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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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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3
Chapter_1
<中国心绞痛>
不是序的序言
现在的中国社会有病。
一些食品生产厂家，本来是生产食品的，但是却为了钱，往里加添加剂，让人吃了不死也病。
教师原本是教书育人的，但是现在有一些教师却变着法地坑学生。
医生本来是治病救人的，但眼下有一些医生看人的眼神都不对，不看病，看人腰包。看病无非是怎么把人腰包里的钱都掏出来。
社会乱相种种，某些官员也是乱上添乱。
我们的官员，身处一个压力体制。他们的官帽子，都是上级所赐。眼睛向上，是大势所趋。眼下，中国不幸，又有了媒体。从平面纸媒到电视再到网络，一应俱全。凡是有媒体的地方，无论官员的乌纱帽是从哪儿来的，都要学会作秀。有的作秀是真作，表演完了，多少要兑现一点。有的作秀是假作，表演完了，也就完了。平面纸媒和电视好控制，不该说的话，及时地不让他们说就是。但是网络不好办，一个不留神，总有人喜欢把“皇帝没穿衣服”这种大实话捅出来，让官员难堪。
社会乱事多，官员不思改进，不去治乱，反而总在掩饰上面下功夫。有了网络，加上手机这么普及，手机上录音摄像功能一应俱全。官员的手虽然比咱们平头百姓的大，也难以一手遮下所有的丑事。遮不了也得遮，强遮，硬遮，捉襟见肘也得遮。于是，事情就更乱。有的时候，乱源来自于官员本身，为了自家的利益，四面出击，到处拆迁。惹到天怒人怨，也不肯罢手。
当然，这一切的乱，其实是乱了老百姓，也苦了老百姓。
心绞痛，痛的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想少点乱子，就得出来喊一喊。喊一嗓子，是一嗓子。多少让制造混乱的人，感到有些胆惊。
天下总是乱中治，中国心绞痛也是惊醒剂，让我们从盛世伊始的喧闹里看清自我看清差距，从而知道万里长征第二步的微妙与真切。
东方复兴的路还远，我们在路上！
张鸣
2010年2月
一言难尽的“五四”
中国的传统，也是一言难尽。反传统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些文化人的作为，其实无论怎样反，都反不掉，导致文化和传统被摧毁的，并不是“五四”。
我们都知道，眼下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非常关键的阶段，进一步解放思想，是这个新阶段的重中之重。解放思想，需要有形式的刺激，更需要实际的措施，切实的制度变革。一个可以操作的改革方案，加上坚决而扎实的落实，比一万种玄思和一百种游戏都要强上一万倍。说一千道一万，解放思想，其实就是脚踏实地，做实在的事，做一点，中国进步一点。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类的理念，但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过于迂腐。可是，中国的进步，最终还是要靠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
固然Nothingisimpossible，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关键还要Justdoit，立刻干起来。
“五四”过去九十年了，按国人的习惯，凡是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时候，总要有点例行的纪念。只是，例行纪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难免仪式化，老调子重唱，经过这事的老人还活着的话，还能激起几滴眼泪，而今天纪念过去九十年的“五四”，连这几滴眼泪想必都没有了，想想未免让人泄气。不过，好在中国人做历史，一向大大咧咧，过去常说的事，常弹的调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细翻翻报纸，发现漏下的还有很多。很多事，跟我们的史学家说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说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运动绑在一起，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单就“五四”那天的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以来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太多的关系。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学生们也照样会上街，只要巴黎和会山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学生们必然要上街游行抗议，找若干晦气的“卖国贼”出出气，东汉和北宋末年的太学生都这样闹过的。到了清代，学生（生员）和举子因为政局闹事者，大闹者如公车上书，小闹者如各地考试不公。大闹小闹，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学生嘛。
“五四”学生上街，在学生看来，因为是中国要亡了，为此他们中有人割破指头，写了血书。但是，当时的中国情形，其实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签二十一条的时刻，处境要好得多。近邻日本，原来凶神恶煞的大隈内阁垮台了，换上的新人，扬言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不要什么抵押就借给当时的北京政府大笔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导下，押宝押对了，变成了战胜国，虽然说处境没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赔款德奥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连当年被德国人抢去的古天文仪，也还回来了，连耻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
