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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内容简介
《一个女人》作者简介
一个女人:（1）
一个女人:（2）
一个女人:（3）
一个女人:（4）
一个女人:（5）
一个女人:（6）
一个女人:（7）
一个女人:（8）
一个女人:（9）
一个女人:（10）
一个女人:（11）
一个女人:（12）
一个女人:（13）
一个女人:（14）
一个女人:（15）
一个女人:（16）
一个女人:（17）
一个女人:（1）
一个女人:（2）
一个女人:（3）
一个女人:（4）
一个女人:（5）
一个女人:（6）
一个女人:（7）
一个女人:（8）
一个女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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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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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14）
一个女人:（15）
一个女人:（16）
《一个女人》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由97个富有装饰风格的小章节组成的爱的罗曼史，每一个章节都用“有一个女人”作开头，接下来一句，要么是“她爱我”，要么是“她恨我”。小说展现了参差多态的女性和参差多态的男女爱情。爱的体验、两性斗争、激情的游戏，以及碎片般的自我意识等等，组成了永恒的两性关系。97个章节，尽管不能容纳世间所有的男女情爱，却已是极其丰富多样，极其变化多端，每一个章节，尽管都不长，却是直入奥义，将动态的情感固化成文字，化作一幅幅极富张力和戏剧性的情感浮雕。而每个章节所呈现出的那个“她”以及“爱情”，都包含故事性，极具生活气息，读来时感惊奇，又饶有趣味。《一个女人》作者学识之丰饶，想像之幽微，文笔之曼妙，让人叹服。
《一个女人》作者简介
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1950－），当代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被称为“匈牙利的乔伊斯”，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并获得多项欧洲文学大奖，如德国书业和平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4），匈牙利文学奖和桑多•马莱奖（2001）等。 艾斯特哈兹出生于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贵族家庭，1976年开始写作，已著书近30种，被译成20多种文字。主要作品有：《天堂的和谐》《修订版本》《心脏助动词》《匈牙利色情小读物》《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等。
一个女人:（1）
01有一个女人。她爱我。
一个女人:（2）
02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影子”，她这样叫我。比方说，她会这么问我：“你怎么在这儿?在找什么呢，影子?”下次她又会那么问：“中午吃圆白菜，影子，行不行?”还有的时候，她这样跟我开玩笑：“我把我的影子掏出来。”这说的肯定是我，是在指我，意思是说，想要看见我。开玩笑并不一定表示情绪就好，情绪好时，她有时会冲我兴奋地尖叫：“影子世界!”我知道这个也是在叫我。如果她的情绪不好了——比方说，她姐姐从吕贝克给她打电话来，或者觉得自己太胖，无论我怎样死去活来地向她表示我为她的身体发狂也徒劳无效——这时她会抱怨说，我像一棵树挡住了她的视线，让她看不见森林。我不会从她身边让开，无论怎么都不会。如果她张大嘴巴，啊——啊——啊，我也跟着张开嘴。如果她坐下，我就蹲在她旁边。如果她晕倒了，我赶紧去找嗅盐。她若闭上眼睛，我便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如果她扬起手，我也马上做体操。假若有一块干净的墙面能给孩子们模仿兔子、小狗和老鹰，这种时候我就是兔子、小狗和老鹰。我对她充满了情欲，无奈好事多磨，进展曲折；我们的关系阻碍重重。有的时候，我离她很近，有的时候却又很远，可无论远近都没有结果，我必须亲自围着她转，在她眼前，在她身下，在她背后。我们的关系也有潮涨潮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影子?”她突然扯着嗓子冲我喊，即使这样，只要她感觉到了我的欲望，只要她能够嗅出，就能变得平静下来，她并非将我的欲望当成欲望接受，恰恰相反，她将其扑灭，纳入私囊。有的时候，她不能跟我有话直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政治上的、单位的、交通上的或家庭的。她父亲不喜欢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影子游戏”、“影子拳击”，说我本身就是个影子，怪我让他女儿的生活“阴影笼罩”，等等。这真不公平，“老不死的蠢货!”要不是因为他有一副和蔼的面孔，要不是因为他是位老成持重、颇有魅力的灰发男人，我真想破口大骂!）这种时候，她的声音由于掩饰而变得生硬，跟我说话时的态度阴沉冷漠，我的心紧缩成一团。我怕极了会失去她，只要她不离开我，让我做什么都行。“这话当真?那么你会给我送花儿吗，影子?不，我知道这不可能，你不是那种人，你不会送花儿给我的。让你送花儿，你宁愿折断自己的手……”她得意洋洋地点头说道。我稍微沉思了片刻，这样回答：“你说得不错，你说得很对，亲爱的，但是折断之后我会用打着石膏的手送花儿给你。我会把花束紧贴着肚子，这样给你送来，而且我只会送你大朵的、傻大傻大的花儿，例如驼峰花，以防花儿从石膏和肚子中间掉出去，比方说剑兰，我主要会送这样的花儿。我会抱着花束招摇过市，花卉产量将直线上升。”“真的吗，影子，你真要送我剑兰吗?!那可是我惟一喜欢的花儿啊。”一听到剑兰，她开始变得犹豫不决，并且燎起了欲火。她站在墙前，仿佛是被宣判了死刑，墙从背后将她照亮，她脚步缓慢、毅然决然地向我走近，然后停下脚步。我站在原地，没有后退。她揉搓我。一切仿佛都涂上了一层石灰或白膏（一种起保温作用的灰泥），煞白煞白的，像小丑的脸。我喘息，颤抖，几乎不能动弹。现在，我心中暗想，她仿佛一队行刑队队员，男男女女混成一列，他们的枪管里是否已经子弹上膛?她的那些脸孔是不是也涂了一层石灰或白膏，煞白煞白的，像小丑的脸?
