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1)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2)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3)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4)
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1)
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2)
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3)
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4)
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5)
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6)
吉米：对外国媒体的期待应该更现实点(7)
林洸耀：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1)
林洸耀：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2)
林洸耀：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3)
林洸耀：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4)
林洸耀：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5)
林洸耀：尽量站在中间的立场(6)
EdwardCody：我感兴趣于中国现实中的张力(1)
EdwardCody：我感兴趣于中国现实中的张力(2)
EdwardCody：我感兴趣于中国现实中的张力(3)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1)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2)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3)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4)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5)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6)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7)
伊扎特·舍赫鲁尔：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8)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1)
特殊的身份
郭可
境外记者是指国外或境外媒体机构派驻中国大陆的记者。这些境外记者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中国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会）时，临时派来中国的记者，被称为“伞投式记者”；一类是常驻在中国本土的境外记者。伞投式记者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一般相对较低，多数可能不会说中文。但常驻境外记者则不同，多数懂中文，且一般都来过中国，熟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还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活动力强，活动范围广，消息灵通；他们会非常重视采访实效，为了及时发出新闻，希望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不满足于一般性的采访和参观；他们一般政治上很敏感，既会客观报道中国情况和中国内外政策，也会渲染我国存在的问题，尤其突出我国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
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境外记者在中国一直属于一个特殊的记者群体。他们的身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些境外记者在华的生活圈和他们的新闻报道活动与中国同行和老百姓总有点距离。这当中既可能与中国政府新闻政策和目前新闻体制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有关。但不管如何，境外记者在中国社会中总显得有点神秘，也因此凸显其特殊性。
此外，境外记者这一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中总是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这或许因为他们所发布的新闻报道总与中国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某些敏感话题（如人权、西藏和台湾问题等）联系在一起。这当中既有公正客观的报道，但也不乏在中国和中国政府看来是不客观、负面甚至恶意中伤的新闻报道。对于这些涉华负面新闻报道的诱因，中西方的专家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由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使得这些境外记者无法客观报道中国；而中国学者则认为这与境外记者的意识形态偏见有关联。由于中西方对境外记者新闻报道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距，于是，境外记者的涉华报道已经远远超出其新闻报道的内涵，而往往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涉华国际舆论联系在一起，境外记者在中国的身份也因此变得很不一样。
当然，境外记者身份的特殊性可能也与中国的近代历史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软弱走向强大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大国的集体自信得到极大提高。而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见证人 境外记者，解读中国发展历程的心态也从原先居高临下的殖民者心态逐步变得相对多样化：有些真正看到中国的发展并为之欣喜，有些却还戴着有色眼镜来挑剔中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始终未变：境外记者一直以旁观者的心态来审视中国。这既是他们记者职业的要求，也是他们（尤其是西方记者）与中国的历史延伸。
无论是在他们的新闻报道还是私下讨论中，境外记者自己也觉得与中国国内记者不一样，或者说希望保持不一样，总用“他们”来描述中国政府、中国同行和老百姓，加固了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身份。
