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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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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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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描述

目录
Content
作者及译者简介
内容简介
跨越时代的预言(1)
跨越时代的预言(2)
译者序(1)
译者序(2)
译者序(3)
译者序(4)
译者序(5)
译者序(6)
目录
作者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本土
第二章 一次穿越广东和广西的旅行
第三章 福建省
第四章 浙江省
第五章 江苏省
第六章 山东省
第七章 直隶省
第八章 河南省
第九章 扬子江沿岸省份
第十章 扬子江上游省份
第十一章 西北地区省份
第十二章 边远省份
第十三章 中华民族的起源
第十四章 神话时代
第十五章 三皇五帝
第十六章 周朝
第十七章 中国的圣贤们
第十八章 战国时期
第十九章 秦朝(前246—前206,两个皇帝)
第二十章 汉朝(前206—220,二十四个皇帝,两个篡位者)
第二十一章 三国、南北朝和隋朝(214—618)
第二十二章 唐朝(618—907,二十个皇帝)
第二十三章 宋朝(960—1280,十八个皇帝)
第二十四章 元朝(1280—1368,十个皇帝)
第二十五章 明朝(1368—1644,十六个皇帝)
第二十六章 大清朝(1644— )
作者及译者简介
◆作者简介◆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年(1850-1916,其间有四年时间不在中国),曾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他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学,对晚清中国社会有微细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是清末在华外国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著有《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和《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等。
丁韪良最后十年在北京担任长老会荣誉传教士。由于他对中国晚清的改革贡献甚多,87岁生日时,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门送去一副对联表示祝贺,横批为“学海耆英”。当他以90岁高龄在中国去世时,黎元洪总统称赞他为“泰山北斗”。在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中,参与中国改革之深,服务中国时间之久,无人能出丁韪良之右。难怪
九十高龄的丁韪良在中国仙逝,死后他常常被喻为“19世纪的利玛窦”。的确,和他的前辈利马窦、汤若望等人一样,他们来到中国都是为实现“传教”这一目的,无疑,从这个目的上说他们都是失败者。然而,他们又一个个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中国通”,这可能又是这些传教士一生值得欣慰的一件事。丁韪良决心用他的基督教影响中国人,可最终这位温文尔雅的老人还是羽化为中国“中国通”--一位中国汉学的传播者。
丁韪良其人:
■沈弘质疑顾长声:谁说丁韪良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他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的文化使者。
■青年毛润之是否读过丁韪良的著作?两人都把中国喻为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
■“中美劳工风潮”的危急关头,丁韪良拜访罗斯福总统,为中国劳工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慷慨陈词。
丁韪良其言:
■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舞台。……它的目的既不是变换朝代,也不是政府形式的革命,而是具有一个更为崇高的目标和更为深刻的动机,它所承诺要做到的事情是让这个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最保守的帝国得以彻底振兴。南北半球上难道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此视若无睹吗?
■中国是一个具有无穷精力之民族的故乡,它如今之伟大和未来之繁荣都足以令人仰慕不已。……用蒸汽和电力将这个庞大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凝聚在一起时,我们很难想象它未来将会变得多么强盛。
■假如能去掉对中国人民心智的禁锢,并鼓励他们去自由地发明和想象,谁又能怀疑这个曾经发明过罗盘的国度也许哪天就会产生一个牛顿或爱迪生呢?
■所有的改革都归结于新式的教育,而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开展了教育改革。……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就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
◆译者简介◆
沈弘,原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远比其他西方汉学家更为深刻,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绝大部分西方人更为深厚。
本书在介绍清末的地理、人文以及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同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1902-1907年间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
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背景决定了他所阐述的观点偶有偏颇,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以及同情心仍跃然纸上,读来备感亲切。
跨越时代的预言(1)
跨越时代的预言
“中国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最伟大运动的舞台。”1906年10月30日,丁韪良在《中国觉醒》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它所承诺要做到的事情是让这个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最保守的帝国得以彻底振兴。南北半球上难道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此熟视无睹吗?”
