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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
第一章(2)
第一章(3)
第一章(4)
第一章(5)
第一章(6)
第一章(7)
第一章(8)
第一章(9)
第一章(10)
第一章(11)
第一章(12)
第一章(13)
第一章(14)
第一章(15)
第一章(16)
第一章(17)
第一章(18)
第一章(19)
第一章(20)
第一章(21)
第二章(1)
第二章(2)
第二章(3)
第二章(4)
第二章(5)
第二章(6)
第二章(7)
第二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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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2)
第二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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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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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7)
第二章(18)
第二章(19)
第二章(20)
第二章(21)
第二章(22)
第二章(23)
第二章(24)
第二章(25)
第一章(1)
1927~1928年，国民党单独完成北伐建立了全国统一政权时，曾经面临过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以国民党当时22万普通党员，约等于全国人口1:1820的比例数，1要想实现其“以党治国”的目标，可谓难乎其难。为解决执政困难，国民党在事实上大量借助和利用了旧人员（如旧官僚、旧军阀和地方士绅）来达成执政的目标。最为典型的是，1928年国民党宣告北伐大功告成时，其四大集团军，除了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统辖的第一集团军以外，另外三支集团军，均为地方军阀势力。2结果，北伐战争刚刚结束，这几支不同派系军队相互间就再度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这种时断时续的内战虽然没有根本破坏南京政府的一统天下的地位，但是，接纳和依赖于这些旧势力执政的后果，却明显地消解了国民党此前各种平民化的社会变革诉求，导致了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的根本性改变。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之际，看上去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危险。尽管，1949年的中共党员人数多达450万，3与当时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120，远比国民党1928年时强得多。但是，第一，其党员人数上的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西北及华东的一些根据地和军队里面，在广大新占领区域，党员人数还是十分有限。而且，凡是没有经历过整风学习、土改运动和战争考验，尤其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大批新区的党员干部，中共中央也难寄予信任，这更局限了可用党员的数量。第二，中共中央建国伊始，也一样面临到国民党1928年统一中国时所面临到的十分相似的问题，即四大野战军及其各根据地“诸侯”所形成的“五雄七霸”的局面。4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对以城市为中心确立各级政权还毫无经验的中共中央，既必须要依靠各路“诸侯”打天下、坐天下，又不能对“山头主义”掉以轻心，以至养虎遗患，其策略分寸把握之难，亦可想而知。
迄今为止，我们从已有的研究中看到最多的涉及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干部任用政策问题的研究，只有1952年和1957年发生在广东地区的反“地方主义”事件。5但是，究竟这一事件由何而来，广东本来就具有特殊性，中共中央何以进据广东之后仍旧大量任用广东籍干部在广东各级政权中担纲挂帅，最终造成所谓“地方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在全国建政初期，究竟有着怎样的干部任用政策和策略？这种政策和策略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其效用如何？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还没有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的成果。本文不准备讨论中共建国初“地方主义”形成和反“地方主义”事件的经过情形，只想尝试着从中共干部任用政策和策略的角度，来考察中共干部政策的本质及其他同反“地方主义”情绪的各种内在逻辑联系。
第一章(2)
关于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中共中央是从1948年秋天才开始面对统一各根据地军事力量问题的。毛泽东在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讲：仗打到现在，出现了正规化的问题，编制要统一起来了。但当时毛估计还要5年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因此，统一编制的问题还显得不十分急迫。他甚至还担心，过早统一，后勤补给仍旧各补各的，正规化不仅实现不了，还会造成很多麻烦。1
但进入1948年11月，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明确提出：“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达成”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2为此，经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第一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的要求。《规定》将全军各地的部队按地域划分为四大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其中，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3
进入1949年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前以地域命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宜。故1月15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4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仍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两个兵团共6个军；将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仍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3个兵团共10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将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仍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4个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华东海军；将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仍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4个兵团共12个军，另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另将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作为直属军委统帅的战略机动部队，下辖第十八、十九、二十3个兵团共11个军，后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一野是由抗战时期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而来的，主要活动在陕、甘、晋几省区。一野组建后，在彭德怀将领的指挥下，亦主要担负攻略西北各省的任务。历经各大战役后，一野于1949年夏秋，先后攻取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
二野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曾参与淮海战役。二野组建后，在刘伯承、陈赓将领的指挥下，在实施渡江作战，占领南京后，主要负责攻略西南各省，历经各次战役，至1949年底，在一野贺龙所率一部配合下，已经完全占领了四川、西康、贵州、云南等省。
第一章(3)
三野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一直活动在华东各省，是淮海战役的主力部队。三野组建后，在陈毅、粟裕等将领的指挥下，主要负责攻略东南沿海诸省。历经各大战役，于1949年秋完成了占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各省市的任务。
四野是抗战胜利后以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队，曾成功举行过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四野组建后，在林彪等将领的率领下，于1949年春渡江后，主要负责攻略中南及华南数省。至1949年12月已成功夺取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各省，并于1950年4月攻占了海南岛。
四大野战军，虽在1950年作战任务完成后，先后被取消了番号，但所属部队及其主要将领仍按所占地域分别安排辖地。如一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即并入西北军区，彭德怀为西北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二野番号取消后，组成西南军区，刘伯承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三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四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归中南军区指挥，林彪为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连同先后成立的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东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的华北军区，新中国建国后设立的六大军区，事实上仍是迁就原有地方军事系统而设立的。不仅如此，中共中央部署作战及安排各大军区统帅人物时，还特别注意考虑负责将领对新占领区的熟悉程度问题，有意按照籍贯及工作经历等要素分派占领任务。比如刘伯承、邓小平所率二野1949年渡江南下时最初的任务是在华东方向，但考虑到二人的川籍背景，中共中央很快即在部署下一步南下作战任务时，将已经占据南京地区的二野，越过已经占据武汉的四野，调去西南方向。从这一点更可看出，中共中央这时任用高层干部的首要条件，就是着眼于能否有助于实现有效占领和建立巩固政权。因此，它一反中国传统的职官任用模式，“举贤不避亲”，越是自己亲近了解的，越是熟悉所任地方情况的干部，就越是要用。1