一个女人:（3）
03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想要我。一刻不停地打电话。留言。她甚至买了一部留言机。她在那上边也留言。她有太多忙不完的事，总是从不同的地方挂电话给我。“我现在不方便说太多。”她在话筒里悄声耳语。这个她会在下一次电话里解释。（可能有多种原因。）如果我们见面，她会阐释以前的电话。浴室、座机、对方付费电话都在瑟瑟发抖，她怀着狡黠的快意嘎嘎大笑。
一个女人:（4）
04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打电话给我，叫我的名字；当她提我的名字时，让人感觉像在念魔咒。这样一连过了好几个月。我根本不清楚她什么时候睡觉。共用号码的分机让人心烦得忍无可忍，但是之所以没人举报，因为那时候可以偷听“我们的谈话”。在这段时间里，雪融化了，泥泞的地晒干了，树发芽了，不是种在暖房里的青椒也可以买到了，尽管还只能单个儿地买，潮湿的肢体部分、身体上的孔穴又开始长癣，国家议会通过了第二道犹太人管理法（1939年5月3日），土耳其军队也已被年轻的路德维希•威廉［1］赶出了边境。十秒钟内，她竟能十二次叫我的名字，当然，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她也并非始终如一，因为她隔段时间需要喝一口温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在话筒里讲过话，我有点怕她，怕她会一命呜呼。也说不准，是电话串线。［1］ 路德维希•威廉（Ludwig wilhelm von Baden，1655—1707），1677年至1707年任神圣罗马帝国巴登—巴登边区伯爵，1686年将土耳其军队赶出了匈牙利。
一个女人:（5）
05有一个女人。她爱我。她总是跟过去较量，这里所说的过去既是指个体的和集体的，也指自己的和国家的。她总是不能接受现实。比如说，她死活不能接受在维拉古什签订的投降条约。假若丹宾斯基的才干能再多一点点……或者，为什么科苏特不喜欢葛尔盖伊?［1］“您知道我的屁股以前多棒吗?不，您肯定不知道。喔，您别想到母马的屁股上去，也别想什么典型的巴洛克螺旋曲线，不要去想那些东西。我让您想，想一些有品位的平常小事……您看到的仅仅是目前的样子。1853年2月18日，小裁缝利贝尼•亚诺什行刺皇帝未遂。您只看到这个，看到怎么坐下，怎么起来，我是指我的屁股怎么起来。”她喜欢接吻（请看科苏特—葛尔盖伊），她会感到无限快乐，嘻嘻地笑，嘎嘎地笑，哈哈地笑——这些都是接吻的种类。“这个游戏真不赖!”她一边咯咯地笑，一边将舌头伸到我嘴里，“哦，好，别停。”她的舌头变硬了，好像在敲击我的口腔内壁，在黑暗中迅速抖动，在我的黑暗之中。“您简直是接吻的帕格尼尼。”我讨好她说。她让我闭嘴!干活!我们的吻铺天盖地，脖子上，晒黑了的脸上，面颊上，鼻子上，眼窝里，眼神里，颞颥上，头顶上，然后移到大腿上，动作很轻，刚一触到，立即移开，还有肋骨上，骨头上……在马伊特尼大平原上，喃喃悄语。［1］ 1848年3月，匈牙利人在新兴资产阶级革命家科苏特的带领下，发起了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自由革命斗争，并得到波兰将军贝姆领导的志愿兵团的支持。1849年秋季，奥地利军队在沙俄军队的协助下镇压了革命。波兰军团新任指挥官丹宾斯基不战自降，8月13日，匈军总司令葛尔盖伊在维拉古什村（现罗马尼亚境内）签字投降。
一个女人:（6）
06有一个女人。她恨我。她有口臭。从她嘴里发出各种不同的气味。这些气味主要分为两组，可以这样讲：吃过饭的和没吃过饭的。前一种可以跟快乐归到一类，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菜花汤，圆白菜类，随后是辛香类：洋葱，大蒜。不过，比方说，在吃蔬菜沙拉时喜欢点缀一点大葱味。假若只谈女人或者牙刷的话，她有时也用爽口液遮掩。如果她不吃饭，问题就会变得严重，不要说昨天或黄昏谁吃了什么，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不存在时间，不存在因果，也不存在逻辑，不存在历史，不存在记忆（而且连道德都不存在），也不存在社会，更不要提国家、祖国和民族了，但是存在一个个体（我了解她，所以才会这么说），从她身上辐射着没有个性的个性，不冷不热，带着腐烂的臭味。