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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中国时代》的历史视角与真实
新闻稿(1)
新闻稿(2)
新闻稿(3)
编前序言：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1)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2)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3)
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紫禁城宝藏南迁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1）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2）
蒋宋家天下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1）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2）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1936年:“梨核”之罪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1937年的禁烟运动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侵略前夕
卢沟桥事变（1）
卢沟桥事变（2）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中日上海交锋（1）
中日上海交锋（2）
日本进攻受挫（1）
日本进攻受挫（2）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1）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2）
叶匡政：《中国时代》的历史视角与真实
这是本独一无二的书。100万字，上、下卷，汇集了美国六大报刊对中国100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与评述。这些报刊多数人听了都会耳熟，如《纽约时报》《时代》，如《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和《新闻周刊》。它们是怎么说中国的？它们是如果看待那些对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的？我想人们一定会好奇。对喜爱历史的人，能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观察那些重大事件。对不关心历史的人，它如同一部认知中国的历史小说，因为它有鲜活的细节，有让你觉得新奇的叙述口吻。这本书就是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时代1900—2000》。
这是一本拿起来，就让人不忍释卷的书，书中确实有很多妙趣横生的历史细节。比如说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而飞机是蒋介石派出的。下机后，别人问他坐飞机的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嘛”；比如1947年700个大学生为抗议当时物价高涨，冲进了南京总统府，结果竟是冲进政府的饭厅，把官员们的午饭一扫而光；再如1948年美国记者采访镇守太原的阎锡山，问假如共产党攻进城怎么办？阎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纸盒，里面有500小瓶氰化钾，阎锡山拿出三瓶说：“这是给我和家人准备的。”其余的他准备给随从和家丁，那份绝然跃然纸上；讲到1970年升至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也很有意思。美国记者观察到，他出席外交活动，要看着周恩来才知该站在何处。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惊讶地发现，黄永胜虽穿着制服笔直地站在那里，裤角处却露出了蓝白条睡裤。像这些细节，国内历史书中很少出现，在书中却比比皆是。
这些史料肯定也会受到史学界的欢迎。从上个世纪末，历史学发生的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没人再敢把某种单一的历史观，称作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了。对历史研究而言，那种只有一种权威说法的年代也在逝去。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方法和途径，来接近历史，历史学的领域也被一再扩大。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统一的宏大叙事开始退场，历史学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片断式的研究，关注的中心也各不相同。
然而对历史的认知，从来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只有通过历史，每个人才能从一个更为广大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白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定位中，历史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最终形成。从任何角度说，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或扭曲了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一件悲哀的事。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历史热的一个真正动因，民众需要从历史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与认同。因为一个生命，只有从统一而连续的精神长河中，才能感到了自己行动的价值。只有野蛮人不在意自己的历史，不在意发现自己在历史中的优势，这也是野蛮人野蛮的原因。
这本书的主编师永刚，这些年一直在对历史的普及读本，做着创新的尝试。从他主编的《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热销开始，他就显示出异于常人的嗅觉和思维模式。他总是能找到一个新奇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人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生兴趣。他做的或许只是一个历史学的向导工作，但我认为这个向导对于时代的责任，要远比那些深奥的学术研究更为迫切和重要。人人都发现这是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殊不知价值观的缺失，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我们历史观的模糊和混乱。很长时间以来，历史成为意识形态操纵和利用的对象。我们只知道历史记忆的政治正确，而忘记了历史对生命所承担的文化和道德责任。只有当历史记忆能在公共空间中，自由地展示、交流和反思时，才能最终形成有价值的集体记忆。如果这个渠道不畅通或被人为地阻隔了，意味着过去生命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幸、悲伤或欢乐，都白白流逝了，并没有成为人们可以分享的集体记忆。这时，人们对探究苦难的根源，会表现得异常冷漠，同样，对良知和正义的感受也会趋于麻木。
所谓的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就是指历史观与价值观的这种缺失，所以孔子当年会作《春秋》。历史不仅是人们现在行动的参照，更是发现未来的坐标。对我们认知历史来说，一切历史材料都是重要的，无论它多么间接和次要，对我们复原一段逝去的时光和精神，都具有价值。我们对历史复原得越清晰，那些苦难和幸运就会越容易转化成我们可以享有的遗产。然而人们在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往往会因为热爱，带来认知的偏差。人们总喜欢寻找历史中那些让人激动和骄傲的部分，故意忽略那些邪恶和苦难之处。虽然这是种自然的情感，但如果这它带我们偏离了对历史真相的发现和理解时，也就构成了对集体记忆的伤害。虽然它往往会顶着爱国主义的帽子，但仍然是真理的敌人。
所以，对祖国历史的领悟和学习，不能孤立与封闭自己，更不能视角单一。不仅要同世界历史相关联，更需要借用他国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历史。这样在辨别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伪的历史问题时，才能更为客观，结论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时代》对我们理解近百年的历史，做了一件极具探索价值的事。历史事件是无法重复的，只有汇集各种视角的资料，只有拥有各种类型的历史证据，我们才可能逼近历史的真实。其实历史的张力，就存在于这种视角的差异中，我们对这种差异了解得越充分，对自身的把握也就越清晰。