第一章(4)
对建国初的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于各大根据地和各大野战军，亦即各大山头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1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时实行了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除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2但基于党高于一切的原则，各大区实行的是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尽管，毛泽东建议，军政委员会主席应由所在地大军区司令员来担任，3但党的书记在这里仍旧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在六大区里，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都由林彪一人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都由高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都由彭德怀担任。其他如华东、西南，也基本上是党政军一体。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为饶漱石，陈毅为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为刘伯承，西南局第一书记为邓小平。只有华北区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如1949年建国前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为董必武，华北局第一书记一度由刘少奇兼任，后才交予薄一波，军区司令员则为聂荣臻。但无论如何，经过这样一种设置后，各大区军政权力机关，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牢牢地控制在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即各中央局的领导之下的。
当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事实上，熟读古书的毛泽东深知新国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权倾一方的中共高级将领，也一样深谙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权的道理。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于是，建国不过一年时间，六大军区司令员中，三位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均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聂荣臻虽仍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其实也离开军区的具体工作了。另外两位，高岗不懂军事，只有陈毅有指挥能力，但毛与陈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陈与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长期不和，处处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闹独立性的可能。4
将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调开，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0年饶漱石抗拒毛泽东的提议，阻挠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5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长期在各大区担任书记的地方领导人，同样有可能发展到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同时，鉴于建国以来，中央机构设置，刘少奇掌管了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统管了外事、统战和经济工作，党中央最高领导中枢“颐年堂（毛泽东办公地点）门可罗雀”6的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开始，陆续通过各种办法，如改各大区人民政府及军政委员会为行政委员会，和成立与政务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把各大区书记，包括邓小平、饶漱石和高岗，以及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的叶剑英等，都先后调到北京来，让他们担任中央一级的领导工作。71954年，又进一步把大区仅剩的负责的军事将领陈毅、贺龙等，也都调到中央来了。
第一章(5)
按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所说，毛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计划委员会成立，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刘主管的财经委员会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调到自己身边来，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未然之举”。1
赵之说法，不无道理。就砍“山头”一点而言，大行政区的制度容易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利切割，便利于各大区之间在利益上相互依托，进而向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在1953年的“高饶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出来。高岗和饶漱石当时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很快利用其所占两大“地方诸侯”的身份，在中央和地方四处串联。高岗以“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为由，强调“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联络各大区“诸侯”，试图扳倒身为“白区”2斗争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此举虽因多数领导人反对而未能成功，3但由此也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迅速取消存在极大隐患的大区制。
1954年4月27日，高饶事件刚一定性，中共中央就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随后，各大区将权力部分上交中央，大部分事务性工作移交给省、市；人员也向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分流。至10月份，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至此，这种伴随着中共长期在农村各处实行武装割据而来的大区体制，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脱离了军政实权的党内各大山头，由此也不复存在。新中国从此走上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时代。
关于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由于中共干部人数有限，中央政府各部委及各大区等所需干部甚多，再加上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资历上一般要求必须在抗战以前参加革命，故够资格担任省市级首长的干部明显不敷分配。因此，中共建政之初对省市首长的任用，就无法像对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那样，全面安排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员。表2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建国初在省市干部任用问题上的一些特点。
第一章(6)
从表2所列48个省市区的67位省市级首长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各大区中央局在任用各地负责人时，也曾尽力考虑安排熟悉当地情况的领导人。如李大章，入川前一直在东北局负责民运、城工和宣传部工作，并非二野干部，竟因其川籍的原因，也被安排入川担任川南区负责人。又如廖志高，延安时已长期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入川前已是组织部干部处代处长。也因其川籍的原因，被二野调来担任西康省负责人。周林的情况最典型。他是三野的干部，已经担任上海市府秘书长，因贵州省籍干部奇缺，邓小平与陈毅协商，被调来贵州任职。任副职的本地干部，就又多些了。最有名的是长期在东北领导抗日联军的周保中，几十年没有回过原籍，也因为其原籍云南，被从东北调去云南担任副省长。但是，就全国范围看，即使加上华北、东北和早年红军所在的湘、鄂、赣、闽、粤这些老根据地所在省区，各省市最高负责人中能用到的本地人也只有28位，1能用到的长期在被任用地学习或工作过的干部也只有13位，加起来连一半都不到。2
对于新占领区域，在干部任用上的军事占领特点更为突出。由表2可知，67位省市级首长当中军队系统的干部占到了35位，超过一半；在48个省市区中有30个都用的是军队干部，几近三分之二。换言之，几乎所有新占领区，都是各野战军或各大区分别任用自己系统的军队干部来担任地方首长。由此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南方各省市，包括西北一些省市，因为军事占领的关系，几乎都任用的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华北、东北各省市，因为根据地建立较多和时间较长的关系，绝大多数省市首长都用的是非军队系统的干部。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南方和西北各省市任用的，几乎都是苏区干部，只有极个别白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各省市任用的，则多半属于白区干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列67位省市级首长中，24位白区干部有15位，即约63%是大学或大学肄业，8位是师范或中学毕业或肄业，只有一位是小学文化程度。也就是说，白区干部中将近96%都是师范或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而43位苏区干部，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