于要自己的命。当他看完“可愧可怪”的语无伦次的朱批后，他明白了，皇帝已经容不下他。容不下自己尚不可怕，他是不是斩草除根、灭了年家全族，任何人心里都没底。于是，年羹尧启动了“留种方案”。
年羹尧在“等死”期间，于杭州城门口认真观察行人。他见一位年长的学者每天出入城的时间都很准，就召老者问话。老人家说：“我家里穷，每天到城外教书，挣小钱儿；上完课，回家，侍奉老母亲。”年羹尧见老学者厚道，过了几天，看似很随便地与老学者相约，到他家去拜访。某天晚上，年羹尧带了一个仆人装束的随员如期而至。按学者之间的礼数，年羹尧拜见了老学者的母亲，他请求与老学者的太太见一面。见面之后，年羹尧让随员脱去仆人服装，现出旗人妇人之身。
前后如此相悖，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2）
年羹尧也不解释，让妇人拜老学者的母亲为婆母、拜老学者的太太为“大妇”（相当于把自己放到妾的地位）。而后，他坦率地说：“这妇人是我的小妾。我已经是戴罪之身，家室难保，说不定满门抄斩。现在，这个小妾已经怀孕，我把她托付给你，或可保住我的血脉。”而后，拿出一盒金银珠宝作为寄养费用。老学者见事已至此，只好答应。年羹尧的小妾肚皮争气，在他被处死后，给他生下一子。儿子出生后，就姓老学者的姓氏，并起学名孙尔准。孙尔准成年后入仕为官，成绩不小。
当年，年羹尧以此法托人并非只找了孙老学者一个人，似乎还找了一个姓严的人家，因为很久以后，浙江籍一位叫严修的侍郎自称是年大将军的后代。若按年羹尧之妾怀孕情况推算，应当说在蒋衡辞归之时，聪明过人的年大将军就看破了蒋衡的身份，从中也推测出雍正的打算。他虽然还幻想雍正不至于要他的命、灭他的门，但他也得提防后患。从那时起，他就着手了“留种方案”的设计。不过，他还是过度忧惧了，毕竟雍正给他留了后代而没灭他的门。
真乃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你防我深，我防你更深。君臣二人，皆未脱凡夫俗子的习气！
跟年羹尧你来我往、你攻我防的较量还有个斗法的劲头儿，而对于同是昔日功臣与恩人的舅舅隆科多，就用不着玩复杂的了。在不否认隆科多拥立之功的同时，雍正翻脸不认账，否认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合谋问题。
这个问题可称为“匕首悬案”。
康熙弥留之际，隆科多就在跟前，所以他才能对外宣布“遗诏”，让一直尊重他的雍正当上皇帝。其实甥舅二人谋划已久，此中细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外人搞不明白。但是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可以证明二人谋划得丝丝入扣：康熙眼见要死，隆科多马上召雍正来见，命令是丑时发出的，雍正巳时才到，雍王府与畅春园同在北京城内，连送信儿的时间算在内，这段路程断然用不了8个小时。
丑时是现在凌晨1点到3点之间（中值为2点整），巳时是现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中值为10点整）。这8个小时，雍正在干什么，只有他本人与隆科多知道。看来，一是怕康熙御前生变，有人当场要雍正的命，躲着点儿为好，而此前三天里雍正是每天三次派人到畅春园探问病情的；二是，既然与隆科多密谋好了，不用急着往那里赶，不见老爹活面见死尸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死人不会说话，“该说的”全由隆科多代传。由于二人安排周密，雍正在康熙死后迅速变为雍正皇帝。
隆科多还喜极生悲、悲极生傲，竟然自比为诸葛亮。“你是诸葛亮，我不就是刘禅吗？”这回可不像“匕首悬案”那样没据可查，而是有隆科多写的上奏为证，他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隆科多既然如此明白，为什么还要为雍正处理考虑不到的事情呢？原因很简单：一旦有人发动政变，废了不合法的雍正，他隆科多也落不了囫囵尸首。所以，在雍正登基之后去天坛及宗庙等处亲自行祭礼之前，隆科多要对天坛等处的贡桌香案进行搜查，提防刺客。后来，这项也成了大罪。
隆科多太张扬了，尤其是防刺客的保卫措施不正印证了雍正曾身藏匕首吗？比照历史，南宋高宗在秦桧专权时也是时时身藏匕首，到了秦桧死后宋高宗才公开这个“隐私”。雍正或许没注意过这段史实，他更关注的是：权臣隆科多是怎么把他这个皇帝当阿斗看待的，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打造成诸葛亮。很快，大清版的诸葛亮被逮捕问罪，一下子审出41项罪名，其中：大不敬5项，欺罔4项，紊乱朝政3项，党奸6项，不法7项，贪婪16项。不过，雍正还是讲人情味的，没杀隆科多，更没灭他的门，只给了个永远圈禁的处分，即“于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
虽然不杀，这也叫“以死道活人”。就是在畅春园，隆科多帮雍正拿到了帝位。中国兵法有云“以生道杀人，虽死无怨；以死道活人，虽活犹恨”，想必隆科多深知此理。这样的刺激，隆科多哪受得了。第二年（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死了。
死了好，死了好，我得把人情做到底，给他个出殡的钱儿。雍正指示“赐金治丧”。老百姓常讲的话“糟践人，没这么糟践的”，正然如此！更难听的话就是“逮住蛤蟆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