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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中国经济学60年的六大进展
第一节
第二节（1）
第二节（2）
第二节（3）
第三节（1）
第三节（2）
第三节（3）
第四节（1）
第四节（2）
第五节（1）
第五节（2）
第五节（3）
第五节（4）
第六节（1）
第六节（2）
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理论的演进
第一节（1）
第一节（2）
第一节（3）
第一节（4）
第二节（1）
第二节（2）
第三节（1）
第三节（2）
第三节（3）
第四节（1）
第四节（2）
导论中国经济学60年的六大进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6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经过60年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全世界公认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目前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人均GDP已达3300美元。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预计再过4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和经验的大量积累，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中国经济学在现实需求的推动和良好环境的鼓励下，在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实践中，呈现出百花竞开的一派繁荣景象。
以下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和观察，以及50多年亲身参与一些经济学热点问题讨论的体会，概括出中国经济学主要是理论经济学60年来的六大进展。
第一节
第一节 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经济学的第一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怎样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必须很好地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这一点，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都是明确的，并一贯坚持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的探索是成功的，有的探索是失败的。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检验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经过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经济理论体系。
先说失败的探索。这包括1958年开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否定商品生产与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1958—1960年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利润挂帅、按劳分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一次又一次用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陷入困境等。
更多的是成功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是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1959年毛泽东总结一平二调错误后提出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陈云、孙冶方、顾准、于光远、卓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作用的远见卓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速度和比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热烈讨论和探索。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发展是硬道理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等伟大构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1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根本转变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和农民工问题、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具体道路问题、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等，也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论证和智力支持。通过以上成功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经济科学。
为什么有些探索是成功的，而有些探索是失败的？经过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的探索是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展阶段。过去许多失败的探索，都是因为不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超越客观实际，结果欲速则不达，碰得头破血流，只好回头是岸。而所有成功的探索，则都能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
举一个现在看来最简单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在所有制关系上就一直存在超越阶段的冒进问题，在城市和农村都一再搞“一大二公”，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受到排斥。稍有露头，就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砍掉。其实，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实现全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阶段。由于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城市和农村有许多劳动还是手工操作，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所以，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需要包括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发展，以调动各方面力量，尽快走出贫困落后状态。马克思有一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1979年改革开放后，先是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就逐步消除了前一段时间所有制结构上超越阶段做法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2008年，光是个体、私营经济吸纳就业就达1.37亿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城镇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比例从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净增工作岗位420万个，占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58.7%。参见《北京日报》2008年11月4日。个体、私营企业加上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已成为我国增加就业岗位主渠道，可见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获得广泛共识，邓小平起着关键作用。1980年4月，他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8月，邓小平又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传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9年，苏绍智、冯兰瑞率先发表文章，坦言中国并未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中国“还处在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参见苏绍智、冯兰瑞《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专门写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于光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这本书于1997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专家论证委员会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2008年，于光远还回忆说，“1981年我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主张要将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写入文件，以便更深刻地认识走过的弯路。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还发生了争论。但最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还是写进了文件。”于光远：《背景与论题：对改革开放初期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回顾》，《经济科学》2008年第6期。
正是由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大家对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有了准确的把握，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党终于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影响面最大的创新成果。
第二节（1）
第二节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理论经济学的第二大进展：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发表文章最多、成果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后，经济学界绵延50多年研讨的第一大热点。
说它是第一大热点，有以下几个理由：
（1）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1959年）和第二次（1979年）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其主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实质是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
（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学家形成不同学派，首先是以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不同观点来区分的。如孙冶方是价值规律的宽派、于光远和卓炯是商品生产的宽派、骆耕漠是商品和价值的窄派等。
（3）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家争论最多最尖锐的是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还是反对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改革，这一争论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
（4）中国经济学界新中国成立以来研讨的最突出的成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宝库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阶段。
改革开放前可以概括为探索时期，主要是从1956—196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活跃，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常常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破坏很大，一些经济学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严重影响理论探索，真知灼见受到压抑。尽管如此，以下一些经济学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1956年，孙冶方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鲜明主张。参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957年，顾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即通过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参见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959年，于光远认为，凡是加入交换的产品（只要在交换中要比较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依据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进行），都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参见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962年，卓炯（于风村）提出，商品经济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矛盾，还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参见于风村《论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62年第10期。
1963年，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参见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6页。
好景不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过去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均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无休止的口诛笔伐。与此同时，“左”的一套经济理论也在发展，比如，毛泽东1975年初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参见《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就是从经济理论上阐发一套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要片面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总之，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理论的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即开始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一套“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异常活跃，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与讨论热烈展开，涌现出大批有价值的成果，并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上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确认。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大体说来，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