我们可以盲目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不能盲目地歌颂祖国的历史。对历史来说，曾经的灾难不是巧合，幸运同样不是从天而降的，这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当人们不允许从多视角来澄清历史记忆时，往往意味着谎言和压制的开始，这时真理和真相便成为被扼杀的对象。这是我读《中国时代》最大的感受。
历史是神圣之地，是神奇之地。我们多一份对它的认知，也就会多一些对今天的理解力。恢复历史真相，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一种悲壮而沉重的行动。从《中国时代》经历的长时间审核和大幅度删节，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读到它的完整版。
新闻稿(1)
建国六十周年惟一的一部外国人所写的献礼作品
中国第一部由美国人撰写的中国现代史
耗时八年编就的一部美国观的中国现代史文献集
美国人如何看文化大革命，如何纪录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蒋介石等的历史时间。
美国人发现的中国百年史上最隐蔽的部分的真相
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到来之际，唯一一部由外国人所写的献礼作品《中国时代上、下卷》隆重上市，由开创新革命史叙述的作家师永刚主持，编著时间历时八年，官方审订时间长达四年的百万言煌煌巨著，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轰动。
《中国时代－－-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编译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时代》周刊、美国《读者文摘》以及《纽约客》《纽约时报》《巴黎竟赛画报》等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载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文章，以时间为序，记述当时的中国发生的清以降以来，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抗战等主要事件与人物的活动报道。全书初编近三百万字，经过中共中央党史办与文献，统战部门历经四年的审订，删节去二百万字，全书长达一百万字，分为上下两卷，忠实纪录六十年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韩战、文化大革命、反右、土改等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美国观点，并有大量关于中美建交等真实的文献解密。 是国内第一本建国六十年间，由美国人写的中国首本现代史。
这本书的编撰是一个浩繁的历史工程，基本上反映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轨迹以及西方对现代中国的认识过程，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文献资料。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所生存和熟悉的中国在世界视野里的样子，而且可以了解到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而且这种变革代表了这些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以及转化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深深的自豪与自信。
在这些西方主流媒体群体的记录者之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但是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了解，来自于哪里呢？
新闻稿(2)
《时代》《纽约时报》记录中国的文字均超过五百万字
《时代》关于中国的记录自上世纪创刊至今，这本杂志至少有上千篇关于中国的记录。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兴起，毛领导的中共的步伐，宋美龄的美国演讲，建国后的局外人的视角，“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美国旁观者的记录，以及他们关心的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运势……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扑面而来。而这本杂志关于中国的文字至少有五百万字。
我们个人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这两本杂志上呈现着被遮盖与误读的一面。同样的一件事，《时代》说着另外的话，并且报告着这件事的美国人的发现。而我们看到的与他们描述的事情，竟然如此不同。同一件事的中国报道与美国说法，开始呈现着事物的多面性，而后一种给我的震荡尤其巨大。这种发现，在我接触到《纽约时报》的时候，则给了我另外的感受。这个创刊150多年的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刊载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1000多篇，文字达到近600多万字。任何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或是以大阅读量为自豪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一千一百万字的记述是多么大的一个量级的报道。
而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事实上几乎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较早的与《时代》同属一家公司，并早已倒闭的《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着中国。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本杂志上刊发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与图片至少有1000多幅。《纽约客》与更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也在不同的时期加入到对于中国的记录中。这些发现开拓了我对于中国的认知，至少这些美国的新闻报刊群对于中国的描述，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憾。他们发现的中国竟然是这样的。
《时代》杂志是如何记录抗美援朝时中美交战历史的？
《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 “《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有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到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在《中国时代》这本书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抗美援朝期间《时代》杂志上所刊载的中美交战记录，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大意识形态大国在战场中的另一种写照，同时也对《时代》杂志本身所特有记述方式提出了考验。
《纽约时报》十年文化大革命文献忠实记录中国变局
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
而这种探索的经验，在《纽约时报》以后对中国的报道中也不断地被继承下来，其中更以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记录更为珍贵。它忠实记录了“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酝酿，也忠实地记录了红卫兵把苏联使馆前那条街更名为“反对修正主义大街”，把各国大使馆所在的使馆街更名为“反对帝国主义大街”等种种闹剧；更有中国从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国乱招外侮，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携手新盟友，中美建交；批林批孔，继续狂斗意识形态，以及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的几次反复与得失代价。这一切，在《纽约时报》的笔下记述下来，既显得熟悉，又显得陌生，但是不可否认，那是新一代中国变局的忠实记述者所能留下的另一份记录。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新闻稿(3)
美国人看《人民日报》也和某些乐于打听和传播上层变动的中国人一样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为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和另外一些乐于打听和传播上层变动的中国人一样。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