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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1)
前言(2)
前言(3)
前言(4)
前言(5)
前言(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3）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4）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5）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7）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8）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9）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0）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1）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2）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3）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4）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5）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7）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8)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19)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0)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1)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2)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3)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4)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5)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6)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7)
第一章　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28)
序言
过去10年的经历使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其中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在1990年出版的《贫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一书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二是，20世纪90年代，我转向了对历史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经济史。很难想象，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出现了技术狂潮与泡沫、形成了金钱文化、产生了经济周期不复存在的观点、出台了市场极端主义政策、滋生了腐败现象、助长了由竞选捐助操控政治的局面。如果不对过去的股市经验和“新时代”的常胜主义教训进行总结，任由这些现象发展下去的话，将对美国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每当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或是从此走向衰落之时，都会有一些书籍出版问世，这些书籍会详细地解读财富的历史环境及其发展路径。在西奥多•罗斯福任职总统期间和进步主义时期，“镀金时代”彻底地终结了，此时，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豪门巨富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一书面世。很多失望的美国人把投机泡沫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归咎于领导者的商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此，1934年马修•约瑟夫森出版了《敛财大亨》（The Robber Barons）一书。本书内容自1999年开始构思，其写作主要目的与前两者相同，都是在阐述大量史实的前提下，告知公众所发生的一切，并激发他们改革的热情。本书对历史的讲述可从现在一直追溯到1776年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包括对财富和民主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讲述，其中对股市狂潮、技术泡沫和安然破产等丰富的内容都有论述。
很显然，本书的一些观点在2002年时已获得认可，但在1999年时却没有，因为1999年时，股指正在一路飙升，人们热衷高档消费，历史看似将一直这样继续下去。2000年1月，此时距首轮经济下滑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一场宣布拉尔夫•纳德参选美国总统的仪式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举行。在这里，人们宣读了1864年11月21日林肯所写的亲笔信。林肯在信中写道：“我看到一场危机正在逼近我们，这让我为我的国家感到不安。战争的结果使大企业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随即出现了高层的腐败，金钱的权力范围在逐渐扩大。直到有一天，当所有的财富全部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美国也将被摧毁。此时，我为国家的安全感到十分焦虑，这种感觉胜过以往，甚至胜过战争时期。”人们沉浸在纳斯达克股票疯涨的兴奋之中，对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无暇顾及。
有些学者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信中直白的情感表达不符合林肯总统通常的表达习惯。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时，他对大企业的反对力度超过了林肯，而且还经常性地重复和引用林肯当年的评论。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劳动应当优先于资本，并应当获得比资本更多的支持。
共和党的怀疑主义思想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时期也有所体现。我在1990年出版的《贫富的政治》一书所取得的成功也有两位政治家对该书所作推介的功劳，他们是—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他在1992年非常有希望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完全了解那本书表达的对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惠及富人的政策的不满。尼克松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电车工人，在得到“劳动者的煽动家”这一名号后，他离开了俄亥俄州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此后，老尼克松不再拥护麦金莱的共和主义，而转向了对第三党进步主义的支持，就如同1912年的西奥多•罗斯福和1924年的罗伯特•拉•福莱特。当选总统之后，尼克松支持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确保穷人收入并对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税款。1972年，共和党政府批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在海外设立工厂的行为。
由于我有着共和党的背景，所以对共和党的历史了解得更多一些。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我很难回避一个事实：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与偏见，已经形成了对共和党历史上两位伟大总统（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精神遗产的背叛。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留给以后的选举去讨论。
凯文•菲利普斯
前言(1)
2001年9月，纽约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此时，激烈的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刚刚过去一年的时间。在那场竞选中，总统候选人向选民们讲述了金钱与财富是如何削弱美国民主的。他们说，随着财富力量的增长，政治遭到了破坏。
一些批评家发现，曾经盛行于19世纪末的财富统治又重现于世，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操纵政府，这对人民民主造成了威胁。学者们同时指出，如今的民主统治和全球市场已经颠覆了早年“镀金时代”适者生存的准则。
世贸中心被摧毁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美国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与日俱增，同时，这种依赖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2001年9月以来的股市暴跌使美国金融资产损失了万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政治依然保持着“待售”的状态。通过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比较可知，美国仍然是财富两极化现象最严重、不平等程度最深的国家。
2002年时的情况实际上与1999年和2000年没什么两样。美国所面临的窘境不能说是国家政治经济行为准则造成的后果，因为这些行为准则也曾经推动过美国的繁荣，只是在受到富人的猜疑之后才遭到限制。政治经济的转向通常发生在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的乐观年代，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机会的增加能够打消人们心理的不安。例如19世纪初，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土地从而导致了边境移民的出现。“顾客盈门”（doing a land office business）①成为19世纪30年代的流行语，这期间产生了数百万新的土地所有者。“新世界”的土地与工作机会的开放如同灯塔一般吸引着数百万的欧洲移民，他们从欧洲的港口登船来到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史蒂芬•吉拉德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两位，他们受惠于杰斐逊主义政策，建立了自己的财富帝国，后来跻身美国最富有的人之列。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象征着机遇。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二战”之后的25年中，在这期间，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所占国家份额达到了历史高峰。在大萧条年代留下深刻历史烙印的中产阶级对富人阶层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控制着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走向和公共政策。