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预言。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丁韪良所看好的这场伟大变革其“目的并非改朝换代”。综观全书可以窥见,这位来自美国的资深教育家,对他为之服务的清政府实行的“最后改革”充满了幻想与期待。冀求使基督教文化、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帝制相融合,这就是丁韪良的价值观。
作为一位曾被清政府授予二品官爵(丁韪良曾任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的耄耋老人,他理所当然地要为自己所效力的政府多说些好话。因此,我们可以原谅他忽略了炮火纷飞的年代中那些真正的英雄,比如孙中山。历史和丁韪良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就在此书出版四五年后,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即被中华民国所取代。丁韪良所期盼的“并非改朝换代的变革”最终成为一个泡影。
丁韪良于1916年去世,当时已九十高龄。这位常常被喻为“19世纪的利玛窦”的老人故去后,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称赞他为“泰山北斗”。真不知道这位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在想着什么,当他翻开手边这部《中国觉醒》时,会不会哑然失笑呢?的确,中国这头睡狮睁开了眼睛,但它是以清王朝的灭亡,中华民国的成立为一个标志的;并且,此时的中国仍然不能说已经觉醒,它依然“在路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自然不是清王朝,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半个世纪以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觉醒》一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共十二章,是作者对清政府所辖十八行省和边远地区的考察,通过游历中国的广袤地区,作者提纲挈领地向读者介绍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虽说有浮光掠影之嫌,但这一部分中也不乏有意思的段落,表达出作者对中国小城镇的偏爱。
比如,他眼中的绍兴就是这样一座名城:
有两个原因让绍兴城名满天下:首先,那里出产的一种米酒是全中国官员筵席上不可或缺的上品;其次,绍兴师爷是中国官员身边不可或缺的法律顾问。他们是中国的“费城律师”。
丁韪良出生于美国,但他这一生主要定居在北京,并在北京去世,和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他对北京城是充满了好感的,北京完全可以称做他的第二故乡:
这里的气候如此上乘,以致虽然没有一套公共卫生系统,但北京人的死亡率仍然低得惊人。……这里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像我的家,我很可能会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朝圣之旅。
跨越时代的预言(2)
第二部分用十四章,简明阐述了从远古到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从中华民族的起源一直写到当时执政的清政府。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汉学家,他以自己独特的智慧,用很短的篇幅概括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虽然是按各个朝代的顺序来抒写,但作者并未平分各个章节,而是突出重点,像尧、舜、禹、孔子、孟子、老子、秦始皇等重要人物,以及烽火戏诸侯、将相和、唐代文学、宋代理学、蒙古人的征略等重大事件,都作为他叙述的重点。其他人物事件则一笔带过。
第三部分名为《正在转变中的中国》,这是本书的重点,占全书的一半篇幅;它与本书的书名“中国觉醒”相呼应。
这一部分共分六章,其中的三章可以名之曰“满目疮痍的近代中国”。丁韪良以一则生动的“魔毯”寓言,直言不讳地讽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有一艘不知从哪儿来的船到达了中国,船上的那些人很想跟中国人进行贸易。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然而当他们请求准许在海边晾晒他们的货物,并且只需要一块地毯大小的地方时,中国人轻易地满足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他们便展开地毯来晾晒货物;接着,他们抓住地毯的四个角往外拉,直到它占据了好几英亩的面积。一大队全副武装的人出现在地毯上,并向四面八方开始出击,直到占领了整个国家。
作为历史见证人,丁韪良向读者讲述着:鸦片战争、亚罗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中俄战争、排外风潮……撇开正史,我们是否愿意透过一位外国老人的独特视角再次审视这段中国的屈辱史呢?