但是，第一次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胃口很大。停战日中国人的庆祝，相当隆重，北大的师生跟后来的“五四”游行一样，也唱主角来着，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演讲。大家（包括陈独秀）都觉得这回总算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中国人也该直直腰了。因此，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之大，不仅打算收回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而且想全盘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可是，一战的结束，就跟它的爆发一样，都是丛林时代的产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没有过时。巴黎和会的确像我们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是个分赃会议，会议的发言权，是按国家实力分的，第一等强国英法美日意，有五个代表；第二等的有三个代表；最末一等的，只有两个代表名额。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属于大国，理所应当有五个席位，兴冲冲派去了五个代表，结果，到会场才发现，自家被排在最尾，只有两个席位。此时的中国，还属于案板上的肉，处境比战败国稍好一点，但是自家的某些东西，也明摆了是要被人家分的，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来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站在英法一边参战，图的就是德国在中国的势力，所谓参战，满打满算，就打了这么一仗，驱走了在青岛和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取而代之。而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被视为五强之一的日本，这样的要求欧洲列强怎么可能不答应？虽然美国教授出身的总统威尔逊提出过尊重弱小国家权益的十四点声明，可他到了巴黎才知道，在这里，没有人把他的声明当回事。不久，连他自己也发现，真要实践这个声明，没准马上就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中国的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可是，注定落空的期待，却是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期待，一旦落在地上，全体都失落到了家。这个时候，按国人的惯例，只能在自己内部找原因，即使没有内奸，也要找出来。
当然，此时当家的，以段祺瑞和他头号智囊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或者说皖系政府，为政是有毛病的。这个毛病，就体现在亲日上。亲日给段祺瑞政府带来了大笔的日元借款，只是，段祺瑞没有用来搞建设，却用这些钱推行武力统一，动武压迫西南军阀，也压迫在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不仅弄得国内南北关系紧张，而且导致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之间也出现了裂痕。武力统一就要打仗，打仗就难免分赃不均，北洋军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直系吴佩孚给放在前线作战，湖南督军却给了寸功未建的张敬尧，仅仅因为张是段的亲信。同时，感觉调兵困难的段祺瑞，借所谓参战（世界大战）之机，利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暗示着今后一旦全部日式装备和训练的参战军成了气候，此前的各派各系，都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同时，在政坛的文官，原来一向得宠的留学英美的官僚，因为政府亲日的缘故，忽然失宠，而留学日本的人，比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跻身政治决策核心，这些失宠者当然也不满意。即使没有这样明显留学背景的政客，相当一部分人，也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搞了自己的国会——安福国会，被边缘化，比如像梁启超和林长民的研究系，当然也不舒服。所有的矛盾，因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爆发出来，“五四”的抗议运动成了爆发的平台。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是运动的主力，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摇旗呐喊，政客起哄，连军阀都声嘶力竭，吴佩孚接连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释放学生，如果政府不答应，这个北洋军阀里的常胜将军，就要提一旅之师北上问罪。到后来，连身属皖系的军阀，比如卢永祥、张敬尧都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他们罢免曹、章、陆。所有人对皖系政府的不满，都借运动发泄了出来。结果，皖系被钉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第二年直皖打了起来，兵力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皖系，居然大败亏输。实际上，“五四”为直系的战胜，立了头功。
不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面对警察时也不采取对抗手段。凡是爆发运动的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鼠，过街老鼠。第一次被抓的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滔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的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里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学生们就不打了。其实原本“五四”那天上街的大队学生，没打算去砸曹汝霖的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早就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预备大闹一场。可是，群体运动中，激进者总是会占上风，对施行暴力表示质疑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半途就心灰意冷，据说还挨了一拳。此后的运动，在抵制日货的声浪中，暴力连连。学生们自己很有奉献精神，先把自己所有的日货拿出来烧掉，然后就逼迫商家也如是办理，理性一点的地方还知道把查抄来的日货处理掉，当成运动的经费，不理智的干脆就一把火。凡是不肯痛快抵制日货的商人，一律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挨揍也是免不了的。有的激进分子，看见街上有人穿日本布料做的长衫，上去就是一剪刀。上海的市民，一度传说日本人下毒，因此，凡是日本人上街买药，打酱油，都被怀疑为暗藏杀机，当场扭送警察局。在北京的游行队伍中，发现有日本记者接近了学生放食物的地方，也被怀疑有下毒的可能，也扭送警察局。这样的下毒担忧，其实跟义和团运动中类似传闻性质完全一样，只是，人们没有把怀疑的对象抓来砍了而已。