尽管如此，过去30年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对境外记者的吸引力还是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境外记者开始涌入中国。据外交部新闻司统计：1990年境外媒体在华常驻记者仅170人，全年临时来华采访的也不到1500人。2002年，常驻记者增加到353人，代表199个境外媒体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到2006年2月，共有来自46个国家的291家机构进驻中国，516名记者在华常驻。与2002年相比，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增加了93家，记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到2007年，常驻中国的境外媒体机构已上升到363家，常驻境外记者达到760名。目前，共有606名外国记者在华常驻，每年临时来华采访的外国记者有30005000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吸引了更多境外记者来华采访，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员估计，采访北京奥运的记者人数达到了2 4万人，创历届奥运之最。http：//www chinanews com cn/olympic/news/2008/07-29/1328608 shtml。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2)
管制的变化
境外记者在中国的身份特殊，可能与我国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制度也有密切关联。一直以来，我国新闻管理体制总是把境外记者当作特殊对象（或另类对象）来单独管理。这不仅使政府部门和中国记者认为境外记者“与众不同”，连境外记者自己也会觉得他们很特殊。
这一点从我国颁布的三个关于境外记者的管理条例和规定可见一斑。1981年3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管理外国记者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共14条；1990年1月11日，国务院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共22条，并代替了1981年的《暂行规定》；2007年1月1日，专门针对北京奥运会，我国又颁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共9条。
1981年出台的《暂行规定》主要强调了对境外记者的限制，大多由“申请 注册 登记”的方式来体现，可以说境外记者在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监管，包括入境、离境、延期、变更事宜、住宅、采访、通信设备等。1990年出台的条例则完善了相关细节，尤其是申请与注册的内容越来越细，并指定由外交部主管，在采访与通讯设备方面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并区分申请提交和获得批准两者的区别，同时对外国记者将要报道的新闻内容做了规定并突出了国家安全（第14条）。
2007年的北京奥运会规定则对境外记者采访放宽了限制，给予了很大的自由。与此前条例相比，主要在四个方面有突破：（1）境外记者采访不再需要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2）境外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3）境外记者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4）简化了相关器材入关的手续。
境外记者对我国放宽对他们采访奥运的限制是欢迎的，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一规定可能只是暂时的。现在，中国只允许外国记者去特定城市进行采访，还需要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按照现有规定，地方政府有权拘留那些进行非法报道的境外记者，尤其针对政府认为非常敏感的问题，如抗议示威、矿难和人权案件等。面对我国政府对境外记者的管制，境外记者的心态是复杂的，对中国政府的管制会产生一种不满。
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驻华外国记者协会（http：//www fccchina org/）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吸收在北京的境外记者为会员，目前会员已超过300人。该协会的宗旨主要是保护在京境外记者的权益并提供相关的服务。该网站上罗列了境外记者在北京采访要注意的事项，如提供主管部门的联系方式、如何保护被采访者和中国雇员。该网站记录了自他们网站开通以来283起境外记者采访受到干扰的事件。2007年对163名境外记者的调查表明：47％的受访境外记者认为中国的采访环境有了改进，但67％的境外记者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奥运新闻采访的承诺。该调查还罗列了他们采访中的问题，其中最大一个问题是他们无法接触到他们想见的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最高层）和公共信息服务。在评估中国官员方面，69％的境外记者认为中国官员在接待境外记者方面做得差，22％认为中偏下，6％认为中等，1％认为中偏上。在评估公共信息服务方面，37％的境外记者认为做得差，47％认为中偏下，13％认为中等，1％认为中偏上。没有境外记者给中国官员和公共信息服务打优秀。当然，该调查并没有注明这些类别的具体定义。
总体来说，境外记者对中国政府目前的管理模式持复杂的感觉，既“令人失望但又值得肯定”（frustratingbutpositive）这是一名法国记者对目前现状的总体评价，引自http：//www fccchina org/。。大概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境外记者对政府部门会自觉不自觉保持较高的戒心，同时也更加凸显了他们在中国作为特殊新闻从业者的地位。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3)
报道的议题
关于境外记者涉华新闻报道的关注焦点，有一个较形象的比喻：上世纪80年代，境外记者到中国后，会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到了90年代，他们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
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夸张，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境外记者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关注点。据笔者观测，过去30年中境外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总体上开始覆盖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军事、国防、外交、体育、教育、人权、宗教等。也就是说，境外记者对中国的关注已经开始多元化。多项相关研究表明，境外媒体机构对中国报道的多元化趋势在过去10年中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根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关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1995年、2000年、2005年的中国报道研究表明西方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议题设置上：经济话题有了大幅增加，社会、文化领域报道增多，纯粹的政治报道比重有所下降。以经济报道为例，3家报纸2005年的报道量都比1995年提高了20%以上，基本上占了所有中国报道的1/3。因此，可以把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通常总结为五个“论”：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中国崩溃论”；三是“中国妖魔论”；四是“中国机遇论”；五是“中国发展论”。《西方媒体语言折射中国形象嬗变》，引自http：//www sina com cn，2006年11月14日，《决策》杂志。“中国发展论”为笔者所加。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境外记者的中国报道总体上还是较为客观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报告显示，美国上述三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共有243篇，其中客观报道占报道总数的1／4左右，偏见报道约占1／3，平衡报道的比重是40％。因此，国务院新闻办认为：在倾向性上，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中性报道占多数，负面报道略多于正面。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占涉华报道总数的60％70％。《美国西方媒体如何写中国妖魔化报道比例下降》，http：//news xinhuanet com/newmedia/2006-06/30/content_4769871 htm。因此，可以认为在华的多数境外记者在主观上还是能用专业化的视角来报道中国的。
