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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第一章 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第2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1)
第3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2)
第4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3)
第5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4)
第6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1)
第7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2)
第8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3)
第9节：?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4)
第10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5)
第11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6)
第12节：第三节 总结
第13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1)
第14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2)
第15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3)
第16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4)
第17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5)
第18节：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1)
第19节：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2)
第20节：第二节 ?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3)
第21节：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4)
第22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1)
第23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2)
第24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3)
第25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4)
第26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5)
第27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1)
第28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2)
第29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3)
第30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4)
第31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1)
第32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2)
第33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3)
第34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4)
第35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5)
第36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6)
第37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1)
第38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2)
第39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3)
第40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4)
第41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
第42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2)
第43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3)
第44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4)
第45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5)
第46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6)
第47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7)
第48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8)
第49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9)
第50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0)
第51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1)
第52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2)
第53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3)
第54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4)
第55节：第三节 总结
第1节：第一章 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第一章 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2009年，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人们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走过艰难的从前，也将见证这个国家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特殊历史。对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来说，六十年的中国外交乃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富有历史教育意义，又极具分析难度的对象。国际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和走过曲折的道路，当代中国外交逐渐成为全球范围最卓有成效的大国外交之一，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只依靠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得到提升，也通过中国外交的持续而有效的努力得到了大力彰显。从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不断发展、提升的历史性变化，其间既有宝贵的经验，也不乏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份遗产，认真思索它的启示，可以攻玉，可以御敌，可以自我提升，可以贡献他人，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从研究者角度看，分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追踪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成就与教训，有许多路径和思路。比如，人们可以追溯中国几代高层领袖的外交大手笔、大战略，对于不同时期中外关系变化的奠基作用；可以探讨中国外交制度的调整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对于全球外交民主化和制度化潮流的积极推动；可以分析中国大国外交的战略性对话协作框架及设计，对于中国改善周边环境与发挥全球角色的作用；可以讨论中国"以人为本、外交为本"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外部形象提升的潜在价值；可以追踪中国军事外交的起源与演化，看看新中国对外交往的这个特殊层面在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和战略方位的位置；可以观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思潮在中国的起落以及它对于中国外交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可以研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从摩擦到沟通再到合作的不同阶段，并由此发现中国外交下的国际组织方略，等等。这些在本书不同章节专门加以讨论的主题，均有可能发展成为深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具体方向，是中国外交学界未来阶段理应深化的工作。
这里，我想从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着眼，对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历史性变化的线索做出若干勾勒。它既是个人的研究心得，也算是统筹本书各章的一种框架。首先，把中外关系的重大变化，置放在三个"三十年"的重大参照系下。这是一个简明且显著的对比，展现了"历史性变化"的含义。其次，再把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分成"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大历史性阶段，分别冠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称谓，之后，再把六十年化为六个小的时期，看看不同时期中外关系有何具体变化，研究它们间的递进与矫正，关注彼此间的异同；在对六个时期的分析过程中，笔者尝试不同变量的检测，看看外交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演进，中国外交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进步的。
第2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1)
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
历史参照系在笔者看来，具备大历史的纵深感，是恰当把握新中国外交地位与作用的关键之一。当中国外交被放置在更加宏观的历史镜头下时，人们很容易纠正原先的误判与狭隘，立即看到新中国外交相对于旧中国的质变，看到新中国外交内部不同时期的跃进。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外关系（1919-1949）
评说当代中国外交成就及其对中外关系的作用，不能不对比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不能不提到以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协定为重要特征的近代中国外交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 1919-1949年的三十年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的时间距离最近、反差最强烈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认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外交方位，不能不深刻理解它此前的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历史是传承的、影响是深刻的。这方面最好的作品，仍是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深入研究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这篇名作。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44页。