另外的三章以及附录部分可以名之曰“清政府的新政和社会变革”。这些篇章着重描述了丁韪良所亲历的1902-1907年间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
凭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接触,作者还为慈禧太后、张之洞等重要历史人物作了注脚,这些足以为后人留下最直接的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比如他对慈禧太后就不乏溢美之词:
她的身材是如此匀称,举止是那么优雅,因此她的威严丝毫也不比欧洲女王们逊色。她的脸部特征与其说美丽,倒不如说活泼而赏心悦目;她的脸色并非黄色,而是浅橄榄色,而且她隐藏在浓眉后面的两个黑色眼球炯炯有神,随时会放射出善意的微笑和灼人的寒光。没有人会认为她的年龄是在四十以上。她手中拿着简册,在交谈时会记下备忘录。她的毛笔支撑着她的令牌。
中国在转变,中国在觉醒,在丁韪良眼中,20世纪的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革。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处处充满各种新奇的事物,甚至连报纸的编辑都可以调侃王官贵族了:
在报道一位警察与一位坚持要从一条禁道通过的庆亲王手下的马车夫之间的争吵时,有一位报纸编辑用讥讽的口吻建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应该张贴一份布告,上书“贵胄马车允许通过”。这些例子难道不正是显示出了一种刺激言论自由的可喜倾向吗?这些确实是得到默许的自由,尽管不是法律规定的自由。
这就是丁韪良眼中那个充满生机的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身份和背景的局限,作者在本书中的一些观点难免偏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其中一些明显与史实不符的内容作了少量删改。但总体上说,读罢此书,我们会达成一个共识: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比其他的西方汉学家更为深刻,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绝大部分西方人更为深厚。
译者序(1)
◆译者序◆
2008年8月8日晚8点,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鸟巢”正式拉开帷幕,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一个缤纷灿烂,自信满满的中国。是啊,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三十年的发展和腾飞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奇迹;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令中国人扬眉吐气;而经过了七年的积极准备之后,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二百多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北京,中国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变为事实;而开赛后的中国代表队更是捷报频传,昔日的“东亚病夫”已经成为了如今的金牌大国--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成就和中华民族崛起的自豪感怎么能不使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的亿万中国人血脉贲张,激情满怀呢?
假如将时间拨回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战乱不已,国家腐败,民族危亡,鸦片泛滥,灾荒不断,经济崩溃;老百姓朝不保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到了快要沦为亡国奴的边缘。在那个时候,又有谁能看好中国,并预言中国会有光辉的前途呢?
有!一个隐居在北京西山宝珠洞的八旬老人对于中国的前途就曾一直持乐观的看法,并且还多次撰文,预言中国定会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这位睿智的老人就是本书的作者,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后来又出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早在1868年10月,丁韪良就曾在美国远东学会上作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就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演讲中,他批驳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所形成的诸多的“傲慢与偏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给他朝夕相处已近二十年的中华民族进行了辩护:
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
译者序(2)
这个长篇演讲的稿子发表在1869年1月出版的《新英格兰人》(New Englander)的第47-68页上。上面所引述的这段话表明,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远比其他的西方汉学家们更为深刻,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绝大部分西方人都更为深厚。三十二年以后,丁韪良对这篇演讲稿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将经过改写的文章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为题,作为《汉学菁华》(1901)这部书的序篇。然而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他却似乎一字未改,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丁韪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虽然在不断地加深,但是他对于中国人的了解和同情心却始终不渝,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丁韪良原先演讲稿中还有另外一段话也是几乎一字未改地保留在了三十二年后那篇新的文章之中,在这第二段话中,他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比作黎明前的黑暗,而将中华民族誉为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时会冲破那死亡般的黑暗,照亮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上了一定年龄段的人听了这段话会感到格外耳熟,因为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就曾采用过同样的意象和比喻,即在革命前途最黯淡的时刻把未来必将诞生的新中国称做“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一个经常被指是“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革命的领袖之间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看不出有任何的联系。但是有一点大家可能还都记得,当湖南的热血青年毛润之于1918年到北京来寻找革命真理,并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工的时候,作为该图书馆创始人之一的丁韪良在北京刚去世还不到两年。丁韪良的主要论著和文章在北大图书馆都有收藏。谁又敢断言毛润之没有读过丁韪良的文章呢?说到底,这两个人对于中国的未来都是非常看好的,而且他俩有关中国命运的预言如今均已得到了兑现。
译者序(3)
丁韪良著述甚丰,根据并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出版中文著译四十二部、英文著述八部,并且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一百五十三篇文章。他的英文著作中有三部主要作品现在已经被译成了中文。它们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系列的三部曲: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主要是对他来华前四十六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结识各类人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国社会外部生活,包括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回忆;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以及中国教育定位,如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而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则是对前两部书的补充,它在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1902至1907年间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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