但是，运动中的暴力，基本上都被爱国主义凯歌遮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名流，所有的社会舆论，都无条件地向着学生说话，只有梁漱溟对学生的违法行为发表过一点异议，但也很快被批评声所湮没。在济南，有皖系背景的《昌言报》，对学生行为稍有批评，报馆就被砸掉，主编被抓去游街。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人自由和解放，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下面，就自动萎缩，连一向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
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的确具有合理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而且通过抵制日货，振兴了民族工业。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人为干预，作为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在日货的倾销下，民族工业很难有喘息的机会。政治抗议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仅引入学理和思想在发酵，而且西方的学制和学科体系也进一步完善发展，大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一部分人在运动过后，向右转，倾向政治改良；一部分人居中，继续走教育、学术救国的道路；一部分人向左转，奔向了革命。三部分人都是像蔡元培所说的，是吃“五四”饭的。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后来虽然得到当政的蒋介石的赞赏，但蒋介石本人对“五四”并不感兴趣。但吃“五四”饭的人，在国共两党，都声势烜赫，后来的中国，实际上是他们的天下。
虽然说，国民党把“五四”定为艺术节，共产党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海峡两岸主流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五四”的主题，都不可能否定，“五四”科学民主的旗帜加上爱国的旗帜，至今还在飘扬。但是，人们发现，其实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学理输入引进的自由主义，在抗议运动当口和在其后，都命运不济。自由主义者龟缩在学界一隅，自由被科学和民主（虽然国共对两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挤到了角落，至今没有出来。
注：此文已在《南方周末》发表，但有很大的删节！
古今文字狱的异同
河南的王帅案和内蒙的吴保全案出来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狱。但仔细想想，这种事情，跟古代的文字狱，还是有点不一样。古代的文字狱，一般为最高统治者发动，目的是力求思想和舆论的一致。显然，大力度追索和迫害王帅和吴保全的人，没有这样高境界的追求，他们所要的，第一是信息不能外泄；第二是维持治理者的尊严，不容犯上作乱。从某种迹象上看，第一点的需求极其迫切。必须承认，我们的地方官员已经有所进步，治下臣民如果喝醉了，私下骂骂领导，多半不会招致领导的追究，只要不指着领导鼻子，公开挑衅，听见了装作没听见，也是有可能的。动用警力千里追索王帅，指使司法机关给吴保全判刑，上诉之后居然加刑，如此大动干戈，杀鸡用牛刀，无非是要在尽短的时间内，堵上信息外泄的窟窿，杀一儆百，防止治下臣民有样学样。
我们的官员，一般来说，面皮都比较薄，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这种意见在公开场合发表，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种意见来自外部，来自媒体，怒则怒矣，却也无可奈何。抓记者的事，固然也有人敢于尝试，但毕竟风险比较大，所以，大多数官员，只在加强防范上下功夫，防火防盗防记者，重点是防记者。防、堵、围、缠，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地方，据说有全套的应对记者的政府预案，一有大事，立即启动，构筑全境上下立体的防御体系，让所有来犯的记者，铩羽而归。
如果说，对于外来的人，虽怒，但还有点无可奈何的话，那么，对于治下的人出来爆料，则一定痛恨异常，恨到牙根痒痒。很多的官员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内部的事，只能内部解决，内部不给解决，也必须等待内部解决，把问题捅到外面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叛逆。因此，对于这样的叛逆，无论下多重的手，都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罪一个领导，等于得罪所有的领导。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我们看到，在王帅事件被媒体披露之前，吴保全已经被判刑，类似的事件，还有若干。内部人的消息外泄，总的来说，还是能被控制的，因此必须下功夫控制。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
别把板子都打在“五四”屁股上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一个历史事件经过这么长时间，还让人惦记着，本身就说明这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从前在大陆，对于“五四”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扬。每年5月4日，学生们都要唱歌跳舞地进行庆祝，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五四”青年节随着五一长假就给放掉了。倒是今年，“五四”还没到，相关的文章已经出来了，接连看了两篇，居然都是唱反调的，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意见有点多元的意思了。
只是，老调子固然乏味，反调也未必唱得圆通，刚看到一篇秋风先生的文章《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无论如何，都感觉莫名糊涂。文章从泰国的政治乱象和印度的大选谈起，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