以上两个历史时期都很好地说明了财富与机遇推动了民主的进程。不错，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很大部分的财富份额，但是美国富人所占国家财富的比例远远低于欧洲贵族拥有的财富所占的比例。
与“镀金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相比，20世纪最后20年又重新达到了政治腐败与权力滥用的顶峰。这一时期，美国的富人阶层经常越过“红线”操纵政治，而且此趋势已经延续到了新的世纪。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表明，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西方特权国家和不平等国家的典型。这也是恐怖主义选择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的原因之一，就如同1880~1920年间的欧洲的沙皇、国王和大公贵族们遭受攻击的原因一样。金融业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1886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经纪人投掷硫酸并开枪射击；1920年9月，恐怖主义者在J•P•摩根大厦前的华尔街上点燃了甘油炸药，导致了34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的悲惨后果。
在非同寻常的财富环境和民众的愤怒情绪面前，美国富人阶层的政治历史远不只我们所谈到的财富集中、不平等和奢侈消费这几方面。它还产生了更为复杂和棘手的负面影响，比如严重的政治腐败、因经济实力强大而滋生的傲慢、扭曲的美国税法，以及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等。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民主之路上，有很多学者与政治捐助者持有相同的观点。政府智囊机构、大学教授和出版社主编都纷纷表达了对当前形势的赞美之词，经济领域的精英、公司间的弱肉强食、达尔文式的竞争、自由演讲的政治捐助、自由放任的市场、全球化的投资政策和自由企业的发展等，都是他们赞美的对象。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些在观念上取得联盟的学者们也在削弱着社会安全和公司规范的根基。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中央银行家、贸易管理者和国际经济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早先都是由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者和立法人员来执行的。评论家们对这种日益严重的“民主赤字”现象发出了批评的声音。
前言(2)
这些社会倾向与美国财富和收入的集中密切相关，因为很多保守的政治领导者都曾经接受过各方面的资助。在1979~1989年，美国1%的富人阶层所掌握的财富占国家总财富的比例从22%上升为39%，增长了近一倍。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估计，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1%的富人阶层收获了近70%的国家财富增长份额。
1999年，《纽约时报》报道，排在前1/5的美国富有家庭内部也出现了财富分化，这些家庭总财富增长额的90%都流入到了最富有的1%的富翁口袋中。没有人会认为年薪9万美元的会计师和年薪12.5万美元的律师—占高收入人群5%~10%—能够与年收入高达15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和年收入超过4 000万美元的大企业CEO处于同一水平。在美国前5%的富人阶层中，很多家庭都意识到，在财富集中进一步加剧的年代里，他们的地位在逐渐下降，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也在持续减弱。
精明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们早就意识到，由于社会不公平而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必然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老布什总统当年的总统竞选事务负责人李•亚特华德在竞选后总结说：“想要在总统竞选中击败共和党，除非使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器。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划分清界限，然后形成类似‘新政’时期的政治联盟。庆幸的是，布什总统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杜卡基斯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
然而，“阶级斗争”一词用在美国并不准确，这只是保守主义者借用了卡尔•马克思的表达方式。在美国，保守派的财富政策也会得到中低收入者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一些信教选民，他们的文化心理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而“上层人士”如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们都是反对“大财富作恶者”的代表人物。当贪婪和投机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时，大多数的美国富人就会加入到政治改革的行列中来。因此说，以经济状况来简单地划分阶级是不可行的，这也是为什么进步主义者总把特权阶层、精英阶层和腐败现象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并不对财富本身进行攻击的原因。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针对财富统治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改革派共和党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著名的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另一位改革家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他同时也是一位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教育背景的百万富翁。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拉尔夫•纳德也是一位百万富翁，他将400万美元的巨款用在了投资上。
在美国，针对精英阶层做出的成功政治改革，很多次都是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富人发起的。“阶级斗争”被改革所取代，历史上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主要源自于国民对一些部门和阶层的普遍不满，因为在这些部门和阶层中形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
“镀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财富集中源于财富所有者的自信，而非愚钝。自由放任主义成为他们的借口和伪装，政府权力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所利用。随着财富集中的加剧，尤其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最高峰，富人阶层操控政治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公众有理由为此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在减少、人们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社区的意识和社会的福利在下降、私有部门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在减少，而且在金钱文化、现行工时和竞争性消费的影响下，人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显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在200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阶段，前参议员布拉德利指出：“19世纪末，当政治成为金钱俘虏的时候，人民饱受其苦，今天的情况越来越向这种趋势发展。在我们实现大国雄心的道路上，经济机会和经济安全没有被提升到它们应有的地位。其实有一对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关系的一方是对每个美国家庭来说机会的多少与安全的程度，另一方是保持我们民主安全与远离财富力量的程度。”
前言(3)
当我出版《贫富的政治》一书时，20世纪末的很多情况已经初露端倪。《贫富的政治》对20世纪80年代财富集中与政治倾向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且对1990年和1992年的几次选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这本书只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变化和里根政府的政策决策。19世纪末的新技术财富是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次财富增长。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发生了一连串更具影响力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一阵金融、通讯和技术旋风。
本书不是《贫富的政治》一书的升级版，本书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来阐述美国财富的政治经济史，展示美国金融投资的历史，讲述盎格鲁–萨克逊人对技术的狂热追求，在划分技术创新与经济不平等的分水岭基础上，将财富集中与政府、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腐败联系起来。《贫富的政治》只描述了美国财富发展短暂的10年，而本书则把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的财富排名都展现给了读者，财富排名的变化不仅与政治有关，而且与经济的兴衰和贫富差距的大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所叙述。
总的来说，20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尤其是20年代和80年代、90年代财富的巨幅增长并没有太多地惠及中产阶级。而进步主义时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执政期间对美国人的普惠年代，以及整个60年代都曾掩盖住了富人的光芒。财富集中与政治腐败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度被人们淡忘，然而70年代末两者又重新联系起来，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
本书介绍了美国跨越三个世纪之久的财富演变过程，着重描写了那些成为财富大亨的富翁，以及他们走上财富之路的经历、原因和影响。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美国富人的政治史。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豪门巨富史》距今已有一个世纪之久，历史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政治、政府以及财富过度对金融的影响等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已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