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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改革
第二次改革：解放思想新内涵
第六章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1）
第六章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2）
第六章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3）
第六章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4）
第七章 新时代面临的十大挑战（1）
第七章 新时代面临的十大挑战（2）
第七章 新时代面临的十大挑战（3）
第八章 寻找新的社会价值体系（1）
第八章 寻找新的社会价值体系（2）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这个以新自由主义为精神旨归，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的后果，便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下降。
在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50%。而在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休克疗法”的前苏东欧等转型国家，其经济直到今天还未能完全恢复到1989～1990年的生产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经济的停滞甚至后退导致这些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北京共识”共分四个部分：
（１）中国正在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
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中如何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雷默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对比等各个方面，它意味着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其达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和实现大跃进。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
（２）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一些有用的原则。
雷默认为中国是一个“测不准”的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任何人几乎不可能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这种形势比任何其他情况都需要为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概念。而“北京共识”就是这样一个包含有关定理和公理的新概念。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是“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中国的问题如此庞大，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创新，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能够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就需要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的发展模式，努力创造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环境。第三个定理是，“北京共识”包含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自己的霸权大国。最后，“北京共识”的公平与创新原则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摒弃“旧的发展方法”，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
（３）“北京共识”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第一，作为对华盛顿发展理论的反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冲动能。“华盛顿共识”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却使追随它的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北京共识”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不是它背离了“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而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个人主义的角度——分析问题。第二，由于中国对“地方化”独一无二的需求，中国的这一新概念会引发某种连锁反应。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含义在于中国坚持思想观念、产品和生活方式的地方特色。就目前而言，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确保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北京共识”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适应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普遍担心，认为要融合全球观念就必须先积极地衡量这些观念是否适应当地的需要。第三，中国的经济崛起既有可能帮助其他贸易依赖国赚钱，也有可能打破他们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像磁铁一样，把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连。
（4）与中国打交道的秘诀就是抓住它的薄弱之处，而不是它的长处。不要把中国看作一个固态的社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紧张状态的国家。有效的对华政策必须以创造一个有利于采取行动的环境为指导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因此新的对华政策需要三个支柱：专注于中国的弱点、记住有时需要操纵而不是说服中国、构筑整体的环境。
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世界对中国有期盼。
从美国总统布什在新通过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上签字的那一刻起，全球投资者的担心便集中在了8500亿美元救助金额的来源上，世界各国纷纷将这“救世主”的头衔希冀在了中国的身上。
世界审视着中国的实力，呼吁中国出手援助的声音此起彼伏，成为全球的共识。2008年10月5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发展，并将在信贷危机减缓时刻，帮助全球经济恢复。他强调，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将帮助全球摆脱目前的困境，中国在重建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正如其在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一样。2008年10月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发表演讲表示，七国集团（G7）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它应该被一个更具有指导作用的新集团所代替。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则应该被吸收在内。成立一个更加灵活、更加有效、更加有影响力的新集团，这个集团也有可能是G14甚至是G20。但佐利克也表示：“这个集团最终能否取得影响力还要取决他们最终所能承担起的责任。”2008年10月7日，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也给出了一个更加肯定的结论：中国以及中东国家将“决定着”美国历史上最大金融拯救计划的成败。萨默斯说，美国政府现在最应该做的和“不得不做的”是，向中国保证“美国的证券是安全的”。2008年10月9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戴维•麦考密克表示，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投资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这次危机中，中国避免了全球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各国媒体更纷纷异口同声地对中国提出改变世界的希望。2008年10月13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在新兴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才能成功转型为一个现代制造国和出口国，中国才是那个正崛起的势力。世界已经改变，G8必须加上中国和印度。
在七国集团（G7）的财长和央行行长聚首美国商讨金融海啸的对策之际，英国《观察家报》刊文指出，G7正面临卑躬屈膝、向中国折腰求助的窘况。文章说，G7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被逐渐削弱。那些损失惨重的G7集团国家的银行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向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求助了。法新社2008年10月12日的报道称，在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恐慌中，中国表现出一种帝国般的镇定，它在提供援助的同时确信能够应付。知名的投资专家索罗斯2008年10月13日也称赞中国对这次危机处理得不错。他表示，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有较大的裁量空间决定如何处理，因为它有大量累积的存底。
新华网引述英国经济学家2008年10月11日刊文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占到了上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1/3。但最近的增速放缓说明，虽然奥运会期间北京周边工厂的暂时关闭令北京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澈了，但却使中国的经济资料比往常更加模糊，经济的基本面也遭到了削弱，特别是在住房市场。不过，文章指出，中国已经为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做好了准备，而这也是外界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发动机不会停歇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全球一致的期待眼神以及中国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担当的角色，正说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模式得到全球的认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是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支撑，还让全球共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世界经济论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看好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经济论坛10月8日公布的《2008—2009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仍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瑞士和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排名继续靠前，中国大陆的排名首次进入前30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日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08、2009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增幅仍有望分别达到9.7%和9.3%，在主要经济体中首屈一指。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2008年10月7日在北京正式发布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其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显示，在全球45个样本国家中，中国以0.74名列第一，美国以0.32居倒数第一位。
