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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1）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2）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3）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4）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5）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6）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7）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8）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9）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10）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11）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12）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13）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14）
高饶事件始末（1）
高饶事件始末（2）
高饶事件始末（3）
高饶事件始末（4）
高饶事件始末（5）
高饶事件始末（6）
高饶事件始末（7）
高饶事件始末（8）
高饶事件始末（9）
高饶事件始末（10）
高饶事件始末（11）
高饶事件始末（12）
高饶事件始末（13）
高饶事件始末（14）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2）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3）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4）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5）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6）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7）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8）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9）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0）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1）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2）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3）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4）
“大跃进”运动及其历史教训（15）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1）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2）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3）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4）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5）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6）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7）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8）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9）
“文?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10）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11）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1）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刘晶芳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王明是一个重要人物。翻开任何一本党史书，几乎没有不提到他的，长期以来他都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史说成是路线斗争史的年代，王明更成了一个一点好事也没干的十恶不赦的罪人。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史界力求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包括王明的历史功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党史著作和文学、影视作品中看到的王明，仍大都是作为反面人物表现的。实际上，中共党史上的王明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一生坚信马列，但相当多时候却背离了马列；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却曾极大地损害过革命；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晚年却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由于王明在党史上的地位和其对中国革命的各种影响，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对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十分有益。
一、作为革命者的王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都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革命是王明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色。无论是在身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执掌中共领导大权和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辉煌年代，还是在成为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和受疾病折磨的困境之中，他对革命的信念应该说是坚定的。作为一个革命者，王明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积极参加大革命
王明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参加革命的。他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与其成长的环境有直接关系。
1904年，王明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文革”中编的《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都说“王明家庭出身地主”，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文革”后出版的书刊中也有“破落小地主”、“富裕农民”、“小商人”等几种说法。1991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王明传》的作者曹仲彬、戴茂林，通过到王明家乡实地调查，弄清楚他家地无一分，所谓出身地主纯属杜撰，其他几种说法也与事实不符，王明家的成分应是贫民。他的父亲在革命前是店员，因收入不多，家庭人口多，生活比较困苦，经常需要借债度日。童年少年时代的贫困生活经历，是他容易接受革命思想，成为革命者的重要原因。
王明1924年夏考取武汉商科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在1924年10月写的一首诗中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诗的题目叫“喜闻道”：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列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2）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积极参加驱逐反动校长的革新运动，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在斗争中崭露头角，成为当时的武昌学生领袖之一。1925年夏，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而且带动全家都参加革命。其父陈聘之参加了1929年党领导的金寨立夏节起义，并曾担任县区一级经济贸易工作负责人，为红色政权的建设作出了贡献。陈聘之曾几次被国民党逮捕，关进监狱两年。王明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参加了革命，其中小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王明的亲属中有五位烈士：两个舅舅被反动派抓去杀害，小妹夫一家三兄弟都在长征中为革命牺牲了。正因为既有国恨又有家仇，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共戴天，王明革命是坚决的，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基本政治立场上从未动摇过。
（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中有大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和革命遭到大失败。党史上流行的说法是，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30万红军只剩下3万，30万党员也只剩3万；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块。王明作为葬送革命的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罪莫大焉。对这样的革命罪人，人们恨之犹恐不及，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还做过些什么好事，甚至明知他做的是好事也刻意不讲。如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只讲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贡献，却对瓦窑堡会议实现策略转变依据的是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只字不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实事求是研究党史，开始注意到王明思想的变化，肯定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酝酿和形成中的历史作用，但肯定得还不够。客观地说，王明在党的策略转变中是立了大功的。因为党的策略转变从1933年1月开始到1935年12月，历时3年。整个看这期间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可以看到几乎每一重要进展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王明能在这个问题上先知先觉，和他所在的环境有关。当时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实行由阶级对阶级的策略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王明非常了解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因此他能先于国内的领导同志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来。这一时期，他起草和向国内发回不少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文件。其中重要的有：1933年1月17日制定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这是党在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战火烧向华北的民族危机之际发出的策略转变的第一个文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王明是中共领导层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恐怕是事实。还有一个是1933年1月26日发出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指示信。这封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实际是王明起草的，对东北党组织实现策略转变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个是1933年10月王（明）康（生）指示信，阐述了组织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运用统一战线的具体步骤，把统一战线的对象扩大到愿意抗日的除国民党外的党派、团体、中间势力及上层人物。随指示信发来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引起了轰动效应。这些文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东西，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对国内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重要指导意义。此外，1936年6月3日，王明和康生发出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3）
