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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夹缝中的财神爷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胡雪岩热”的背后
当代“红顶商人”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原料短缺的深层：产业结构失衡
不合理的比较利益： 产业失衡的根源
产业失衡的沉重代价
都来根治“产业结构失衡症”
跷跷板，两头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矛盾之一——技术上的不可行性
矛盾之二——扼杀了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怎么看社会主义理想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
前 言
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30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怀着极大的关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流下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的泪水！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了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3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4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 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二、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通过人类在20世纪100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烧尽。1978年新华社记者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0.11元，1.9亿人每天能挣0.13元，有2.7亿人每天能挣0.14元。相当多的?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30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 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 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 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 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 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吸收国际成功的经验和管理制度，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GNP)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 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 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 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 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30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领导干部任期制代替了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中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3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30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30年来，我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本书选择了百余篇评论奉献给读者，我想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杨继绳
夹缝中的财神爷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进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你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他们贷款总规模的60%。
我国的专业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专业银行还身兼两职：既要它像企业一样完成利润指标，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没有收益的政策性贷款。这样，它们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偏重社会利益而不能自负盈亏，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一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么，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它对局部利益小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于长远利益的项目进行贷款。它的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今后几年的政策性贷款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
二、基础设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所需要的贷款；
三、重要物资(例如农产品)的储备和农副产品收购所需要的贷款；
四、扶贫贷款、救灾贷款等重要的专项贷款。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