不，不是臭味，比臭味轻些，正因如此更令人惊讶。稍微有点儿不好闻的气味。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气味很少；假如我不想不惜一切代价地跟她接吻的话，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假如我与生俱来、无法扑灭的欲望不想扑到她唇边的话，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从那两唇的缝隙、从那个伤口、从那咧开的羞耻里产生的东西。整个女人就像一缕微风在胶水厂上空吹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温柔多情。假如我将蜻蜓点水式的亲吻迅速覆盖在她的脸上，我吻她的眼睛、她的眼皮、她的眼窝、她的鼻子、她的耳朵、她的面颊、她的颞颥，当然，毫无疑问还要吻她的唇、她的嘴，这是最为恐怖的事，我仿佛攀上一座险峻的山脊，恶心得眩晕。越是险峻，我越变得麻木、残暴，甚至像野兽一样突然发起攻击，险些把她的嘴啃下来，我们像在饕餮暴餐，下颌嚼得铿锵作响，舌头吱咂地搅在一起，带着血腥的味道，我用不着再多想那家正被廉价私有化的胶水厂。所以，我一旦在适合接吻的场所看到她（不过如今很少有什么地方会由于个人或群体、德行或虔诚的原因禁止接吻），便会冲她撒腿狂奔，就像动画片里的角色，脚抬得比脖子还要高，就这样!我们扑进彼此的怀抱，两个人哐的一声撞到一起，毫不迟疑，因为我知道，我们撞到一起的时候，那溃烂的口腔也将我征服，腐坏变质，发臭变酸，空气腐臭得令人作呕，以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开始打嗝恶心，鼻涕眼泪一起流——如果说交媾的话，这个该算交媾了。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所以才恨我。这是一种安全的感觉。的确，她误会了我，她以为我是出于巨大的慈悲才这样做，所以才恨我。其实是她误解了，我确实乐意这样做，我一旦闭上眼睛，就只会看到她，我一旦睁开眼睛，就会使尽浑身的解数，为了能够看到她。假如有朝一日她醒悟过来，她也将会爱上我。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看到她。
一个女人:（7）
07有一个女人。她爱我。我认为她是芬兰人。起初我们也相互这样说，我们是亲戚。“您也是芬兰—乌戈尔人?”我们试图在对方身上发现民族的特性。遗憾的是我不了解，尤其对芬兰历史没有深入的了解（他们最重要的矿产资源有：铬，钛，钴，矾，铜，锌，镍），一般来说我对他们的印象是“北方人”，通常在那一带地区搜找关联。我试图把她放到某个环境当中，归入某个民族，但是这个努力不大见效，因为事实上，我的身体就是她的环境。她的家乡并不是她的家乡，而是我的身体。因此，假如我偷偷地观察她，闪现在我眼前的并不是芬兰的湖光山色，并不是与湖泊相连的瀑布，以及水资源丰富的江河，我看到的却是我自己，而且总是我自己，有时看到的是我还算得上健壮的大腿，有时是我富于弹性的臀部肌肉，要不就是我湿润的嘴唇和手指头。在几年漫长的时间里，她一直否认她对我的感觉与我对她的感觉如出一辙。后来，她在一次粗暴的争吵里说走了嘴：“我看你的时候，看到的只是我的阴道!”她大声吼叫，“我在我的阴道里看到你!”我不喜欢她这么讲话，我不喜欢她不动脑子地扯到我们的身体，她则不能忍受我的沉默。“现在你怎么不说说自己的阳物!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现在你又不想说我的屁股了!其实这又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有区别，但我不说，我又能说什么呢?事实是，她与身体的关系——她与我的身体和她的身体的关系——和我一样，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对匈牙利的事情了如指掌。她对维兹凯尼战役有着独到的看法（“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她引用“德拉斐•亚诺什风格”的措辞（德拉斐在莫哈奇战役里解下了靴子上的踢马刺，骑着战马高举国旗冲向死亡），她熟悉关于迪阿克的传说和纳吉•伊姆莱的1953年改革，她知道在所谓的“小作家案”和“大作家案”里都有谁被判了刑，她还熟知匈牙利民主论坛内部不同宗派之间的异同。