在王明主持起草的统一战线文件中，最著名的是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八一宣言》抓住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强调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符合实际的。
在对《八一宣言》这个历史文献的评价上，过去因为主持起草的人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而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史研究中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往往只讲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依据的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只字不提，甚至因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统战工作中犯了右倾错误，而认为《八一宣言》就是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开始注意到王明思想的变化，对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酝酿和形成中的作用由有限的肯定到比较肯定，但仍然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评价《八一宣言》，不应以其出自何人之手为评判标准，而应用实践来检验，看它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党的策略转变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们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就应当说《八一宣言》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非常正确的。虽然由于王明长期生活在国外，《八一宣言》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各阶级和党派政治态度的变化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以影响它的价值。《八一宣言》是1935年10月1日发表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的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到年底已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广泛流传。到1936年春，就连一些最边远的地方如海南岛也看到了这个《八一宣言》。除中国国内，它也在海外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所以说，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关键时刻，《八一宣言》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转变发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八一宣言》推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1935年华北事变后，华北沦亡危在旦夕。北平爱国学生痛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渴望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北平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党与学生运动的联系相当薄弱。正在这时，《八一宣言》传入北平。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宋黎回忆，东北大学“有的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法文图书馆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回校后，在同学中广为传播……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建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深入人心。它不仅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也从‘宣言’中找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蒋南翔回忆，“1935年暑假此处回忆时间有误。《八一宣言》是1935年10月1日刊登在巴黎《救国报》上，北平学生暑假期间不可能看到。中，我们得到一份‘八一宣言’，直接了解党中央的精神，姚依林还拿到燕大去张贴。”《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8页。“一夜之间，清华、燕京许多教授家里以及学生宿舍的门缝里和洗脸室的面盆里，都被塞进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同上书，第162页。学生们读到宣言就“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能寐”。北平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同上书，第215～216页。。1935年12月9日，在《八一宣言》精神指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4）
其次，《八一宣言》推动了白区左翼文化运动的策略转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恶果是在造成了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同时，也给白区斗争带来了大劫难，暴露了的党组织不断被敌人破坏。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一年间，中共上海中央局就遭到六次大破坏。到1935年秋，上海中央局和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已不存在。在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下，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也陷入了困境，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左联领导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共产国际，希望从那里得到指导。正在这时，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左联负责人先后从不同渠道看到了这些文件，最先看到文件的是夏衍。大约在1935年10月下旬，他从史沫特莱处得到刊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报》，接着又在南京路的一家外文书店里买到9月份的登载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的《国际通讯》，从中了解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新策略。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扬也从夫人苏灵扬在租界德国人办的时代精神书店买回的共产国际刊物《国际通讯》上，看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他们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无法形容，这些文件就像一盏明灯使他们一下子看清了前进的方向。夏衍回忆说：“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93～294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白区左翼文化运动冲破了关门主义束缚，解散了左联，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文艺和文化组织，以新的面貌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
更重要的是，《八一宣言》对党中央的策略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八一宣言》公布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无法获悉它的内容。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面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正在这时，1935年11月中旬，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于同年11月28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加以贯彻。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听取了张浩的传达报告，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后，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科学地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导致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着重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进一步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现了全党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可以说，没有《八一宣言》，就没有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政治路线的转变，就不能很快实现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王明历史功过再评说（5）
综上所述，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实践中效果也是好的。虽然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右的错误，但党中央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全盘否定他。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但并没有否定他在统一战线形成中的贡献。毛泽东在发言中还肯定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但对这期间王明主持起草的几个有关统一战线的文件则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些也都是正确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3页。。
（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左”的危害已在根据地建设中凸显出来，党内一些领导人如张闻天、刘少奇、毛泽东、陈云等不同程度地认识到