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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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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第一章 民国初年
第一节 从共同行动到单干
第二节 不为中国问题卷入国际纠纷
第三节 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干
第二章 从凡尔赛到华盛顿
第一节 巴黎和会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
第三章 动荡年代
第一节 美国与直系军阀
第二节 美国与广州革命政府
第三节 大革命时期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第四章 从柳条湖到卢沟桥
第一节 不承认主义
第二节 棉麦借款与白银协定
第五章 走向结盟抗日
第一节 战争第一年
第二节 苦撑求援
第三节 走向结盟抗日
第四节 抗战前期中共与美国
第六章 战时盟国
第一节 崎岖的合作之路
第二节 特殊关系的建立
第三节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第七章 转折关头
第一节 史迪威事件
第二节 赫尔利与国共冲突
第三节 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
第四节 雅尔塔会议。美国与中苏条约
第八章 走向对抗
第一节 战后头半年
第二节 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中美商约》的签订
第三节 1948年《援华法》
第四节 美国的两手政策与中共的“一边倒”决策
第五节 走向对抗
附录一 人名索引
附录二 参考书目
附录三 插图目录
后 记
再版后记
序 章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12万美元，利润达3.7万多美元，为本钱的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竟相报导“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美国出现了对华贸易热。
但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1 对于外商在华贸易和行动加以种种限制；对外贸易限在广州一口，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行商（即所谓公行，通称十三行）组织起来办理，行商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等等。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传统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2 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九个，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1800年到1809年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3 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4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5 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从1875年起，中国也有极少数人去到那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根据美国官方统计，从1820年到1841年华人至美总数才13人。活跃的投资市场也吸引了中国商人的一些资金，他们或者与美商合做生意，或者赞助美国人在广州开医院，或者借钱给美商在美国发展事业。在中国缺少资本主义发展土壤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商人的财富成为美国早期工业资本的一部分。
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宗教和文化联系也产生了。1830年，美国海外传教会在美商赞助下派裨治文和雅裨理来中国，开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先河。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扩大教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从事出版、译述、医务和教育等工作。由裨治文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2-1851，又译作《中国汇报》）广泛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历史、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对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促进中美贸易起了作用。1834年12月，在华英美传教士及一部分商人组成中国益智学会，编印通俗宗教宣传品，并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史地知识。裨治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是一本用中文撰写的全面介绍美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它成为中国朝野了解美国的主要依据。早年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先进的爱国者魏源在增订《海国图志》时，有关美国的材料几乎23取自该书，梁廷 的《合省国说》也以此书为主要资料来源。
美国教士还在广州开设医院。1835年10月，传教士彼得·伯驾开设了“眼科医局”，受到广州各界的赞扬，六个星期之内就有450人到该医局就诊，行商伍敦元还给了不少资助。林则徐到广州后，也曾间接向伯驾求医问药。
美国教士还通过创办学校直接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1839年勃朗夫妇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校，但在科举制度下，中国士大夫阶层把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就读不啻是断送他们的前程，因此入学者寥寥无几。1841年只有六个学生，其中之一是容闳。1842年学校迁往香港，鸦片战争后，由于迫切需要通事（翻译）人材，入学人数才有所增加，1945年达30人。学校课程除汉语外，有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这是在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它给予学生的知识自然比中国封建的学塾丰富。勃朗夫妇于1847年返美，容闳等三名学生随他前往美国。这是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容闳等在勃朗及美国友人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名中国学生。勃朗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播西学，促成中国学生留美的外国人。
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也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传教士虽然多方设法，但传教活动却收效甚微。到1839年领洗者不到100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经营外贸的下层人士。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六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1790年前为外交部）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蛋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南京条约》的签订拆除了列强入侵中国的藩篱，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迳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6 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7 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8 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美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 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 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 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9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六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美贸易从1845年的950万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2,250万美元，其间美国对华输出增加了3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使中国小农业和家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土布原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1820年以前每年从广州大量出口。随着美国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以及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土布出口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棉织品成为美国输华最主要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棉布有13到了中国市场。这就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本来很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手纺车和手织机竞争不过纺织机械，中国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止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10 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国开始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划定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即租界。租界首先在对外贸易中心上海出现。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文惠廉经与上海道台一再交涉，后者才允以该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1863年6月才正式划定了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地制度是旧中国租界中最完善、最典型的。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坐收渔利的好机会。英法侵略军于1857年底占领广州后，美使列卫廉同英法俄使一起从广州北上。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攻下大沽炮台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并分别于6月26、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美使北上的目的原是为了修改《望厦条约》，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清政府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联俄美以制英法。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