［1］我们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粗鲁，我并不想否认，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动起手来。我主要抓她的胳膊，偶尔也掐她的脖子，即便说我想掐死她也不算过分；她主要是摔东西，不仅摔书和塑料烟灰缸，而且还从墙上拽下画框，或者毫无新意地摔花瓶，更让人吃惊的是，她居然会摔绞肉机，偶尔还从已经布置好了的餐桌上抄起餐具朝我扔来，假若我们正在炸肉排，刀子也会凌空横飞，这种时候，即便说她想刺杀我也不过分。我想，我们的争吵与我们之间的芬兰—乌戈尔血缘没什么关系。或者还真有?莫非由于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酿造的恐怖?我们一起流浪，一起打猎，一起牧羊，并向同一位上帝祷告。或是由于我们的熟悉导致的残暴?看哪，她对我的沉默都如此了解!要是她做梦也能梦见我就好了……或者我梦见她……这种亲近到底有什么用?这种可怜的把戏又能怎样?“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突然冲着我大声叫嚷，“也许我要是上帝就好了，那样对你我来说都会好些!我知道你在这么想。但你别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没错儿，你并没有你自己想像的那么聪明。因为我也这么想你，也许你要是上帝就好了，对你我来说都会好些……”这发生在那场该死的维兹凯尼战役之后，我们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无论谈话，还是缄默，都只能毫无进展地原地打转。我在书里曾经读过：有时没必要在爱与恨之间寻找差别。我很反感类似的箴言，但是事实却又如此：有一种情绪在我们体内酝酿，可我们无法预知将在何时爆发。我们既不能影响什么，也不能希望什么。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以另外一种感觉做爱：更加频繁，更加绝望。有一次我把我俩的事情告诉了父亲，或者说我向他询问：北方的女人是什么样?父亲苦笑着耸了耸肩：“我怎么会知道。”但还是把我叫进他的房间，那间屋我已经好久没进去过了。父亲一言不发地让我看一幅画，这幅画我小的时候看过许多遍，不过那是在另一套公寓里，在另一间阴暗（更准确地说是朦胧）的房间里。这是一幅笨拙的巨幅油画，装嵌在一个19世纪装饰复杂、式样庄重、结实自信的画框里，画上描绘的是在海边鱼市上的卖鱼老妪，天上刮着风，泻下古怪的光线，既不阴暗，也不明亮，也不朦胧。阴暗，明亮，朦胧，灿烂，灿烂的阴暗，明亮的隐约，永恒的黄昏的薄明。我看着画，父亲看着我。老妪穿着木鞋站在那里，表情开心，在专注地扔鱼。看上去颇像我的芬兰女人。她们的胯部带着某种难以描述的力量且敏捷自如地摆动，有一股厚重的生气，她们同时既是女孩又是女人，既是驮货的骡子又是北方的仙子，无论从劳动还是身体上讲，她们都是很棒的凡俗女人。我从父亲那里离开，继续在想像中将我的芬兰女人放置到那幅油画里，我把她归到那类女人之列，那幅画里描绘的景色变成了她的环境，那些健壮结实的渔妇们。假若我再看她，我看到的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我的大腿、臀肌或屁股蛋，也不再是我湿润的嘴?和手指头，我不会再动那样的念头：她要是上帝就好了，对我俩来说都会好些……我不用把话说出来，而是像两个亲戚那样地开玩笑，互相询问：“您是芬兰—乌戈尔人吗?”［1］ 简单地说，这位女士熟悉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匈牙利动荡史。1652年的维兹凯尼战役，匈牙利国王军与入侵的土耳其军交战，匈军惨败。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匈牙利国王卡洛伊四世率领的军队同样被土耳其军队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