报告指出，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仅要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同时，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应为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这两方面即构成国家责任。
中科院《国家健康报告》从裁减军备、消除贫困、发展援助、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对全球45个样本国家的国家责任进行评估，结果中国、墨西哥、巴西、泰国?菲律宾居前5名，排最后5位的分别是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新加坡、美国。
在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除北欧国家外，发达国家的国家责任排名普遍靠后。中科院国家健康课题组指出，发达国家不负责任导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相应国家责任，更好地加强合作，推动并保证“千年发展目标”得以如期实现。
中科院国家健康课题组组长杨多贵还特别提出，当今世界，美国在国家财富和国家力量两个方面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但由于其贪婪地追求经济利益和国家霸权，忽视国家道德、责任和信用，招来“次贷危机”之祸。随着“次贷危机”由金融系统向美国实体经济系统传递，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国家健康持续恶化。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崛起讨论会”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表示，如果中国现在注入资金协助世界经济复苏，中国将很快晋身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他认为，中国应投入资金拯救世界金融体系，刺激全球经济复苏。
伯格斯坦说：“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过去对中国在美国的大笔投资表示反对，但是现在如果中国投资，国会将鼓掌欢迎。”其实，中国正在赢得的，不仅是美国国会的鼓掌，而是在全世界响起的掌声和欢呼声。
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改革
日本共同社记者盐泽长期在北京工作，一直在思考中国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间的相同处。他表示，幕府时代日本锁国200年，在世界很孤立。直至幕府末期1853年美国的“黑船”来到，要求日本对外开放，日本人才知道了日本很落后。这种感觉跟“文革”后的中国人一样。明治政府为了特别加快发展，采取了“殖产兴业政策”。这是以政府为主导培育产业的政策。明治政府打着富国强兵的口号，推动殖产兴业政策。城市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工，贫富差距也比较严重。盐泽说：“中国和日本，国家的规模不同，我不知道日本的经验能不能作为中国的参考。但我觉得成功的原因最终是政治的改革和开放。明治初期各种报道很活跃，也能批评政府。自由民权运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媒体也积极报道。1875年政府发布报纸条例以便镇压。但是中央政府渐渐让步而允许组成各种政党，同意在地方建民主议会。这种情况促使1889年的全国大选举和1890年的中央议会建立。最后确立了议会制民主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受广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邀请，来广州作《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专题报告。面对省委、省政府300多名厅级以上官员，这位79岁的老人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随后，他来到佛山，面对1000多名官员畅谈解放思想。田纪云在北京《炎黄春秋》发表两篇文章回忆当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网络上，网民也加入了解放思想的讨论，腾讯网一东莞网友表示：“解放思想就应该有话语权，没有民主、人权，思想怎能‘解放’呢？”他的观点得到较多网友的认同。一些文章认为，民主政治、开放言论、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应该成为“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主题。中国老百姓希望“共同富裕”起来，中国老百姓更希望“新政”还包括更大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经验与成功时，重点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在此，“解放思想”已从特定历史条件下党为实现某项任务反对教条主义而倡导的斗争手段，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质要求和方法论原则。那么在中国社会步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新时代的时刻，“解放思想”具有哪些新内涵与意义呢？
第二次改革：解放思想新内涵
新时代“解放思想”的内涵已超越了对具体思想观念和运行模式的突破，开始转向对习惯性思维模式、思维定势及经验模式的突破。这应该说是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突破，是对中国社会文化精神的再造，更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实现的必要精神条件和思想保证。
（1）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长期以来，无论是毛泽东时代或邓小平时代，尽管社会运作模式不同，历史发展任务相异，成果都很突出与鲜明，但从思想方法看都有一共同特征：将时代任务“单一化”，即讲政治，就出现“泛政治化”现象，用政治标准衡量和决定一切；抓经济，则也导致“泛经济化”特征的发生，甚至将GDP作为判定社会进步的“唯一准则”。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发生，虽有多种原因，但不可否认思维模式层面表现出的深度“两极对立化”倾向，非此即彼。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思想上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则立场，可行为模式却往往表现出“极端化”取向？排除制度原因，从精神结构层面分析，主要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作祟。因此，在开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必须排除和突破此思维模式的制约。“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须在发展中兼顾各方利益，寻求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社会和谐”则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谐”本身就必须顾及社会各层面的利益选择和价值追求，而不能以单一的任务作为社会追求的唯一目标。
“和谐”的标准与“革命”与“改革”时所具有的明确社会任务不同，其对“文化精神结构”的要求更有着“宽厚与包容”多元文化和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因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建构与中国前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精神架构”，以形成符合与适应“和谐”要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此意义上看，今天“解放思想”的任务更为深远和艰难，它已与中国文化的重构、重塑任务相重叠。
（2）摆脱“解构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任何国家和政党，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建构指导其社会发展的“国家意识形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或“解构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倾向。综观1949年以来中国的两个发展时代，受“两极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或在“政治高于一切”的背景中形成强烈的“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国家意识形态”取代整个社会文化，“九九归一”式地将“意识形态”等同“社会文化”，把本应“百花齐放”的多元社会文化发展单纯归结为在“意识形态”严控下的一元文化；或在“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出现全面“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向，以重商主义价值观形成对经济利益的无止境追求，以至在社会逐渐“世俗化”过程中，出现“文化沙漠化”倾向，抹杀“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作用，导致社会主流价值的严重缺失。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意识形态”态度，明显表露出市场化时代追求“自由经济”泛化出的文化特征。
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社会阶层与多元利益的“和谐”外，更重要的是形成凝结整个社会共同奋斗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价值体系”。它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渗透于社会文化层面的基本价值导向，在重塑社会主流价值信念的同时，重构民族内在的赋有时代特征的道德精神文化。使以往习惯性的依托纯“意识形态”的视野干预和主导文化建设的“极端思维定式”，或以全面“解构意识形态”为由抛弃“社会主流价值”建设的倾向，转向以社会文化价值为基本导向并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互适应和相互关照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体系，最终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3）克服改革中形成的习惯性“经验模式”的困扰。应该说，改革近30年来，无论党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与干部，乃至整个社会都已形成了一套习惯性的工作方法和模式，并且前期也已多次证明这套“经验模式”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