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境外记者对中国怀有极端的偏见。这种偏见在2008年上半年的“3·14”事件以及后来的地震报道、奥运报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片面的新闻报道与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真实报道形成了强烈反差。连西方媒体（《芝加哥论坛报》）自己都承认：“西方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寻觅丑陋东西，你总会看到一些不喜欢的东西 杂草、臭虫、野蘑菇、泥块和垃圾等。这种看法是准确的，但又是片面的，要全面了解中国需要透过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全景 专注于中国的过去并对其他事情不闻不问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引自2008年8月10日《芝加哥论坛报》文章《看清楚现代化中国》，刊于2008年8月11日《环球时报》第六版。
应该承认，过去30年是我国社会变化最大的30年。这一变化过程也许在西方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时期，因此客观上确实让这些不是十分了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境外记者（尽管有些记者会说中文）看得眼花缭乱，有时看不到有些新闻事件的本质，再加上他们对中国的固定成见和中国政府本身的一些失误，使得他们的中国报道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矛盾性，较难反映中国社会变化的丰富性和真实性。
序：境外记者在中国(4)
尽管2008年上半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充分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方式固定成见，但应该承认，近年来境外记者报道中国的视角也在不断变化中。微观来讲，这与境外记者的构成有关联：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境外记者都学习过中文，来中国考察过，比较熟悉中国的社会和事务，在处理新闻报道上更加平稳、客观和真实。从宏观来讲，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国家总体实力的提高以及中国政府日益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尤其是奥运会之后），使得中国开始真正融入世界，变成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因此，这些境外记者的中国报道总体上也趋向更加全面、相对客观。
舆论的焦点
当然，境外记者在中国之所以变得很特殊，除了上述分析的一些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中国新闻报道老是在主导着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国际媒体）涉华国际舆论的走向。可以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媒体中涉华国际舆论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重大国事，而且一般总是对中国不利的影响。2008年上半年系列事件的国际舆论可以说是把这种影响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次国际涉华舆论不仅绷紧了中国的政治神经，还激怒了中国一般民众，使得境外记者的新闻报道演变成中国社会和民意与国际媒体（甚至西方国家）之间直接对抗的导火线。
于是，在中国的境外记者以及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否公正、平衡和准确一直是中外争论的焦点。但事实已证明：这一问题可能比涉华国际舆论本身更为复杂。中方会认为国际媒体中的涉华舆论大部分报道是负面的，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看到中国的进步，没有反映中国全貌；并认为境外记者的这些负面涉华报道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境外记者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或是为了迎合一些国际媒体总部编辑或政府和财团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市场因素的影响以及他们片面追求戏剧性效果。而境外记者则会认为中国人高估了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只是记者，不是他们国家或政府或新闻机构的代表或发言人，他们报道本国政府可能也以负面为主。作为记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尽量客观地报道中国发生的事件，而且他们有时之所以不能客观和准确地报道中国，是因为缺乏中国政府的有效合作，有时甚至是故意妨碍和干扰。境外记者认为中国不应单纯用“正面”或“负面”来考虑问题，也不能仅仅以“中国的敌人”或者“中国的朋友”来判断一名境外记者。
总之，中外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中方认为媒体（或新闻报道）的责任，是要营造良好的涉华国际舆论，而多数境外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则认为媒体应是寻求真相的独立声音。这几乎使双方无法达成广泛的共识，也无法找到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上一些观点主要引自特里萨·J 劳森1998年撰写的《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 大会总结报告》以及中外记者在北京开展的两次对话的综合。
结语
境外记者与中国社会之间对媒体功能和舆论的截然不同态度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要消除双方的误解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从目前而言，境外记者和中国（包括整个社会和政府部门）可能都把对方看成“他们”，与对方打交道都会理解为“与狼共舞”，都会对对方抱有戒心。显然，这样不利于增强双方的相互理解。但是有一点可以预测，将来某一天当境外记者在中国不再显得那么特殊之时，当政府无须颁布特别条例来管制境外记者之时，境外记者这一名称可能会慢慢消失，至少会变得不那么特殊了，中外在新闻传播和媒体的理解就会大幅增强。
也许这只是一种假设。但2008年奥运会开始以来，从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和开放自信以及境外记者和国际媒体的奥运报道来看，这种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