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高举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旗帜，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推动和各种国内外先进思想的强烈追求，使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迅速传开，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有了一种全新的变革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随后的中国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可歌可泣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三十年，是朝着结束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和连年战乱的局面、实现国家独立的三十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壮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政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摸索了一整套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逐步摸索"以俄为师"的各种办法，在主要从事国内武装革命的同时，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合作。革命根据地既是传播革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的播种机，又是向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之伟大意义的平台。除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外，另一位同样经历长征、同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伟大朋友的美国作家、著名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也有一本广泛流传的作品《中国的战歌》。阅读《中国的战歌》，就不难知道长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期待世界的理解与支持，也不难懂得为什么他们只能做出革命和造反的抉择，更由此联想革命年代的氛围与风骨如何持续影响了老一代革命领袖在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的外交思维与决策。参见[美]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美]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江枫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军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某些联系渠道，初步接触和理解了近代国际外交的各种知识与手段。如果说，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尚未完全从旧时的朝贡体系和"天下"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对于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体系困惑不解和无从应对；那么，在1919年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展开的伟大革命思想和实践，则接受了最新的世界进步理念，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落后愚昧有了深刻的批判，创造出富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革命做法。这是有趣而富有动感的崭新画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实际的落后与被压迫状态；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者所表现出的新的气质与精神状态在不断孕育和壮大。这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中国整体上被视为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中国的旧政权和各种旧势力的确腐败残破不堪，中国远远离开了昔日的世界中心位置，处于受支配、受压迫的边缘地位；以西方列强为主宰的国际体系，表现着恃强凌弱的霸权特征，对于维持中国弱小和被分割的实际状态心满意足；有关近现代史上世界列强对中国的凌辱、盘剥以及中国外交的软弱应对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参见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和外交工具，但他们代表的新兴力量日益强大和崛起，代表着中国广大地域和民众的要求，朝着夺取政权、实现革命的目标挺进。
第3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2)
小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段特殊"前史"。从客观形势上看，中国已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操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以前曾经有过的某些综合国力优势丧失殆尽，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关系，偌大的一个国家被视为"东亚病夫"，完全谈不上对人类和国际社会的贡献与作用。在这三十年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认清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里落后挨打的悲惨地位，同国内的反动势力和支持纵容它们的外部强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民心向背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沉睡的东方巨人开始觉醒，中国自身的革命和解放，中国参与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对于国际体系的转变起到一定作用。虽然延安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对外交往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外交不同，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开始准备应对执政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国革命时代和革命观念，也给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国内政和外交打上深刻的印记。
二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外关系（1949-1979）
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二大参照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也是世人所说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的第一个三十年，是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本思路与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确立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正式关系、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初级阶段"。
在世界历史的画卷中，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既强大又贫弱的国家，一个让社会主义阵营无比振奋、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惊恐担忧的国家，是一个经济上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又提供不出有任何吸引力的发展模式的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的特殊国际背景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国内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立即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方针这方面，可参见外交部档案专家徐京利的作品《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第九章"打扫屋子的铁腕行动"，第272-313页。，从而使苏联模式得以在中国引进和广泛实施。新中国外交的最初阶段，深深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很快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表面上的与以各战胜国的等距离外交，变成实质上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合作关系，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这一位置适应了冷战开始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全球政治逻辑。国外研究毛泽东的一位著名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对这一时期的发展总的线索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判断。他指出："总的结果是一种曲折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强调的重点是间歇性地一个时期强调阻碍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各种困难，一个时期又强调所有新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固有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可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见［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242页。应当指出，即便在冷战逐渐风行的时期，中国外交仍有一段努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自己与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结为同志或盟友的经历，它同时积累了中国外交制度化、按国际惯例办事、同国际社会对话与合作的宝贵经验。然而，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随着这种国际大背景的转换，中国的外交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朝着更加"左"倾的方向演化；与此同时，它也加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怀疑和排斥的基本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左"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中国外交在周恩来主持下的稳健平和方针。必须看到，总体上逐渐偏向"左"倾的毛泽东时代，在最后阶段显现了某些积极的调整动向，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中美对话的开启，中国外交的钟摆再次强劲回摆，出现了向国际体系中心趋近的势头。只是这种势头短暂且乏力，并没有像后来的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进程那样，能够全面地引导中国走向国际体系的负责任大国的位置。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受贬、毛泽东晚年的极"左"错误达到极点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失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和作用仍然相当边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基本定位和外交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笔者看来，中国外交学界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导向及其实践的评价是清醒的、公允的和有共识的，可参见下列著作：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郝雨凡等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第4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